资本形成、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中国的转轨特征
张 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海，200433）
1 引言
众所周知，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是在没有完整的改革方案的背景下发生的，这本身就构成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因为在西方世界形成的正统的“转型教义”里，增长是彻底的私有化和自由化的产物。不过，虽然正统的转轨政策强调“一步到位”的改革计划，但俄罗斯和东欧的转轨经验已经说明，它们的转型经济在这种方案下所经历的却是长时间的衰退而不是增长。正因为如此，早期对经济转轨的研究多集中于转轨的比较学。这类的文献试图说明的更多的还是中国的转轨政策为什么避免了象俄罗斯和东欧那样的经济衰退。在这些比较研究中，中国经济转轨的“增量”特征对于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的意义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例如，盛洪主编，1995）。但是，由于这个所谓的“增量”主要表现在新兴工业化部门（特别是农村乡镇村企业）的迅速扩张，因此，对于中国的渐进主义的转轨政策究竟以什么可辨认的方式以及在多大的程度上解释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在经济学家内部便存在着解释上的分歧。这个分歧基本上是，乡镇企业部门的扩张在中国究竟应该理解为一种典型的经济发展过程还是应该解释为一种制度创新的努力？[1]
毫无疑问，中国在20世纪70年来后期所实行的以鼓励新兴部门横向进入（所谓“计划外的”自由化）为特征的改革计划对改革后的经济增长具有头等重要的含义。不过，我们认为，理解上述分歧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在改革后的持续经济增长是否已经显示出显著的“工业化”特征？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显然不应该再象很多研究那样仅仅考察乡镇企业部门，相反，我们需要研究经济的增长学本身。因为在增长经济学的框架里，增长过程中是不是表现出“资本深化”的趋势将是反映“工业化”特征的重要信息。
在本文，我们构造和依赖的基本理论是，对于一个以重化工业的过度发展为特征的计划经济而言，“增量改革”或鼓励新兴工业部门的横向进入所导致的直接结果是改善资源在部门间的配置效率。因此，在逻辑上，中国在改革后的高速增长似乎就应该主要由资源在部门间的再配置所产生的静态收益增量来解释。可是，根据一般均衡的原理可以推知，静态配置效率的改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趋于下降。例如，农产品计划价格的自由化在其初期虽然将大大提高产出水平，但是随着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的“并轨”，产出的增长将递减[2]。以此而论，资源从低收益率部门向高收益率部门的转移所推动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就可能是“一次性的”。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缺乏持续的和动态的改进机制（通常可以由“动态效率”的度量指标TFP的估计来检验），那么，资本的迅速而持续的积累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的源泉，而这个过程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工业化”。当然，我们知道，正如东亚的增长模式所表明的那样，依赖持续的“工业化”的增长方式不是可以长期维持下去的（Young, 1994）。
[1] 例如，威兹曼和许成钢(Weitzman and Xu, 1996)就典型地在制度创新的意义上来解释乡镇企业的扩张。
[2] 感谢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经济系的哈勒根(W. Hallagan)博士在与我讨论时提到的这个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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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在先前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写成的。对于那些研究所获得的资助，作者表示感谢。文章的初稿曾经得到许多同行的评论和修改建议，并于最近在浙江大学的“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的国际会议上宣读。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施少华、章元和郭为在本研究的初期和后期担当了助理，作者一并表示谢意。但文章中存在的错误和缺陷由本文作者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