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主持召开平台企业座谈会，听取对更好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意见建议。图源：新华社
7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数据。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59303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5%，比一季度加快1.0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形容，上半年5.5%的经济增速是含金量比较高的速度。不过，近一段时间以来，民间投资持续处于低位，上半年同比下降0.2%。
7月19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发布，回应了民企的核心关切，并部署了一系列重要任务。
长期以来，民营经济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税收上，2012年至2021年，民企占比从48%提升至59.6%。在就业上，2012年至2022年，规上私营工业企业吸纳就业占比从32.1%提高至48.3%。在数量上，2012年至2022年，民企数量占比从79.4%增长到93.3%。在外贸上，民企从2019年起成为第一大外贸主体，2022年占比达50.9%。
当下民营企业最需要的是什么，它们有哪些核心关切？民间投资持续低迷的原因是什么？民营企业的发展对接下来中国经济的复苏意味着什么？
围绕上述问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在与观察者网的对话中分享了他的看法。
以下是核心观点
①经济复苏道路缓慢曲折，说明三年疫情给经济造成的伤害不轻，需要较长的修复时间。眼下，除了要给民营经济吃定心丸之外，发挥包括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在内的公共部门的稳定器作用更为迫切。政府要把稳经济的短期政策思路调整到这个方向上来。
②相对于整体经济而言，民营企业信心的修复会相对滞后。眼下最重要的是稳住经济，经济增速稳住了，需求恢复到接近疫情前的水平，民营企业就会逐步重树经济发展的信心，焕发活力。
③民营企业家更关注长期，关注未来投资的期望回报。因此，民营经济有没有信心，反映的是他们对长期发展的预期。所以，定心丸要确保长期有效。
01. 7月19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发布。在这之前，我注意到，7月以来，李强总理和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工信部等多个中央部委“一把手”密集主持召开企业座谈会、圆桌会等，受邀企业当中很多都是民营企业。您觉得这是在释放一种怎样的信号？
张军：现在的整体气氛对于中国经济的短期表现确实不是很有利：一方面，上半年中国经济的复苏势头比预期的要弱一些；另一方面，海外舆论对我们经济唱空的声音较多。无论是新闻报道，还是经济学家的访谈，似乎都更关注于中国经济当前困难的一面和存在的各种挑战，甚至连辜朝明先生很多年前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说”也再次被热炒起来，把当下中国经济的情况和90年代以来的日本经济进行类比。
在这种情况下，从总理到多个部委“一把手”亲自出面和企业对话，一方面可以看作是官方主动消除市场噪音的动作，对冲舆论上的消极气氛，给市场注入正面信息。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央高层对当前的经济形势高度关注，正积极谋划一些措施来稳经济。
事实上，短期的政策调整上个月已经开始了。比如说，央行已经开始调整货币政策，6月13日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下降10个基点，6月15日，1年期中期借贷便利（MLF）下调了10个基点。发改委6月16日的记者会上也提到，要抓紧制定出台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政策，特别是增加低收入者收入，积极探索促进居民增收的有效路径。最近发改委还表示，围绕稳定大宗消费、促进汽车消费和电子产品消费、拓展农村消费、优化消费环境等方面，出台一批务实管用的政策举措并推动尽快落地见效。
毫无疑问，这几个月来，稳经济、稳预期已经被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当下，国内的经济学界针对怎样稳经济也进行了很多讨论，论坛会议十分密集，其中不乏争论。有人强调我们没有什么选择，还是应该回到老办法上，继续发挥基建投资在稳增长中的作用；有人认为还是要发挥房地产作为经济“稳定器”的作用，换句话说，就是要放开房地产市场；有人则提出要促进家庭消费的增长，大规模地发放补贴或现金。
有一点是没有争议的，就是当前的总支出水平在收缩。政治局会议也强调，恢复和扩大总需求是当前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关键所在。因此，扩大需求或支出水平，尤其是扩内需就成了当前最重要的工作之一，问题是，我们应该选择用什么办法，可能性和可行性怎么样，今天我们能否重复2009-2011那三年的政策？这些问题比较复杂，不容易给出一个一致的意见。
▲2023年2月20日，山东枣庄，在民营科技园一家设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内，技术工人在生产新能源汽车充电设备。图源：IC photo
02. 就像您提到的，当下中国经济的复苏速度比较慢，或者说低于预期。您认为，短期内我们的经济复苏应该更多地依靠什么？
张军：我先说我的一个观察。前面你也提到，7月以来，李强总理和国家有关部委“一把手”密集主持召开企业座谈会、圆桌会等，而且我也注意到受邀企业当中很多都是民营企业。这些动作当然是需要的，但我们要知道，当前稳经济的重点恐怕还不在这儿。要民营经济活起来，肯定是我们长期的目标，但现在要解决的宏观问题是稳住总需求。
我们要明白，在当下，提升和恢复整个经济的支出水平，抓手还是公共部门。而且在中国，我们的公共部门更大，不仅有各级政府，还有国有企业。所以，在考虑稳经济的宏观政策时，注意力和思路应该聚焦到这个方向上来。
当前，发挥财政政策和政府公共支出作为稳定器的重要角色不用再多说，讨论也很多。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在当前稳经济中如何发挥重要的作用，应该成为中央政府考虑的重点。
一方面，作为公共部门，国有企业本身担负着实现国家目标和承诺的功能和责任。另一方面，大量的资源掌握在国有企业手中，所以在当下稳经济的关键期，我认为应该把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的作用发挥好，让它能够在稳经济当中起到难以替代的稳定器的作用。
其实，在去年疫情严重冲击之下，为防止经济骤然下滑，各地也主要发挥了国企和国资的稳定器作用，不然经济的下滑会更严重。很多地方借助于国企和国资减免房租、降低费用等方式帮助中小企业纾困，另外，在物流、煤炭和电力等方面供给非常吃紧的情况下，靠国企来保供稳价。
当下，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有能力也有可能为吸纳更多的年轻人就业做出贡献。大型国有企业，特别是那些在基础性和战略性领域的央企，应该为稳经济释放出更多的投资需求和采购能力，也可以在畅通供应链和供应链金融上为经济复苏做出更大贡献。甚至我认为，国有企业能在这个时候让渡一些资源和市场机会给民营企业，也是一举两得的事。国有企业和国资掌握了更多的战略资源和实物资产，有能力发挥稳定器的作用，重要的是，政府要立足这个来考虑当前稳经济的一揽子政策。
我也注意到，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也出台不少政策促使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为稳住当地经济做更大的付出。
相反，民企的属性决定了它们更加关注长期投资的期望回报。通俗来讲，就是今天是否要投一个项目，是要对这笔投资未来能不能有可观的回报有比较确定的预期之后才能决策。可以说，民营企业家更加关注的不是当下的政策怎么样，而是政策的持续性。他们特别关心，一个投资项目投了下去，将来的政策是否会从鼓励变成限制或禁止。
因此，我认为，在中国谈民营经济问题，始终是在谈一个中长期的话题，我不觉得民营企业在宏观上能发挥稳定器的作用。
03. 近年来经常有人讨论“国进民退”，比如说，每当有国资入主民营公司时，民营经济不够快时，都会出现类似的担忧。如果像您说的，短期内政策的注意力聚焦到国有经济，会不会掀起“国进民退”的讨论或质疑？
张军：这个问题我觉得需要辩证地看待。从中长期看，“国进民退”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会是弊大于利的。但是，短期内我们当务之急是要防止经济过分下滑，中长期的问题这时候是第二位的。
例如，当年的4万亿政府投资支出计划为稳需求、防止经济收缩发挥了重要作用，没有这个，情况也许更糟，也难以有后来几年的经济繁荣。我倒觉得，那个计划应看成在当时条件下做出的次优选择。因为那个计划也主要是国家动用公共部门，加大财政支出的力度，依靠国有部门加大了资本支出。后来有人指责说，该计划导致了“国进民退”的结果。可是反过来，如果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那4万亿的大规模支出，可能经济后来也不会恢复得那么好。
但是很多政策应当有始有终，随着经济回到正常状态，短期的政策不应长期化，应当及时地进行调整。有时候由于我们的政策没能及时地调整、适时地退出，持续时间过长，导致出现大家不希望看到的结果。
我认为当下也是这样的。出台稳增长的政策不见得必然导致“国进民退”的现象。前面我提到，国企国资发挥稳定器的作用并不都需要国进，也需要国退。当然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稳住需求，经济趋稳之后，需要把短期的总量政策进行及时调整，一些短期适用但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政策需要退出，把更多空间让渡给市场主体，尤其是民营企业，也就是要及时推进市场导向的结构性改革，扩大资源分配中的市场主体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2023年4月1日，广东深圳，国企招聘展台前，前来应聘的毕业生。图源：IC photo
04. 我注意到，近一段时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一直处于低位，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民间投资同比下降0.2%。您认为民间投资持续低迷的原因是什么？
张军：民企是典型的高度市场化的主体，民间投资持续回落的原因，简单来说是对经济变差的一种反应。经济变差，民企的预期就会向下调整，对未来的经济发展就不那么乐观，这反过来又影响了经济的状况。
不过，回头看，民营企业当下过于谨慎的决策和过于保守的资本支出，恐怕主要还是因为过去疫情三年受到了伤害。由于经历了政策的剧烈调整，民企对于政策未来的走向表现得非常不确定，有些担忧。过去这些年，尤其是疫情三年，一些政策过于频繁地发生方向性改变确实给它们造成了较大影响，这种印记造成民企对未来政策是否还会发生变化心里没底。
就像我刚刚说的，民企更加关注长远的目标，如果我们的政策短期内过于频繁地调整，难以保持一定时期内的一致性，会给民间投资造成很大的干扰。
图源：国家统计局
05. 您认为怎么做才能给民企更多的信心，改善它们的预期，从而改变当下民间投资低迷的情况？
张军：我刚才说了，短期来说，我觉得当务之急不是要依靠民营企业来稳住经济，而主要还是依靠扩大公共部门的支出来承担稳定器的角色，特别是我们庞大的国有企业部门应该首先担负起这个责任。等经济稳住了，恢复到基本正常运行的状态，民营企业就会逐步重树对经济发展的信心，慢慢地活跃起来。
在这之后，我们一定要从过去吸取教训，确保经济政策在时间上的连续性、稳定性，坚守好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和经济改革的目标，避免在这个过程当中折腾来折腾去，管理当局一定要重视预期并学会管理预期。
另外，作为市场主体，民营企业一定希望看到中国经济越来越市场化，因为市场化的经济会让民营企业感到所处的环境是事先可知的，可预测的，这对于已经有成的企业家来说至关重要。而政府就是要保护市场经济在获取资源和竞争中的公平，不能在所有制上出现歧视。
这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我认为，消除所有制歧视最重要的就是，要让我们的经济主体剥离掉身份的外衣。不管是国有的，集体的，还是私人的，最后是竞争力说了算，与身份无关。不同所有制的经济部门，发挥的功能可以不同，但如果要在同一个功能上竞争，就要消除身份的歧视，比如去银行贷款，去政府拿地，去工商税务办事，都无关身份。我们的改革应该在这方面实现突破。
06. 所以您的观点是，政府当下政策的着力点应该借助国有部门发力。您有什么政策建议吗？
张军：刚才我已经讲了一些了，可以再补充两点。首先，关于财政政策，现在讨论比较多的是是否应该通过债务置换解决地方债风险。其中有很多反对的声音，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就表示，通过债务置换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会引发道德风险，导致地方债务规模越来越大，要守住中央“坚决不救”的底线。我认为，正常情况下确实应当坚持中央“坚决不救”的原则，但考虑到当前的经济情况，“坚决不救”不是最优的政策，中央政府应该更加积极地采取措施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缓解地方政府的支出约束。
第二，我们有三家政策性银行，包括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在稳经济的特殊时期，这三家银行应该可以发挥更大作用。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有很大区别，需要服务于国家的政策目标，盈利目标居次要地位。另外，政策性银行的贷款期限会非常长，一般至少在20年以上，而商业银行的贷款期限能达到3年、5年就已经算长的，企业一拿到贷款，就需要考虑还款的问题。如果考虑用政策性银行来支持地方政府的支出需要，对于稳经济会有更积极的效果。
文章来源：观察者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