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20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一定会慢下来，但不会太低，这不仅因为东亚经济在人均收入达到中高水平以后都保持过较快的增长，国际上有先例，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内部的地区差距造就了巨大的投资和生产率的改善空间。
张军 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长江特聘教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蒋学模经济学奖和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获得者。长期从事中国的生产率估计、增长核算以及经济增长的研究。曾是伦敦经济学院、哈佛大学、华盛顿大学、早稻田大学等的访问研究员和讲座教授。大量论文见之于《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中国社会科学》及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等。
自2010年以来，国际上讨论中国经济未来前景的热情重新高涨。首先是因为中国经济变大了，变得重要了，人们不仅不能忽略中国经济，而且必须要了解在不远的将来，世界经济格局将因为中国经济的主导而发生怎样的变化。
同时，正如中金研究部黄海洲先生所说，他最近亲身感受到华尔街的很多投行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很不看好，仔细思考后发现，那些对冲基金或许认识到当前唱衰中国是有利可图的。唱衰中国的还有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最有名的两位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和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鲁比尼。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两三年时间里就会出大的问题。这些言论都很有市场。
过去三年，我比更多的人有更多时间去阅读、观察和思考中国经济，这使我今天能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个人在中国经济前景问题上的看法。我想谈三个方面：一是为什么我们能实现高增长？第二，未来我们还能增长多久？最后是影响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条件，以及这些条件在未来是不是能得到满足。
我们为什么实现了高增长
不仅因为资本积累的速度加快，中国有不断提高的投资率，更重要的是总体的投资效率、技术的进步都非常明显。
按照当年价格计算，中国经济总量现在已经有差不多50万亿元，将近美国经济总量的一半。中国不仅有如此巨大的总量，而且增长速度非常快。按照名义值计算基本上平均5年翻一番，即使按可比价格算，平均7年也可以翻一番。估计按照目前的增长趋势，只要中美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之差维持在3.5%-4%，中国的GDP总量在2020年前后跟美国持平甚至超过美国是肯定的。
讨论速度的含义是很有意思的。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教授曾经复原西方早期经济史数据后发现，在18世纪之前的西方世界，人均收入的变化非常缓慢，翻番几乎要1400多年。到英国工业革命后，随着技术的革命性进步，很多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才真正加快，很多国家实现人均收入2-3%的增速。二次大战后，这个世界更不一样了，出现一些增长特别快的经济体，主要集中在东亚地区，有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可以保持7-8%的增长率，10年就可以实现人均收入翻番。所以谈到高速增长这一现象，并不是很遥远的事情，也就半个世纪的历史。
为了理解这些现象，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简单而重要的概念，就是所谓“收敛假说”。意思是说，一个比较落后的经济体有可能实现比富裕国家更高的增长率。原因在于，落后经济体的分母小，增长率容易更高；更重要的是，落后经济体可以模仿发达经济体的制度、技术和生产方式，容易赶超后者。
这个假说非常重要，但是，它并没有给出实现收敛的条件。1994年世界银行出版了非常有影响的研究报告《东亚奇迹》，对东亚经济高速而持续的增长做了系统性的研究和总结。尽管存在争议，但为我们认识经济收敛发生的条件提供了重要参考。
经济学家发现，要实现经济发展，一个国家必须有较快的资本积累。我这里引用1979年诺贝尔奖经济学获得者阿瑟·刘易斯的一段话：经济发展的最核心问题是加快资本积累，就是这个国家的国民收入中用于储蓄和投资的部分要大幅度增加，国民收入不能都消费掉了。现在欧洲很多国家为什么出现经济不增长？一方面因为收入水平相当高，增长动力没有了，但同时这些国家的国民储蓄已经很低了，每年挣的钱都用于社会保障和其他消费了，甚至要举债用于消费和社会福利开支。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于非常贫穷的国家，比如非洲国家，经济发展一直不尽如人意。战后半个多世纪，世界银行在非洲尝试了所有增长的模式，没有一个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储蓄率过低。上世纪60年代后，香港和台湾地区、新加坡、韩国成功实现经济增长，共同特征就是储蓄率较高。
问题是如何实现较快的资本积累呢?前苏联的资本积累也很快，那些曾经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也都有很高的积累率，但经济并没有很好发展，即使有过高速增长，也只是昙花一现。主要是因为技术不进步，投资多了，资本的边际回报就会递减，增长就变得不可维持。事实上，对于较落后的国家而言，确保资本的积累过程伴随足够的技术进步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在过去20年保持了较高的投资率，使得资本存量快速增加。我的计算显示，过去20年资本存量平均每年增长约12%，高于改革开放头10年，因此资本产出也随之快速提升，而这正是中国GDP增长最快的时期。
要指出的是，中国资本积累的加快伴随了技术进步，这与前苏联很不同。在中国，技术进步很大程度上依赖贸易。过去20年，进出口贸易增长非常快，而且贸易扩张主要通过外国在华直接投资（FDI）实现，这是技术进步的重要来源。对中国经济发展来说，进口甚至比出口更重要，因为中国进口的大都是资本品和中间品，其中都包含着技术。以贸易和FDI为途径吸收和消化国外技术，并逐步实现技术的升级和本土化，是中国技术进步的基本方式。资本积累是否伴随了技术进步，可以用最简单的增长核算方法看出来。原理是，投入要素增长率的加权值是否大于产出的增长率。两者之差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对前苏联的增长核算显示，只有1965年前TFP表现还不错，此后就出了问题。用同样方法研究东亚四小龙发现，TFP的增长率是正的。这是核心的区别，两者的增长机制完全不同。
迄今为止的研究都发现，中国在高速资本积累期间依然保持了较好的TFP增长率，大概每年平均3-4%，对GDP增长的贡献平均在35-40%，即使与东亚经济体相比，也相当不错。过去20年，伴随资本积累过程的是市场开放、竞争、贸易扩张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所有这些都帮助中国可以维持较好的技术进步速度。为什么中国经济可以增长这么快？我想，不仅因为资本积累的速度加快，中国有不断提高的投资率，更重要的是中国总体的投资效率、技术的进步都非常明显。
我们还能再增长多久
即使2020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了，之后应该还有不少于10年的空间来完成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转变与现代化，从而维持比较高的增长率。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后，国内外出现了关于中国经济何时超越美国的多个预测。绝大多数预测都基于“收敛假说”来考虑未来的增长率变化：两个经济体差距越大，追赶空间就越大，而差距越小，经济赶超的速度就越慢。我们假设未来10-15年中国经济可以保持8%的年增长率，美国2%，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年升值3%。中国的年通胀水平小于5%，美国小于2%。可以推算出中国在2020年之前就可以达到和美国一样的经济总量。如果再务实一点，假设未来10年的头5年中国经济保持8.5%的年增长率，后5年降至7%，美国头5年年增长3%，后5年增长2%，人民币对美元每年升值3%，这样推算中国将在2019年就会赶上美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1年初也公布过中国经济赶超美国的预测结果。它是基于购买力平价来预测的。它认为，中国2010年的GDP总量应该比按官方汇率换算的结果高出一倍。IMF预测，2016年中国GDP的总量就将达到19万亿美元，而那时美国是18.8万亿美元，那时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的比重约是18%，到2020年占比则接近25%。经济史学家麦迪森教授复原的数据显示，1820年中国经济曾经占全球份额的28.7%，200年后到2020年，中国经济终于又回到了这个点上。
目前为止，少有人对2020年中国经济赶超美国的预测持反对意见。不过要再讨论的是，2020年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还能再增长多久？即使到2020年前后，中国经济在总量上和美国持平，但人均收入还是很低，大概相当于美国的1/4。假设今天的世界银行标准在未来不变，那么到2020年，中国还是一个介于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之间的国家，而且仍低于东亚四小龙的收入水平。从“收敛假说”来思考，我们还有快速增长的空间。
首先，目前作为中上等收入国家，中国未来依然有巨大投资空间。到2010年底，中国资本存量大约是GDP的两倍多，差不多是93.3万亿元，相当于13.8万亿美元。而美国在2010年底的资本存量是44.7万亿美元，我们还只有美国的1/3。按照人均计算中国就更低了。2010年中国人均的资本存量只有1万美元，不到美国的10%、韩国的20%。即使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取得很大成就，但与美国的差距还是巨大。以铁路为例，按照规划，中国铁路里程在2015年将达到12万公里，也仅是美国22万公里的一半。现在的9万公里铁路也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要达到5万公里里程也要到2015年。过去20年，我们加快了高速公路的建设，但按密度算，中国现在仍低于整个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大概是他们的70%。而在中国内地，密度更低。再看城市轨道交通，中国500万人口的大城市将近100个，可是现在80%的城市是没有地铁的，地铁里程90%集中在东部地区。即使在2020年后，中国的投资空间和经济可改善余地都依然很大。同时，中国各地区间也有巨大“赶超”空间。东部与中西部地区、沿海和内地的人均资本存量差距非常大。以2009年为例，沿海11个省市的人均GDP和人均资本存量比内陆20个省市几乎要高一倍。
到2020年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一定会慢下来，但不会太低，平均而言再维持10年的6-7%是完全可能的。这不仅因为东亚经济在人均收入达到中高水平以后都保持过较快的增长，国际上有先例，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内部的地区差距造就了巨大的投资和生产率的改善空间。
为什么我对中国经济从现在起继续维持20年的较快增长有信心？除了以上分析，还可以从一些参数的变化趋势推算出来。首先是中国就业结构的变化趋势。所有成功实现工业化的经济体都表现出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当增长重心从传统农业部门转向现代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过程中，劳动力也随之从农业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这个结构变化的过程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中国也不例外。过去30年，制造业和服务业吸纳劳动力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下降了30%，平均每年下降1%。现在，农业附加值占GDP大约10%左右，未来还将缓慢下降，估计到2030年会下降到5-7%，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还将继续减少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可以预料，按照每年下降1%的速度，农业劳动力占比从现在的30%下降到10%以下，从而接近农业附加值占GDP的份额，至少还要20多年。
从另一个参数来讨论也可以得出相似结论，即中国城市化率的变化趋势。去年国家统计局发布，中国城市化率超过50%，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业人口。城市化率从20%多到现在的50%，用了30年时间，平均每年提高1%，就是1000多万人成为城市人口。按照这个趋势推算，未来中国的城市化率要达到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即70%，也还需要20年。因此，我认为，即使2020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了，之后应该还有不少于10年的空间来完成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转变与现代化，从而维持比较高的增长率。
我们具备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吗
只要我们继续坚持开放贸易的政策，积极参与全球垂直分工，消化转移的技术，不断增加我们在自主研发上的投入，我相信，我们在技术阶梯上就能够快速上移，产业不断升级，未来站到技术的前沿是很有希望的。
现在每个人都关心中国未来的较快增长是否可能，未来是否具备再增长的能力？我分两方面讨论。首先是维持未来较快增长的需求条件。目前非常流行的观点就是所谓“内需不足”，特别是消费的严重不足。多数人认为消费萎缩使中国未来不足以维持再增长，相反，增长即将“熄火”。
从数据上看，中国家庭消费开支的增长并不慢，这些年社会商品零售额的名义增长率都超过17%，而且家庭在住房、教育、金融中介服务以及医疗保健和养老等方面的开支增长更快，即使扣除价格因素，其增长与GDP的增长也不存在显著落差。如果把中国和亚洲主要经济体的人均消费增长做一个对照更会发现，在相似高增长阶段，中国内地的人均消费增长显著好于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等。过去10年消费占GDP比重的持续下降，从官方数据上看，家庭在住房和服务消费等方面的开支存在被严重低估的可能。比如目前房屋私有化率高达90%，国家统计局也承认缺乏可靠的历史资料来估算“虚拟租金”。另外，国家统计局利用现有官方社保、医疗、金融、保险等部门的统计资料来推算的做法也低估了家庭在教育、医疗以及金融中介服务等方面的实际开支。
一个可以理解的现象应该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总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依然是低的，这是因为我们仍处在高增长、高积累阶段，每年要拿出很大部分去投资，提高人均资本存量和劳动生产率。当然消费占比的下降，并不是绝对量的减少。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没有必要对中国未来的消费需求释放表示悲观。
未来消费占比一定会不断提高，因为首先随着人均收入提高，中国社会的消费升级不可避免；其次，城市化进程将不断释放住房消费的能量；第三，城市化进程伴随教育、医疗健康以及社会保障等公共品的均等化，将大力推动未来服务消费的进一步增长；第四，随着低收入阶层住房保障体制的逐步完善，也会带动这一阶层的消费支出增长。
未来消费占比持续提高的结论还可从国民储蓄率的未来变化中推断出来。亚洲四小龙和日本都曾经历过储蓄率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人口转变有关，人口红利的存在会提高国民储蓄率，反之将降低储蓄率。根据已有关于中国人口转变的研究，中国在未来20年不可能继续保持这么高的国民储蓄率。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生育率约为1.6，已经和发达国家差不多，同时60岁以上人口有1.776亿，中国将与东亚经济体一起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越老龄化，国民储蓄率就会越低。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模式推算，中国的主要储蓄者（35-54岁人口）比例的峰值应该是在2010年前后，之后只会下降而不会持续上升。
随着老龄化到来，中国的家庭储蓄率不可能持续维持目前30%的水平，而且老龄化还会迫使政府收入更多用于社会保障、养老和医疗保障等消费项目，而非经济建设，必然会降低政府的公共储蓄率，提高政府公共消费占比。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经济的基本建设和资本形成的高峰期可能也就再有15-20年的时间，这对中国经济收敛于高收入国家至关重要。从国际经验看，过了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不太可能高于5%。
接下来再讨论中国未来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技术和产业升级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现象。未来经济的持续增长，必然要依赖技术和产业持续的升级换代。目前多数人对此较为悲观，他们看到过去30年中国的技术进步还主要依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转移，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不足；即使中国已成为贸易大国，出口品附加值率总体还不高。
从经济发展的国际经验看，技术和产业的升级与人均收入提高有显著正相关关系。过去30年，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化非常明显，即使在贸易领域，出口产品的构成和技术复杂程度也在持续上升。哈佛大学的罗德里克教授在2006年的一项研究就发现，中国出口品的构成几乎与法国一样，从出口品的技术复杂性来推算，中国的人均收入应该比现在高出三倍才对。
我不否认中国出口的技术含量和技术复杂性的提高部分会因为加工出口占比较高而有所高估。但必须看到，加工出口占比多年来都在下降。更重要的是，当今世界是平的，技术进步与贸易密不可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分工格局已经转变为垂直分工为主了，我们通过贸易和投资的方式引进跨国公司的技术并予以消化，最后发展出本土化的技术创新能力，就是符合经验规律的正道。很多研究还发现，国外的技术转移过来，能够产生正面的溢出效应并成功带动技术本土化，本国也必须要具备良好的研发基础和消化能力。不可否认，得益于教育和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中国在这方面的表现显然略胜一筹。
我们最近的研究，利用2008年海关的贸易数据和工业普查数据测算了100多个制造行业的出口附加值率。估算结果显示，由行业加权的2008年中国出口品的国内附加值比重为67.78%。世界贸易组织和日本亚洲研究所合作研究的贸易模式变化报告也显示，亚洲9个主要经济体贸易加权的出口品国内附加值平均为72%。其中，新加坡的出口品中包含的国内附加值率为42%，中国台湾为53%，韩国为63%，泰国为65%，中国大陆为63%，高于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与韩国、泰国相似。我们现在出口品中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在亚洲主要经济体中已不算落后。另外报告提到，美国和日本2008年的出口品中国内附加值率相当接近，约为85%。说明相对于发达工业化经济体而言，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出口附加值率总体而言还相对较低。中国和其他东亚经济体还有待不断提升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能力，特别是提高资本密集和技术复杂行业的附加值率，持续降低加工出口的比重。
从国家层面看，过去10多年，中国自上而下的科技发展和鼓励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也大力提升了中国的技术研发能力，这对于未来20年的技术和产业升级具有重要意义。从OECD经验来看，研发投入占GDP要达到1%的水平通常要经历相当长的时期，但之后就会加速，这个现象被称为“科技起飞”。中国已经进入这个科技起飞阶段。现在的研发投入已经占GDP的1.7%，并将很快提高到2%。目前中国研发投入的增长率大概为6%，与韩国、新加坡相当，在世界上属于最快的国家了。根据2006年国务院《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06-2020）》估计，2020年研发投入占GDP从现在的1.7%将达到2.5%，并将进口技术的比重从现在的50%下降到30%。《规划》还预测，中国新兴战略性产业的附加值占GDP的比重从现在的3%将会达到15%以上。现在看来，中国在通讯领域里的技术升级和自主研发的能力已获得较大发展，前几年中国通讯与信息部门制定的一些技术标准已经引起跨国公司的高度关注甚至抗议，这说明未来前沿技术的自主研发和创新已指日可待。
所以，考虑到中国在教育、科技和人力资本上的基础优势，只要我们继续坚持开放贸易的政策，积极参与全球垂直分工，消化转移的技术，不断增加我们在自主研发上的投入，我相信，我们在技术阶梯上就能够快速上移，产业不断升级，未来站到技术的前沿是很有希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