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来到浙江大学参加这个活动，我觉得非常激动，因为张五常老师可以说是我的忘年交。在我最困难的时候，5年前我在病房里面，张五常老师他们到病房来看我，给我巨大的力量。所以我今天能站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张五常的《经济解释》，所以我在这里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想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关于中国的制度改革，经济的制度发展，也是我差不多十年以来的一些基本想法，跟各位加以分享，希望能够有一些批评。我想制度的改革，当然这里的“制度”可能是更大范畴的概念，可以包括政策的改变，所以我想制度的改革一般来说在我们看发展中的经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因为在我个人的理解里面，所有成功的经济发展的经济体，都是因为制度的转型非常成功，中国也是一个很好的证据，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在过去35年的经济发展的成功核心，其实是制度的成功，制度的改革当然是有顺序的。
可是在我们经济学的文献里面，通常我们会有两种从大的范围来讲，有两种对制度改革的看法。第一种设计出发（Design-based），基本上认为这个制度可以设计，通过设计推动下一步的推行来改变制度的结构。第二种是经验出发，所谓经验主义的制度改革的想法，这两种想法，实际上它们所依赖的理论依据是完全不同的，我觉得后一种看法更多的考虑到信息的问题，比如说考虑到是不是有成熟的资本市场，考虑到法律系统怎么样，比如说你的监管框架是不是有效等等。我想这些都不是一定的，特别是对一个落后的经济体来讲，在一个收入比较低的状况之下，是给定的一些条件，如果我们强行地自上而下推行所谓设计好的制度改革，我想会冒很大的风险，也不符合张五常教授书里面一贯倡导的。我们看我们的约束条件，如果这些条件并不具备，或者是受到这样一些局限，我们对制度改革的考虑，是完全不同了。
我想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几年，如果我们加以总结的话。第一，我们制度的改革始终是符合增长和增长推动的经济发展，这个目标是非常清楚的。第二，我觉得中国在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始终去识别我们所面临的初始的条件跟约束。所以再好的制度，如果我们不具备这个初始的条件，我们面临非常紧的约束，这种情况下这些制度是没办法做的。
所以在我们80年代到90年代的很多领域的改革里面体现得非常充分。所以为什么很多制度在我们的文献里面一直在倡导，可是在80年代我们没有去做，有的制度在90年代才慢慢开始被采纳，所以这个我想可能更多考虑中国在改革初期面临的初始条件和它受到的约束。
我认为这一点来讲，其实是理解中国过去35年经济转型、经济的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因为我们要去识别初始条件跟约束条件，所以在中国我们看到，在不同的阶段上，我们会发现它有很多的过渡性的制度安排，来取代所谓最佳实践的制度。之所以这样做，我相信是更多地考虑到了初始的约束条件。我这里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张五常先生一再讲到的两权分离的问题，使用权跟最终所有权的分离，这在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的改革战略。比如说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些都是不是彻底的真正意义上的私有化，比如我们更多的用承包的合同来解决我们经济过程当中的问题，在当时的约束条件下，这个变成了一个最佳的选择。比如说乡镇企业的出现，比如说中国式的财政帮助，比如说地方融资平台。我想这些东西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它有很多的问题，可是在当时那个约束条件之下，它或许是最优的一种选择。那么这种选择在那个阶段、那个条件下，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
过去三十五年的经验
所以我想改革以来，中国的制度变化，事实上是可以用一种互动来加以描述，这个互动一方面是我们要识别我们的初始条件跟约束条件，另外一方面是我们用一些最佳实践的制度还不能完成可用，我们就用一些所谓可替代的过渡性的制度安排。那么这两个之间是互动的，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等到用过渡性的制度安排来解决这个问题，导致我们经济发展以后，初始条件和约束条件就慢慢地缓解了，缓解之后就会引起下一轮的我们在制度上面的调整。这个过程是在过去35年里面，始终让经济沿着市场发展方向往前走的重要原因。
举个例子1994年我们推行分税制，为什么推行分税制？这是我在论文里面一直在讲到的话题，因为我们知道80年代以来的改革导致了整个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持续显著的下降，在这种状况下中央政府和有关调控受到大量的削弱，也导致中国人民大起大落，没有办法来稳定经济。所以1994年的分税制就改变了这样一个状况。
我想为什么有很多文献讨论，为什么在1993年、1994年以前，中国始终没有解决这个严重的大起大落的问题，通货膨胀不断地产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在80年代的分权，其实这个分权一方面导致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是让宏观经济变得非常不稳，很重要的原因是财政的包干，让大量的财政收入留在了地方，使中央没有拿到财政收入。
所以这种情况我想当时最好的最佳实践的制度应该是联邦制，中国走向联邦制是不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在当时的约束条件下，中国经过反复的研讨，最后还是走上了中央跟地方财税分离，这样很快把宏观经济稳定的问题解决了。所以在1994年以后货币超发的问题，财政向银行透支的问题彻底没有了。我们做了研究发现，如果横轴是预算外的收入占地方财政的比重，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用合密度来看就非常清楚，1994年以后这条线不断地朝左移动，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制度的引入，基本上抑制了地方政府隐藏收入，把更多的预算内收入转向预算外的动机。我想这样一个根本的改变，在当时有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所以1994年才会形成中国经济相对平稳的宏观经济的状况，这也为后面1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
然后我们再来看，比如说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当时的一些制度的改革、制度的选择，可能不符合最佳实践的这样一个标准，但是它在很大的程度上，在当时的约束条件之下的一个最优的选择。
比如说土地，1994年以后我们知道由于分税制虽然解决了宏观经济的平稳问题，但是分税制以后地方政府的公共资本开始受到了严重的约束，所以地方政府受到了预算的约束，这个约束在之前是没有的，这样就产生了新的约束。新的约束之下，怎么样让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去保持它的公共基本开支的一个动机，同时又能够解决它的融资问题，而不引起宏观经济的不稳。在这种约束条件下，实际上土地就开始成为在1994年以后地方政府的缓解它的融资约束的一个工具，因为土地是可以抵押的，所以土地借用到这样一个地方政府融资的范畴之后，实际上它总体上在扩大地方政府的融资规模。特别是对地方政府来讲，土地在当时由于法律、监管、制度上的很多缺失，比如很弱的法律系统，实际上也成为地方政府的一个可信的承诺，因为他要吸引外资，所谓招商引资，实际上土地的投入在当时也扮演了一个功能。另外当然它也是一种资本的投入，能够让在1994年以后的政府经济有了一个超常的发展，这个在张五常的《经济解释》里面做了很好的解释。
除了土地以外，地方融资平台在90年代的后期之所以成为地方政府解决融资上面的一个重要的渠道，我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当时的约束条件之下，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并不好，要真正地能够在公共资本开支上面有所投入，而且在当时的法律、预算法的制约下不能直接向银行取贷，所以这种情况导致了地方融资平台的设置，所以在地方上就开始通过办理自己的公司来借贷，从银行获得贷款。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地方融资平台在90年代后期相当一段时间里面，它已经缓解了地方政府的融资约束，为后面的经济发展也做了重要的贡献。
所以今天我们对地方融资平台有很多的批评，但是我们从经济解释的视角来看，我们要知道地方融资平台在那个约束条件之下，在90年代后期，其实它是一个最佳的选择，因为没有那个地方融资平台，如果没有土地可以抵押，实际上地方政府就面临过紧的融资的约束，就不能够来执行它的开支的职能，没有这样一个职能我们很难想象90年代后期中国基础设施的日新月异的变化，也很难想象后续的持续发展。
今天我们对房地产有很多的诟病，因为房地产市场过快地扩张，对实体经济产生了很负面的影响，这个话题在今天走进了我们公众的视野，所以变成了一个非常热的题目。但是我们要知道在当时的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实际上是有助于缓解整个地方政府面临的融资约束，也有助于扩大整个经济的流动性。因为我们都知道房地产是依赖土地的，土地可以抵押，所以土地可以创造更多的流动性。那么流动性的扩张，当时对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缓解它的融资约束也带来了相对正面的影响。实际上现在在经济学的文献里面，我们看到有不少的文献说，房地产发展最好的十年，也是中国实体经济发展最好的十年，很大程度上给予了房地产特别是土地抵押的功能、土地融资的功能，事实上缓解了中国在那个时间段里面的融资约束，实体经济面临的融资的约束，所以它可能会做出一些正面的贡献。
我想我们随着今天在当时的初始条件约束条件下，我们做了那样一个选择，产生了那样一个效果。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知道初始条件会改变，初始条件和约束条件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发生变化，当这些条件，今天的比如说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的状况，已经远远好于十年前、二十年前，所以在今天我们去反思地方融资平台，反思土地财政的时候，我想我们今天更多的是看到了今天的约束条件，其实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约束条件去审查在这十年、二十年以前的当时那样一个选择。所以在今天我们都知道可能条件已经成熟，地方政府可能完全不需要通过土地财政，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发债的方式，通过直接融资的方法，通过资本市场上债权融资的方式，替代原来通过地方融资平台，通过土地抵押获得银行贷款，因为我们的约束条件已经发生了改变，今天地方发债的条件已经具备了，跟十年、十五年前有区别。
这是我想在过去35年里面，如果我们看中国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怎么来解释它，我想我们用经济解释的视角必须要关注约束条件，关注约束条件下我们做什么？所以说制度的创新，特别是过渡性的制度的安排，在中国35年的历史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要注重识别和尊重当时的初始条件跟约束条件，我们没有去做那些在约束条件之下完全不能做的事情。
中国经济的未来
最后，因为还有3分钟我想就讲几句关于未来。未来中国的经济还要发展，这个发展我想我们可以从东亚的经验当中来寻找一些看法，我想这个也许存在着东亚的智慧，东亚的智慧。因为现在大家都关心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制度的变化上面，它可能是什么样子，我想大家最关心的是政治制度。我们觉得东亚的制度未必是会改革，非常重要的一个想法，政治制度的改变是经济发展的途径，所以是一个内生的过程。所以我想这个是无论是东亚四小龙还是后面的其他四小龙，其实它的政治制度的变化都跟经济发展有非常强的关系。这个在文献里面，现在逐步地在开始意识到，其实经济的发展对政治制度的变革或者是政治制度的转型的重要影响，比如说他的文章讨论南北韩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文献非常有趣。经济的转型可能会出现阶段性，在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转型过程当中，可能更多的因为你的制度不完善，最佳实践的制度是没有办法一夜之间形成的，所以你必须去寻找可替代的过渡性的制度来解决发展当中的瓶颈。
随着制度的不断推进，经济不断发展，人民收入不断提高，人力资本的水平不断积累，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文献就是1966年李普赛特的文献，他就讲到说，其实经济发展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什么？世界人力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积累快了以后就会产生一个效果，更多的人会要求更多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权利，所以这是会导致转型更多地从经济制度转向政治制度的原因。这也是思科亚麦（音译）讲的，为什么说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从东亚的情况来看，相当大的程度上其实是政府在保护产权而不是人权，所以产权在那个时候比人权更重要。可是到了第二阶段，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的转型过程当中，就像李普赛特讲的，因为人力资本水平已经大幅度提高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政治参与的诉求开始增加，这个时候对人权或者是政治权利的主张开始要逐步地增加，所以产权的保护尽管重要，但是后面产权的保护就变成第二位，更重要的是人权的保护。所以李普赛特做了很重要的阐述。所以在未来，中国的政治制度也会朝这方向不断地改变，你的所谓政绩的合法性开始要逐步地走向程序合法性的这样一种政治的制度，我想这个过程从东亚的经验来看，是非常明显的，我想中国应该从它经济发展的模式跟道路来看，我觉得很难成为东亚经济的一个例外。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想法，谢谢大家！
（未经作者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