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作者在书中开篇所说，这是一本“尝试用轻松的‘谈话’方式来讨论企业家精神的发现机制和制度创新的著作。”显然，与经济学理论文献中枯燥晦涩的语言和充满数学符号的表述相比，“谈话”的方式是一种更为真实、质朴的思想流露，也更能拉近作者与读者（尤其是经济学圈外人士）之间的距离。“谈话”的另一个好处是，它可以暂时回避构造理论所必需的技术“处理”过程，因而可以将一个思想火花或一个突发奇想直接拿来与读者分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本书的“谈话”内容是漫无边际的。实际上，这本书的论述环环紧扣，且触及的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企业家精神的成长。用“谈话”的方式来“谈”出这样一个问题，深入浅出，不落俗套，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与天才的禀赋一样，企业家这种禀赋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稀缺性资源。可以想象一下，如同天才在人群中的比例是上帝给定的一样，企业家这种禀赋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定也有个固定的概率分布。如果这个想象是“真实”的，则曾经充斥国内各类新闻媒体中“我们缺少企业家精神”、“中国有企业家吗？”这样的提法就多少带有点武断的味道了。正如作者所言，“我们不能说我们没有企业家，或者说我们这个社会缺乏企业家的精神，我们可能缺乏的是发现的制度，也就是说，我们现有的制度不能很好地‘甄别’企业家的才能，从而不能很好地使企业家的创业活动更有力地推动我们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有了这样一个切入点，对企业家精神的分析顿时让人觉得进入了一个奇妙的境界。
给定天才是一种稀缺的概率分布，给定天才无法通过非“人工”方式短时间内被再生出来，我们自然希望这个社会中仅有的这些天才尽最大可能地“暴露”出来，让我们这些平庸的人享受到这些音乐天才、体育天才、演艺天才、数学天才等天才的“天才”何以美妙绝伦。为了让他们的天才充分得以“暴露”，所以我们有了音乐歌手大赛、体育运动会、奥斯卡电影金像奖角逐、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等这样的制度。我们需要天才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需求，所以设计制度让他们满足我们这种需求；我们需要企业家，因为他们能带给我们就业、新产品以及财富的增加，所以我们同样需要一种制度来遴选企业家，从而满足我们对他们的这种“派生”需求。道理说白了也不过如此。
但是，我们中总有一些人会想当然地寄希望于通过“巧妙”地设计制度让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天才们充分地“暴露”出来。制度的人为设计常常会导致弄巧成拙的尴尬局面。曾几何时，即使在国内著名的经济学理论期刊杂志上，我们也会常常发现这样一些“空对空”的陈词滥调，如“建立健全经理人市场”、“完善经理选择机制”等等。我们的确需要一大批具有创新意识的企业家的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家会自动从人群中被“甄别”出来，呼唤企业家也不是单单靠建立一个“经理人市场”就万事大吉了。这里，作者书中的一席话可能更具启发性，“从信息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企业家或企业家精神不是企业可以在市场上可以买得到的东西，因为我们并不能事先知道而且也无法甄别谁是企业家，企业家精神在哪。因此，如果有一个企业家的市场，那么，这个市场最多只是一个‘次品市场’。”『让人回味的是，在1970年提出“次品市场”或“柠檬市场”理论的阿克洛夫与其他两位信息经济学的理论高手斯宾塞、斯蒂格里茨刚刚一同分享了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果读者有兴趣，也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这三位经济学家在70年代分别创立的主要模型的简易版。』
对于天才，我们只需搭一个“舞台”让他们施展才华就行了。但是对于企业家这种“天才”，为他们搭一个这样的“舞台”可并不是件那么容易的事情，除了信息上的不对称，还因为甄别企业家的试验过程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舞台搭起来了，没有音乐天赋的人想上去过过瘾倒了观众的胃口，我们最多把他或她哄下去就行了。不是企业家的人如果也想过一把管理者权威的瘾，一旦投资失败，他或她虽然也会自动退出“舞台”，但整个企业也就垮掉了。甄别一个企业家相对于甄别一个天才，难上何止几倍！但不管怎样，现实中我们总是看到越来越多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浮出水面，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作者在书中提到，“依我之见，所有的制度创新几乎都有利于和有助于对企业家精神的‘甄别’和企业家能力的实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尤其是像在美国这样一个创新活力巨大的经济体内部，股票期权制度、资本市场、风险投资基金等这些金融制度的创新无不对美国IT行业的成长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同时也造就了如比尔·盖茨、史提芬·乔布斯等这样一些风云人物。诺斯也曾有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创新、技术进步、教育的投资增长和资本的积累都不过是增长而不是增长的原因。因此在他看来，对于经济增长，唯有制度的创新才是最重要的。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各式各样的制度创新对企业家精神成长的正面作用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如果仅仅是这一点，作者可能就不值得为此写上一本书了。作者通过多年的观察发现这样一个不得不让人有些吃惊的事实：但凡重大发明或者重大创新活动大都不是来自于现存的、大的公司组织内部，而是来自于民间（参见作者的另一本译著《改变世界的13个男性》）。制度的创新对企业家精神的成长确实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制度一旦形成，制度某种的内在弊端就逐渐显露出来。当制度越完善的时候，大企业和大银行内部也开始逐步失去了活力，因为它们变得越来越依赖于现存的制度，不再开拓生存的空间。制度的创新为企业家搭建一个施展其能力的“舞台”是企业家能够暴露在我们的面前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动态地来看，这样一个的“舞台”能否继续“甄别”企业家就是一个值得令人怀疑的事情了。
作者在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颇具经典意味的问题：“企业家精神的出现是制度创新的结果。可是，在一个受现成制度约束的经济里面，创新何以发生？”情况常常是，一个精彩问题的提出，答案也就唾手可得。在众多大公司内部，我们的确也可以看到总裁、总经理、CEO等各式各样的“体面”的企业家。虽然他们也是企业家，但并非是作者所要谈的创业型企业家，“管理型企业家的精神和创业型企业家的精神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可以从MBA这样的管理学院里‘学到’的；而后者则是某些人天生的一种禀赋。”通常我们可以发现，管理类型企业家的一个通病就是傲慢、守成、短见、专家综合症、MBA综合症、规避风险。但与这些企业家不同的是，创业型的企业家具有一种特殊的禀赋，说白了，这种禀赋就是一种敢于冒险、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精神。
既然创业型的企业家不可能是来自于受到制度约束的成熟的大公司、大企业内部，那么显然是“活动”在这种制度以外的地方了。其实，无论现存的制度如何完善，无论它控制着多么大规模的经济活动，总还会存在一种“体制外”的民间力量。由于“体制外”的活动不受现存的制度所约束，因而也更为活跃，作者认为他们才是创新的源泉，“这些活动可以是地下的经济活动，也可以是公开的和合法的‘擦边球’活动……制度的创新往往就是在这里酝酿和推动的，就是从不受制度保护因而没有制度所造就的既得利益的那些蕴藏在民间的力量开始的。”为了说明这一点，作者在书中分析了美国“新经济”、专利制度以及软件盗版等一系列热点问题，并在经验上对自己提出的这一假说进行了论证『尤其让我感兴趣的是作者对盗版问题的分析，因为笔者也曾在《经济学消息报》（2001年6月8日）上发表过一篇有关盗版问题与国内软件业关系的文章，虽然出发点不一样，但都是一种不带有任何价值判断或者主观色彩的实证分析』。作为一个长期研究我国经济改革的理论经济学家，作者也很自然地要将这种认识融入到了国有企业、乡镇企业、民间金融等问题的分析中去。在改革前，可能没有一个人会想到中国会获得如此快速的经济增长，更不会想到的是，这种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些来自民间的、体制外的创新活动推动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些民间的创新和活力，我们就无法理解中国经济20年来高速增长的历史。
从分析企业家精神这一角度出发，从而最终认识到民间力量的强大，这是我读这本书所获得的重要信息。作为结束，我还是认为作者文中的一段话更为合适，“谈制度创新，从而谈企业家精神的成长，对民间力量不该有忽视，更不该有歧视。站在创新活动和企业家精神的角度看问题的话，承认民间活动的创造性和合法性也许比一味地完善现有的制度更重要。尤其对我们这个经济增长潜力很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充分认识民间力量在创新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是关系到我们经济未来成长的‘战略’。”
正如作者在书中开篇所说，这是一本“尝试用轻松的‘谈话’方式来讨论企业家精神的发现机制和制度创新的著作。”显然，与经济学理论文献中枯燥晦涩的语言和充满数学符号的表述相比，“谈话”的方式是一种更为真实、质朴的思想流露，也更能拉近作者与读者（尤其是经济学圈外人士）之间的距离。“谈话”的另一个好处是，它可以暂时回避构造理论所必需的技术“处理”过程，因而可以将一个思想火花或一个突发奇想直接拿来与读者分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本书的“谈话”内容是漫无边际的。实际上，这本书的论述环环紧扣，且触及的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企业家精神的成长。用“谈话”的方式来“谈”出这样一个问题，深入浅出，不落俗套，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与天才的禀赋一样，企业家这种禀赋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稀缺性资源。可以想象一下，如同天才在人群中的比例是上帝给定的一样，企业家这种禀赋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定也有个固定的概率分布。如果这个想象是“真实”的，则曾经充斥国内各类新闻媒体中“我们缺少企业家精神”、“中国有企业家吗？”这样的提法就多少带有点武断的味道了。正如作者所言，“我们不能说我们没有企业家，或者说我们这个社会缺乏企业家的精神，我们可能缺乏的是发现的制度，也就是说，我们现有的制度不能很好地‘甄别’企业家的才能，从而不能很好地使企业家的创业活动更有力地推动我们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有了这样一个切入点，对企业家精神的分析顿时让人觉得进入了一个奇妙的境界。
给定天才是一种稀缺的概率分布，给定天才无法通过非“人工”方式短时间内被再生出来，我们自然希望这个社会中仅有的这些天才尽最大可能地“暴露”出来，让我们这些平庸的人享受到这些音乐天才、体育天才、演艺天才、数学天才等天才的“天才”何以美妙绝伦。为了让他们的天才充分得以“暴露”，所以我们有了音乐歌手大赛、体育运动会、奥斯卡电影金像奖角逐、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等这样的制度。我们需要天才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需求，所以设计制度让他们满足我们这种需求；我们需要企业家，因为他们能带给我们就业、新产品以及财富的增加，所以我们同样需要一种制度来遴选企业家，从而满足我们对他们的这种“派生”需求。道理说白了也不过如此。
但是，我们中总有一些人会想当然地寄希望于通过“巧妙”地设计制度让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天才们充分地“暴露”出来。制度的人为设计常常会导致弄巧成拙的尴尬局面。曾几何时，即使在国内著名的经济学理论期刊杂志上，我们也会常常发现这样一些“空对空”的陈词滥调，如“建立健全经理人市场”、“完善经理选择机制”等等。我们的确需要一大批具有创新意识的企业家的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家会自动从人群中被“甄别”出来，呼唤企业家也不是单单靠建立一个“经理人市场”就万事大吉了。这里，作者书中的一席话可能更具启发性，“从信息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企业家或企业家精神不是企业可以在市场上可以买得到的东西，因为我们并不能事先知道而且也无法甄别谁是企业家，企业家精神在哪。因此，如果有一个企业家的市场，那么，这个市场最多只是一个‘次品市场’。”『让人回味的是，在1970年提出“次品市场”或“柠檬市场”理论的阿克洛夫与其他两位信息经济学的理论高手斯宾塞、斯蒂格里茨刚刚一同分享了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果读者有兴趣，也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这三位经济学家在70年代分别创立的主要模型的简易版。』
对于天才，我们只需搭一个“舞台”让他们施展才华就行了。但是对于企业家这种“天才”，为他们搭一个这样的“舞台”可并不是件那么容易的事情，除了信息上的不对称，还因为甄别企业家的试验过程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舞台搭起来了，没有音乐天赋的人想上去过过瘾倒了观众的胃口，我们最多把他或她哄下去就行了。不是企业家的人如果也想过一把管理者权威的瘾，一旦投资失败，他或她虽然也会自动退出“舞台”，但整个企业也就垮掉了。甄别一个企业家相对于甄别一个天才，难上何止几倍！但不管怎样，现实中我们总是看到越来越多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浮出水面，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作者在书中提到，“依我之见，所有的制度创新几乎都有利于和有助于对企业家精神的‘甄别’和企业家能力的实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尤其是像在美国这样一个创新活力巨大的经济体内部，股票期权制度、资本市场、风险投资基金等这些金融制度的创新无不对美国IT行业的成长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同时也造就了如比尔·盖茨、史提芬·乔布斯等这样一些风云人物。诺斯也曾有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创新、技术进步、教育的投资增长和资本的积累都不过是增长而不是增长的原因。因此在他看来，对于经济增长，唯有制度的创新才是最重要的。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各式各样的制度创新对企业家精神成长的正面作用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如果仅仅是这一点，作者可能就不值得为此写上一本书了。作者通过多年的观察发现这样一个不得不让人有些吃惊的事实：但凡重大发明或者重大创新活动大都不是来自于现存的、大的公司组织内部，而是来自于民间（参见作者的另一本译著《改变世界的13个男性》）。制度的创新对企业家精神的成长确实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制度一旦形成，制度某种的内在弊端就逐渐显露出来。当制度越完善的时候，大企业和大银行内部也开始逐步失去了活力，因为它们变得越来越依赖于现存的制度，不再开拓生存的空间。制度的创新为企业家搭建一个施展其能力的“舞台”是企业家能够暴露在我们的面前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动态地来看，这样一个的“舞台”能否继续“甄别”企业家就是一个值得令人怀疑的事情了。
作者在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颇具经典意味的问题：“企业家精神的出现是制度创新的结果。可是，在一个受现成制度约束的经济里面，创新何以发生？”情况常常是，一个精彩问题的提出，答案也就唾手可得。在众多大公司内部，我们的确也可以看到总裁、总经理、CEO等各式各样的“体面”的企业家。虽然他们也是企业家，但并非是作者所要谈的创业型企业家，“管理型企业家的精神和创业型企业家的精神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可以从MBA这样的管理学院里‘学到’的；而后者则是某些人天生的一种禀赋。”通常我们可以发现，管理类型企业家的一个通病就是傲慢、守成、短见、专家综合症、MBA综合症、规避风险。但与这些企业家不同的是，创业型的企业家具有一种特殊的禀赋，说白了，这种禀赋就是一种敢于冒险、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精神。
既然创业型的企业家不可能是来自于受到制度约束的成熟的大公司、大企业内部，那么显然是“活动”在这种制度以外的地方了。其实，无论现存的制度如何完善，无论它控制着多么大规模的经济活动，总还会存在一种“体制外”的民间力量。由于“体制外”的活动不受现存的制度所约束，因而也更为活跃，作者认为他们才是创新的源泉，“这些活动可以是地下的经济活动，也可以是公开的和合法的‘擦边球’活动……制度的创新往往就是在这里酝酿和推动的，就是从不受制度保护因而没有制度所造就的既得利益的那些蕴藏在民间的力量开始的。”为了说明这一点，作者在书中分析了美国“新经济”、专利制度以及软件盗版等一系列热点问题，并在经验上对自己提出的这一假说进行了论证『尤其让我感兴趣的是作者对盗版问题的分析，因为笔者也曾在《经济学消息报》（2001年6月8日）上发表过一篇有关盗版问题与国内软件业关系的文章，虽然出发点不一样，但都是一种不带有任何价值判断或者主观色彩的实证分析』。作为一个长期研究我国经济改革的理论经济学家，作者也很自然地要将这种认识融入到了国有企业、乡镇企业、民间金融等问题的分析中去。在改革前，可能没有一个人会想到中国会获得如此快速的经济增长，更不会想到的是，这种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些来自民间的、体制外的创新活动推动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些民间的创新和活力，我们就无法理解中国经济20年来高速增长的历史。
从分析企业家精神这一角度出发，从而最终认识到民间力量的强大，这是我读这本书所获得的重要信息。作为结束，我还是认为作者文中的一段话更为合适，“谈制度创新，从而谈企业家精神的成长，对民间力量不该有忽视，更不该有歧视。站在创新活动和企业家精神的角度看问题的话，承认民间活动的创造性和合法性也许比一味地完善现有的制度更重要。尤其对我们这个经济增长潜力很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充分认识民间力量在创新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是关系到我们经济未来成长的‘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