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主任张军教授应邀出席“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28次报告会
2012年2月25日下午中心主任张军教授应邀出席在北大发展研究院万众楼举办的“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28次报告会并在会上作了“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现状与评价”的报告。
汪同三、卢锋、宋国青等也分别就中国经济的走势、就业和货币政策等问题做了发言。众多市场人士、媒体和北大学生等聆听了报告会并与演讲人进行了互动。活动持续了4个小时。
张军教授在演讲中从学术文献角度概括了基础设施定义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础设施的资本形成过程，并从融资方式和效益两个方面对基础设施投资现状进行了深入探讨。
张军教授指出虽然基础设施重要性毋庸置疑，但直到二战后发展经济学家才开始通过Social Overhead Capital这一概念对基础设施问题加以讨论。1995年世界银行发布题为《为发展提供基础设施》的研究报告，将基础设施分为经济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两类，其中经济基础设施包括公用事业、公共工程和交通。这一划分标准目前已被广泛接受。经济学家通常认为基础设施对私人部门产出、生产率和资本形成都有正外部性。虽然大量经验研究文献对基础设施产出弹性估计不同，但大多数资料都支持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关于中国基础设施资本的历史形成过程，张军教授从存量和流量两个方面分别加以分析。从存量角度看，张军教授根据中国现有统计数据，选取交通、能源、通讯基础设施和城市公用设施四个指标分别加以度量。由于每个指标内部及四个指标之间单位各不相同，张军教授使用主成分分析法（PCI）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并在此基础上将这四个指标进行加总，合成为基础设施存量指标。合成后的基础设施存量指标显示1994年以前我国东部和中西部之间基础设施存量差距逐步扩大，之后这一差距渐趋稳定。张军教授指出这是由于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了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较快增长，并提高了基础设施存量水平。同时，张军教授还利用分省数据和PCI方法计算了各省基础设施存量，并对各省基础设施相对规模及其变动情况做了详细分析。
从流量角度看，张军教授根据可得统计数据，选取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城市市政公共基础设施等四项固定资本投资作为衡量指标。数据显示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在1994年左右开始起飞。在2003到2009年之间，前三项指标衡量的基础设施投资总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26%左右，占中国GDP的13%左右，这一比例远超世界银行1994年报告中给出的经济基础设施投资占GDP比重不少于5%的政策建议。关于市政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数据显示其变化要比GDP变化超前一些，是短期内拉动GDP变动的一个重要因素。2002年以来城市市政公共基础设施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例逐年下降至目前的4%左右，而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平均水平为6%左右。这是因为虽然城市市政基础设施投资在加快，但由于其他种类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更快，从而导致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占比相对下降。
从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看，中央财政在基本建设投资中所占比例经历了下降的趋势，目前只有15%左右。现阶段城市公用设施建设投资中，中央财政所占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地方政府财政占比1/3，其余则来自国内贷款和自筹资金，其中地方财政和国内贷款占比呈上升趋势，而自筹资金占比则呈下降趋势。张军教授认为土地财政增加了地方政府在城市公用设施中的投资，银行贷款则通过地方融资平台进入城市公用设施投资中，从而降低了自筹资金比例。
张军教授认为基础设施融资中所涉及问题主要有地方融资平台、基础设施资产经营和资产证券化等，其中地方融资平台问题争议最多。根据审计署报告，目前地方融资平台约一万家，债务规模10.7万亿，其中五大银行发放贷款规模约占总债务规模10%。城投公司在形成债务同时也形成资产，目前江浙沪地区融资平台负债率多数维持在55%左右，其债务偿还主要依靠地方财政、土地收入、目的税种、收费公共服务收入和资产经营收入等。张军教授指出在依靠地方财政收入和土地收入基础上，完善财产税等目的税种征收管理，对公共服务形成合理收费机制，稳妥推动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进程是顺利化解地方融资平台风险的重要措施。
关于基础设施社会效益，张军教授认为基础设施对私人部门的产出、生产率以及资本形成都有显著正效应，可以通过提升私人资本回报率而具有挤入私人投资并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关于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率，张军教授指出根据上市公司披露的数据，高速公路平均回报率在10.5%左右。由于涉及折旧，对基础设施资本回报率估计较为复杂，张军教授认为电力和水汽供应行业资本回报率在12-14%，而铁路则只有5%左右的资本回报率。基于这些判断，张军教授指出在基础设施投资周期长、回报率相对低的情况下如何很好吸收社会资本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