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中国经济: The End of Hyper-Growth
2012年9月17日14:30-4:00，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714会议室，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Barry Naughton教授与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的张军教授展开了一场关于中国经济的对话，对话的主题是“The End of Hyper-Growth: Consequences of a Slowing China”。经济研究中心的陈钊教授主持了对话会，寇宗来、王永钦、张晏等中心老师以及经济学院的部分师生参加了这次讲座。
Naughton教授首先定义了“Hyper-Growth”概念，即经济不仅高速增长，而且要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一般要持续20甚至25年。历史上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国家都经历过这样的发展阶段，最新的例子则是中国。这些国家的共同点在于：出口导向、市场竞争激烈、在实体资本和人力资本都有较高投资。
而Hyper-Growth阶段的结束也都有比较相似的模式：都是以外部危机导致经济突然放缓，而危机过后经济增速却再也无法回到原先的水平。日本在1970年前后经历了第一次石油危机，而韩国、台湾等国家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危机发生后，这些国家的资本与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有部分下降，但是最重要的还是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增长率的永久性下降，对这一下降的突然性与持续性，目前经济理论并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另外外部短期危机在Hyper-Growth阶段的末尾仅仅起到导火索的作用，但经济放缓却是永久性的，这一点同样难以解释。
对于中国劳动力供给目前的主要挑战，Naughton教授做了如下总结：1.新增劳动人口数量下降；2.城市化速度放缓；3.劳动供给结构发生变化，受高等教育者占比显著上升；4.未来退休人口数量将急速上升。
Naughton教授说，中国Hyper-Growth阶段的特征是高净出口额、收入快速增长、高储蓄与高投资并存以及向上游部门投入大量资本；而未来的Moderate-Growth阶段，则应该是一种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高、家庭部门收入更高、内需快速增长、商业模式多样化、本土创新不断涌现的模式。问题在于，这两种模式之间缺乏一种渐进的过渡路径，也许只有经历痛苦的危机，才能完成这种转变。
张军教授则指出，中国经济体量很大，地区间差异明显，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特点。虽然外部冲击和内部紧缩政策的共同作用导致了经济增速放缓，但这并不是所谓的“转型图景”。转型的关键还是在于TFP的变化，经济转型仍将持续很长时间，不仅是产业结构上的转型，还有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城市化率提高、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进程仍在持续，经济结构转型仍将给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持续的动力，中国仍有希望从原先的单一发展模式向新的多样化、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
在座的陈钊、王永钦等老师也参与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对话会在热烈的讨论氛围中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