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教授赴浙江大学发表题为“论中国高增长时代的未来趋势”的主题演讲
2012年11月26日晚，第104讲“浙大东方论坛”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国际会议中心138室成功举办，此次论坛的主题是《中国高增长时代的未来趋势》，主讲人是中心主任张军教授，主持人是史晋川教授。
张教授本次讲座解释了经过高速增长后，亚洲四小龙和日本分别出现经济长期减速和跳水的现象。他认为前者基本上可以由收敛原理来解释，而后者只能通过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来解释。接着，张教授认为，尽管2008年以后中国出现了经济减速现象，但是中国不大可能会像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那样迅速走入长期低速增长的阶段，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大国市场，第二，地区和行业生产率差距大，第三，结构调整的灵活性。他给出的解释是，鉴于中国规模巨大，地区或省份之间差异之大超过了大多数的经济体，所以成本条件的改变不可能像日本那样猛烈，对制造业增长的影响也会温和的多。与日本不同，作为一种模式过渡的渠道，中国是有机会将沿海的大量制造业逐渐转移到内地省份的 （雁阵机制），那些地区拥有相对足够的劳动力，是能够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他认为，经过这个缓冲阶段，中国将有望过度到一个与新的成本条件和需求条件相适应的新的高增长模式阶段。该模式有三大特征：内地的发展动力、贸易正常化和产业升级（产业内和产业间升级）。他给出的解释是，如果增长引擎向内地转移，中国未来的出口和贸易势必会经历正常化的过程。出口贸易正常化的过程意味着加工贸易占比的逐步下降，可以预计，大量的加工出口企业将开始转移到东南亚等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家和地区。此时，沿海地区将迎来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型和结构升级的机会，结构升级这个过程要持续10-15年，这是个痛苦的转型过程。进而他给出自己的预测，从现在到未来1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进程正在并将保持多点驱动的特点。
不过，他还特别提醒，要使新旧增长模式得以顺利转换，中国政府必须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金融的自由化以确保有活力的部门产生足够的有效投资需求。但是对于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包括中国），要素流动和金融部门往往受结构因素制约，难以确保足够的自由化。横截面看，中国的实体经济部门有三个：实力雄厚而垄断的国有部门（上游产业），有活力的出口部门（主要在沿海，面对外部竞争），分散而有潜力的私人部门 （内部竞争）。他认为，要解决结构性问题，即确保有活力有潜力的私人部门获得更自由的发展空间的问题，是确保增长引擎转移和产业升级的关键，而解决结构性问题就是要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十八大报告强调）。但是中国2004年以后已出现了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的端倪，2008年集中体现了出来。为此，他期望新一届领导人：第一，启动对国有部门和政府的结构性改革；第二，把经济发展的政策框架从（短期的）需求方调整到（中长期的）供给方。摆脱 “凯恩斯学派”，回到“供应学派”的治理思路上来。
依据“供应学派”的思路，他期待新一届领导人接纳的经济政策是：打破垄断，鼓励公平竞争。撤销和放松政府管制，加大金融自由化和利率市场化进程，鼓励和允许私人银行的创办，让更多银行的竞争去改变国有大银行的风险管理模式，鼓励生产要素和资源的跨行业流动，弱化部委的垂直审批和对资源的配置功能，减少政府产业政策的干预，保护企业家精神。政府职能改革和减税。
最后，他以耶鲁大学的发展经济学家拉尼斯（G. Ranis）教授在10多年前重新评价东亚模式说过的话作为自己本次讲座的结语，即东亚经济可以总结的最成功的经验与教训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政策制定者如何能够使经济去适应变化了的环境，是否在私营经济增长并要求政策调整时能够成功做出变化。在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大概每十年就会有新的挑战出现，政府如何通过保持体制的灵活，以更好地迎合国内经济和私营部门的新的需求，对于顺利应对挑战而跨上新台阶至关重要。这句话对当下中国不也同样具有警示意义吗？
讲座的最后，史教授对这次讲座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做了精彩的点评。此后是互动环节。张教授认真回答了每一位提问同学的问题，使同学们对这一主题有了更加深入的认知和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