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ES两会观察：告别与期待
本次两会观察的讨论以张军老师的一篇文章作为开始，张军老师认为中国经济结构性的问题没有大家谈论的那么严重。国家在统计层面的处理惯例是把住房算在投资里面，如果我们把房屋私有化率考虑进来，再加上其他的被低估的服务消费，其实我们消费占GDP的比重并不算低。
回顾胡温十年：中国经济的得与失
殷醒民：过去十年所取得的成就是政策制订者没有想到的，所出现的失误也是他自己没有想到的。如果按照政策的出发点，这十年的增长没有这么快。如果从政策的实施来讲，08年前面所有政策的出发点和实际效果不一样，这里面有一个问题，究竟是中国经济本身的规律战胜、打败了政策出发点，还是政策的误导导致了经济增长，这是一个问题。
寇宗来：第一个是政府的问题，政策的可预测性以及政府的政策的可信性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二个，激励的兼容性。第三个，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是需要进一步考虑的，在很多领域里面，政府做了太多了一点。
王永钦：过去十年破坏了两个大的规则，第一个规则是中央、地方的关系破坏了，破坏的原因在于科学发展观。第二个问题是地方政府，本来中国是制造业发展为主的，后来大家不是靠勤劳致富发展，而是靠投机。中国过去十年是去工业化最严重的十年。
张军：第一，民生的问题，上届政府提出了有关民生的很多工程。但是碰到民生的问题，政府就买单，作为财政来说这个是不可持续的。四万亿的确让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拐点，不仅是指我们这届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的时候，用手太重，而且把中国经济拉入中低速增长的阶段。巨大的货币存量，而生产率没有跟上，我们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价格也相应上升，相对有优势的制造业，再也没有优势了，所以只能通过转型进入新的生产力水平，这个需要十年甚至更长时间。
陈钊：关于民生需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这种民生实际的操作、实际的切入口是否是可持续的？第二，取消农业税是比较容易做的，但在制度上面需要打攻坚战的地方没有做，比如城市化中对农民利益、土地利益的保护。关于和谐增长，我们以后应该换作老百姓的满意度测评政府，把老百姓对政府的呼吁纳入到一个政府集权的考核下。
周伟林：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投放四万亿期间，政府利用现在土地所有制的特点，加快了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虽然效率不高，但是对于中国的整个国土整治，对于整个中西部地区的市场的开放，对于整个国家的发展来说还是很有意义的。
章奇：虽然本届政府强调民生，但是手段主要还都是一些不是很市场经济的手段，这种手段是不是可持续性，这是一个问题。在经济上，政府有很多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行为，主要还是把资源投在国有企业、官府企业，强调资源的集中，而不是资源的分权。
陈诗一：前面政府失去了进行制度改革、结构改革的重要战略性，使后来政府再进行这样的改革，成本、门槛都非常高。过去十年，我们环境污染很严重。我们的GDP是高度房价、高度能耗依赖的GDP。而科学的世界观变成一个多重指标，也就是说多重指标使政府官员一下子没有目标了，达到的效果可能是最坏的。
章元：我觉得从中国发展角度来讲，假设我们中国真正改革从78年开始，也才是第三个十年，大家太心急了，我们是十几亿的人口，很多政策都是内生的。
李婷：过去十年医疗改革的措施步子很大，但是实际既没有解决看病难的问题，也没有解决看病贵的问题。这个很重要原因其实中国医疗市场处在很不竞争的状态，而且非常森严的医院等级制度，导致好的资源都集中在高级别的医院。
何立新：现在这个养老制度，从制度上是全面覆盖，但是企业不一定有积极性，现在这个制度设计企业负担非常重，对城市移民、农民工如果要融进来，可能现在的制度设计还是有问题的。
郑思齐：目前我们很多政策的决策实际是缺乏基础的数据、信息支撑的。第二个，有关政策在平衡利益群体方面，中央政府遇到很大的问题，不同部门之间确实无法协调的，这可能导致一些政策非常波动，精准度不强。第三个，目前在制订政策方面的政策制订者还是缺乏和经济学者的沟通。
陈硕：我们学术界对中央政府研究不是很多。今后学术界对流动、派系分割、规模、效益等等，特别是部委之间怎么做决策的，还有国有大型企业、部委之间是怎么流动？怎么晋升的？对这些人不是很清楚，所以造成对他们的政策主要还是以批评为主，但是并不是很了解。
展望习李新政：经济学人的怕与盼
周伟林：未来十年可能是经济、政治、社会各个方面都有一些调整。现在新政府开局似乎也在印证这样的东西，至于最后是怎么样的来做，刚才大家已经谈到了很好的结构问题，其实每个结构都不一样，中国之大，所以这个里面确实要从中央、地方这个力量能够均衡解决这个问题。
殷醒民：第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认为面临的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是不是真正的问题？我们现在所讲的问题是不是中央领导在位的政治家考虑的就是这些问题？第二目前的政治领导人对中国经济的认识，如果他没有清楚的认识，我们怎么能够期望下面会有做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改革呢？三点建议，第一个必须贯彻竞争原则，公平就竞争，这样才能实现我们真正的发展。第二个原则，社会资源的流动。第三个原则，生产力原则，用生产力标准衡量作为我们改革方向。
陈钊：让民间的声音有影响制度的通道。对任何一届政府要做好的话，无非三个东西，态度、能力、勇气。第一个态度要好，你在为谁做事？当你认真找问题的时候，你发现非常需要勇气，因为确实中国的改革，到了今天，包括历史上留下的问题，包括前面的烂摊子，使政府的进一步改革需要很大勇气，这个时候发现能力就变得很重要了，你怎么样能够在这里面寻找突破，能够既比较稳定的过渡，同时达到你应该追求的目标。
寇宗来：第一点，态度问题，以后的每一项重大的政策出台，都应该经过严格的讨论。第二点要约束政府的行为，最重要一点是财政公开，预算公开化。第三点，我们经济学里面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好竞争、效率，租金耗散。
陈诗一：盼，希望未来政府能够执行、采取一些基于市场机制的，更有效率的一些政策手段来推进各种的改革。怕的是不要像前一届政府一样通过行政手段达到目的。对未来政府我们期盼，希望他们能够意识到自己所处地位，责任所在。
李婷：我觉得今年两会说得最多的话题，就是讲政府的职能转变。政府已经意识到自己需要转型，但是最终的问题可能是他有没有能力或者有没有勇气做这样的转型？中国是最坏的状态，国家打着公益化、保障民生的旗号，做垄断企业的事情。我最害怕的事情是换汤不换药，最期盼的是真正可以职能转换。
陈硕：说到盼有很多，下一步改革，还是像30年前一样，改革是地区实验为主，但是地区实验可能像小岗村这样最坏的地方，所以要有底层设计，像苏州、上海这些地方，体制内他受益最多，就不要他改革，对于GDP比较低的地方，要鼓励他改革。
郑思齐：对于未来十年，因为现在谈到新型城镇化，我的期盼是实现有质量的城镇化、有质量的增长。另外一个从微观角度，因为城市是一个很多系统的有机关联的整体，这意味着这些不同的政府部门必须要加强协调性，避免以前那种政策比较随机、混乱的问题。
王永钦：我对下届政府比较怕的事情是做政治正确的事情，而不做正确的事情。我觉得政府有两个可以做的，从历史发展阶段，中国非常像1920年的美国，罗斯福做了很多事情，包括社保、破除垄断等等，下一个政府要做一个罗斯福的事情，中国同时还需要一个撒切尔夫人，要抵制住利益干扰。
章奇：我觉得我们不能怕利益集团，最应该怕的是以反利益集团为名义把所有人排除在诉求的过程中，应该鼓励不同的人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大家公平竞争，这才是好的政治方式。第二个比较怕反腐败，反腐败于党于国都不利。对期盼的，第一个，我希望新一届政府能力把新老36条落实，另外一个可以真正推动金融体制的改革。
张军：每一届政府都有期盼，但是期望也不要太高，因为政府领导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规则。如果有什么期望，就是收入倍增，让市场跟政府的边界重新划分，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改革计划，把政府职能真正调整过来。在财政收入好的时候政府改革动力不足，而现在财政收入很可能从今以后的增长速度回落到一位数。如果是这样的话，会加快政府对职能转变、公共部门的改革，只有这样的话，才能把我们审批、政府的管制这些东西彻底扔掉，这样才能看到我们真正有活力的部门重新恢复到一个正常轨道。
绕不过的中国梦：国强与民富
章奇：从90年代开始，从国企主管行业里面走出来的中央委员的比例，在国务院系统里面一直稳居多数的。用这种方式描绘利益集团背后的权利谱系的话，对现在的改革前景的判断不是特别的乐观的，因为第一政府的谈判能力相当强大。第二接受这样的趋势，即使新的一届政府上台以后，不太能够指望对国企的利益的撼动，我对未来的国企改革相对来讲是比较悲观的。至于其他的利益集团是不是也是这样，需要做更多的分析。未来的改革的前景肯定是光明的，但是肯定这个道路也会非常曲折。
河南省代表：刚才主持人谈到国强民富，说到国先强还是民先富的问题？我觉得可以联系在一起，没有必要分开。民不富，国也强不了，国不强，民也不会富。刚才专家提到的反腐，他既然已经富了，而且是一个阶层，你要把这个东西撼动的话，付出的成本相当大。
张军：我没那么悲观，以现在来讲，未来十年我们去看，再大的利益集团，都大不过中国共产党，所以真的要改是可以改的，没有问题。这个体制只要是可改革的，就是有希望的，现在最怕的像印度日本这样的体制，它不可改革。我们有利益集团，但是这个利益集团还不至于强大到能够跟共产党可以叫板的程度。一个政府不管是面对什么样的复杂情况，只要他能够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中国发展机遇期里面继续保持他相对的中立，免受利益集团的俘获，还是有希望的。我对未来的十年还是比较谨慎乐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