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复旦大学文科一级教授、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与浙江财经大学邓燕飞副教授在《财经论丛》2026年第1期发表论文《新发展阶段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理论内涵、现实挑战与完善路径》。我们特此分享文章概述，以飨读者。
内容摘要：本文系统阐述从“宏观调控”到”宏观经济治理“的范式转变及其理论内涵，剖析新发展阶段宏观经济运行的”弱平衡”等六大复杂性特征，揭示传统凯恩斯主义政策框架在新形势下的局限性，形成一个包含现代化中央银行制度、超越常规的政策工具、多元政策工具协同及宏观经济预期管理等四大支柱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分析框架。最后，结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战略部署，提出以国家战略规划为导向、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强化政策一致性评估和预期管理的实践路径，旨在为构建中国特色、顺应新发展阶段要求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供理论方向和政策参考。
关键词：新发展阶段；宏观经济治理；多元政策工具；政策协同；预期管理
文章含义及研究价值
曾几何时，中国经济如同一辆在高速公路上疾驰的汽车，“宏观调控”扮演着司机角色，主要任务直接而鲜明：经济过热时就踩刹车（紧缩政策），增长乏力时就踩油门（刺激政策）。财政与货币政策，如同油门与刹车踏板，构成了驾驶的核心装置。那是一段目标相对单纯、工具相对集中的“赶路”岁月。
然而，当公路逐渐变得立体交错、车流愈加复杂、天气与路况瞬息万变时，单纯的“踩”与“松”已不足以确保安全、平稳地抵达目的地。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步入一个以“三期叠加”为标志的新发展阶段，增长态势从“高速”换挡至“中高速”乃至呈现“L形”筑底。相应地，一个更具系统性和根植性的概念——“宏观经济治理”取代了相对单一的“宏观调控”，被写入了国家顶层设计的蓝图。这绝非术语的简单更新，而是一场深刻的范式革命。它意味着目标从平抑短期波动，扩展至优化结构、防控风险、谋划长远；主体从少数部门，扩展到党领导下多元机构的协同；工具从财政货币政策“两板斧”，丰富到涵盖产业、区域、环保等多元组合的“工具箱”；方式也从直接干预，升级为强调预期引导与科学评估的现代治理。
为何必须转变？因为中国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与外部环境已今非昔比。我们正面临六大复杂性特征的严峻考验：
其一，“弱平衡”成为新常态。 过去那种“需求旺盛、供给紧张”的强劲增长动力正在转换。一方面，工业化高峰期已过，许多行业面临产能过剩；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收入分配格局等因素抑制消费，投资回报率下降制约扩张。这使经济在一种总需求偏弱、物价持续低迷的脆弱状态下寻求平衡，犹如行走在一条狭窄的平衡木上，既不能猛力刺激，又不能放任失速。
其二，“稳当前”与“谋长远”的矛盾凸显。 要防金融风险，可能需要维持偏紧的货币环境，但这又与支持科技创新的融资需求相冲突；要推动绿色转型，碳成本可能推高物价；产业升级在提升质量的同时，可能暂时挤出部分传统就业。为此，宏观治理必须在多重目标间精准拿捏，实现跨周期设计。
其三，增长动能亟待转换。 以房地产深度调整为标志，过去依赖高投资、特别是基建与房地产投资拉动增长的模式已不可持续。投资效率明显下降，宏观治理必须更多地聚焦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激发消费潜力、畅通经济内循环，推动增长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其四，技术革命加剧结构性分化。 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的浪潮下，高技术产业与传统行业、数字基础好的地区与转型缓慢的地区、高技能劳动者与普通劳动者之间的分化日益显著。这就要求政策必须更加精准，告别“一刀切”，实施差异化、精细化的结构性政策。
其五，外部环境风高浪急。 地缘政治冲突、全球产业链重组、“去工业化”思潮等使外部冲击从周期性干扰转变为长期的、结构性的不确定性。宏观治理必须统筹发展与安全，在开放中保持战略定力，稳固并升级制造业根基。
其六，风险防控成为核心约束。 地方政府债务、房地产风险与金融风险交织联动，处置难度空前。任何宏观政策的出台都必须在“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反复权衡，如同在雷区中穿行，必须保持一定的审慎。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中国亟需构建一套系统、协同、灵活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其核心可概括为四大支柱：
第一支柱：建设“多目标平衡”的现代中央银行。 央行已从“币值稳定守护者”演变为在增长、就业、物价、金融稳定、结构优化等多目标间寻求动态平衡的“总协调师”。“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框架正是为了应对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不同步的新挑战。当前，重点在于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畅通政策利率传导至实体经济的“最后一公里”。
第二支柱：创新“精准发力”的超越常规政策工具箱。 这并非西方量化宽松的翻版，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结构性政策创新。例如，碳减排支持工具、科技创新再贷款、支小再贷款等旨在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进行“精准滴灌”，这些工具植根于中国特定的发展阶段和结构性问题，是治理艺术的重要体现。
第三支柱：强化国债市场的“基石”功能。 一个深度、流动、健康的国债市场不仅是财政融资的工具，更是货币政策操作的载体、利率曲线的锚以及金融安全的缓冲垫。发展壮大国债市场有助于完善基准利率曲线，为宏观政策提供更坚实的操作空间。
第四支柱：建立“科学与艺术结合”的宏观经济预期管理。 信心在复杂时期尤为珍贵。中国特色的预期管理涉及多部门、多口径的“立体式沟通”，如何确保信号清晰、协调、可信是一大挑战。这需要从技术层面的沟通技巧上升到制度层面的协调机制设计，将预期管理从“艺术”转化为可操作的治理“科学”。
蓝图已绘，重在落实。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实践路径，必须紧扣国家战略规划，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来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化解债务风险，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来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以强化政策一致性评估和预期管理来增强政策透明度和可预见性。
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没有现成教科书可以照搬。中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探索与完善过程，本身就是一场伟大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它根植于中国大地，回应“时代之问”，不仅为中国式现代化保驾护航，也必将为世界宏观经济治理贡献独特的中国智慧。当中国经济这艘巨轮驶入更加开阔也更具风浪的深水区时，一套成熟、高效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就是其行稳致远最可靠的“导航仪”与“压舱石”。
来源 | 财经论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