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我很早就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系列“中外经济专家论坛”做出过承诺，愿意以自己这些年来单独或者与哈勒根教授（华盛顿州立大学）多年来合作发表的一些与转型经济有关的论文为基础编辑出版一本转型经济学的书。但是，一方面忙于自己的其他工作，另一方面，在这个所谓“全国人民都很忙”的急速变化时期，做下来整理过去的研究工作，似乎并没有多少激情。
终于有一天，我萌生了一个想法，也许由学生来替代我做这样一个工作会更有意义吧。很有天分的罗长远是由我指导论文的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项目的候选人。一年来，他和我在微观经济学及应用工业组织理论于中国经济转轨方面合作瞒多。而且我发现他对中国的转型问题有一种难得的好奇心。事实证明，由他来搜寻和选编我过去10年来零碎地发表出来的以转型为主要论题的论文，无论对于他还是对于我都是一个有趣和有益的活动。坦率地说，我自己很久没有关注过我10年前写的那些论文了，尤其是那些发表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我“初出茅庐”时的文章，我已有了陌生感。
我相信罗长远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来寻找那些文章。那是一个劳动密集的工作。当他寻找到了我的绝大多数文章之后，便跑到我的办公室激动地说，看了我早期写的那些文章觉得非常过瘾。他说，尽管现在的更年轻的经济学人可以写出更精致的论文，但好像再也没有我们那一代人的文章所具有的使命感了。这话显然是有些夸张的，但也许，他说的是对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改革开放后在80年代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他们在当代中国经济学转型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今天似乎越来越清晰了。他们也许没有意识到，也没有刻意地去追求，可是，回过头去看看，他们的工作确是多了一些历史的责任。不过，这更多地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那个转型时代造就的。那个刚刚走向开放的时代给予了他们做出贡献的机会和做出贡献的方式。这也许是今天更年轻的经济学学生不太能够理解和几乎无法整体超越的主要障碍。
但即使这样，中国的经济学的现代化最终还是不能离开更年轻一代经济学人“融入主流”的持续努力。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经验为中国经济学家的迅速成长和步入世界学术舞台提供了历史的机遇，把握好这个机遇是至关重要的。反过来说，中国这个大变革的时代的确也是有足够的吸引力的。年轻一代的经济学人才会越来越多地安心中国、回到中国，留在中国和立足中国，因为在中国，每天都发生着挑战我们的思想和现成理论的经济发展和体制变化。而更重要的还在于，发生在中国的这样的历史机遇已经并正在吸引着那些最聪明的学生们。
我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因为有这样的历史机遇和以中国经验构筑的舞台，改革开放25年后我们终于有了一批批崇尚思想自由、追求学术卓越的一流的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他们活跃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前沿的领域。他们可能是我们这个社会里最聪明的头脑的一部分。而这个结果显然是在改变着我们长期以来最聪明的人去搞自然科学的智商分布的结构。
我在一篇题为“聪明起来的经济学”的文章中写道：“回想25年前，当中国经济刚刚开始农业体制变革的时候，是一组非常聪明的年轻人的脑袋依照他们几乎超前的眼光，业余地使用现代的经济学理念和经验研究的方法（尽管非常粗糙）帮助政府获取了经过统计处理和理论分析的调查数据，不仅在当时影响了政府的决策，而且为那时还不为我们所熟悉的经济学及其他社会科学树立了学习的楷模。在这个团队对农业体制变革和农业发展的研究正在深入的时候，宏观经济的稳定与（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战略如何进行等开始成为中国经济改革初期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课题。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大的问题吸引着大的智慧。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绝对是那些最聪明的人加入了那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尤其是1985年那场所谓“价格双轨制”的著名争论中”。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在国内最著名的大学完成学业后出国留学，进入欧美著名高等学府深造。尽管读工程和自然科学的学生人数绝对领先，但选择经济学或从自然科学与工程学转读经济学的学生数量不断增长。这个现象与中国经济发展与体制变革的所具有的挑战意义当然是正相关的。选择攻读经济学的学生渴望获得经济学的智力装备能够使自己变成中国经济变革这个事件中的当事人而不是旁观者。事实几乎是，变成当事人的最具代表性的角色就是成为在中国的经济学家，但你需要的是绝对聪明的脑袋：当话语触到了经济发展的前沿阵地，人就站到思想与学术的最前锋。
眼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新的体制上的挑战。一个基本的共识的是，金融改革和法律转型将是中国经济改革所面临的更具挑战性的问题。金融和法律部门的转型是一个绝对复杂的工作，它需要聪明绝伦的脑袋。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因为聪明而选择了金融学和法学，而今天选择在中国亲身参与推动金融和法律体制的变革，更是聪明。当然，因为经济体制的变革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它没有可以直接拷贝的模式，它需要诱导，也需要推动，更需要政治、文化、经济与社会诸领域互动。所以，最聪明的脑袋也代替不了这一切。但是，有了聪明的人，我们就能知道我们在干着什么以及为什么我们这么干。
只是，作为一个个具体的经济学家，他可以是提出重大理论问题的人，他也可以是对中国问题做开创性研究工作的人，他还可以是开展研究项目的领导者和协调人。无论什么样性质的工作，它们合在一起就是在为中国的经济学发展和现代化做出贡献。好在，自己的路还很长。
张军
2003年岁末记于沪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