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点2003中国经济
张 军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对于经济学家而言，商务部最近公布的中国的贸易总值将高达8400亿美圆是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数字。如果按照预期，中国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5的话，那么8400亿美圆的这个贸易数字将使中国的贸易额接近GDP的70%。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上升到40%的时候，著名中国经济专家、现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拉迪就说过，中国的贸易依存度理论上是不应该有这么高的。按照他的理解，被夸大的贸易依存度只能表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计算贸易依存度的分母）在将人民币按照现行的汇率换算成美圆时被严重低估了。换句话说，人民币的购买力被它对美圆的汇率低估了。事实上，对人民币汇率的讨论许多年来一直不绝于耳。而在2003 年，人民币该不该大幅度升值几乎成了所有中国经济学家都必须准备回答的“最前沿的”问题。
毫无疑问，人民币是否应该大幅度升值是2003年一个最重要的经济话题。预期升温导致了短期资本的大量流入，加剧了中国因外汇占款而形成的货币投放的迅速增长，给中国的货币政策当局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压力与两难选择。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也从此被海内外经济学家给予了最热烈的关注。从理论上说，当升值预期不断加强和货币供应量急速上升的时候，通货膨胀的压力就在形成之中。因此，到2003年的下半年，一个有趣的问题组合就浮出了水面：只要不在短期内升值人民币，中国经济就必须来防卫“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危险；而人民币的升值很有可能会加剧已经存在多年的轻度的“通货紧缩”。
但是，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多年来因为投资过度增长而形成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局面还难以被很快纠正，因此，持续改善经济增长的效率依然任重而道远。其实，正如我一再强调是那样，人民币的升值压力根源于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本身。持续而过度增长的投资在中长期出现了“边际报酬递减”的现象，因此，经济的增长开始逐步靠贸易部门的扩张来拉动，对贸易的依赖持续上升，而贸易增长主要还是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方式完成的。持续的资本和贸易顺差必然反过来对人民币带来积蓄起来的升值的压力。
不管怎么说，当贸易总额从2002年的6200亿美圆急剧上升到2003年的8400亿美圆时，中国的经济政策在2003年遇到的这个艰难选择的成因更为显著了。至于2003年贸易依存度的上升是否再次“遭遇”了拉迪的猜测，则是需要留给经济学家去研究的题目。不过，撇开汇率本身可能的“扭曲”之外，贸易依存度上升过快的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或推测是，2003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实际上也许增长了更多。眼下，官方的口径基本上锁顶在8.5%的增长率上，但是不少经济学家依然认为，2003年的经济增长可能在10%的高位。这个判断的基本经验依据再次回到了宏观经济上来了。无论如何，不管什么原因引起，2003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出现了“过热”的迹象，电力、钢材、水泥以及其他重要的生产资料出现短缺或者价格上涨。数据也显示出，下半年以后，投资增长率高达30%以上。在金融部门，银行信贷出现高速增长，成为一个多年久违的现象。
那么，尽管经历了第2季度的SARS的影响，但是之后为什么会出现信贷的高速增长？在当时，这是经济学家一直感到不解的问题，因为我们已经经历了多年的银行“惜贷”，怎么一下子银行会热衷于信贷扩张呢？现在基本上有了答案。原来是银行今年被“银监会”要求不仅要降低呆帐比率，而且要提高利润水平。满足这两个目标的几乎唯一的方法是尽量增加信贷的规模。就要求银行增加利润水平来讲，这与今年“国资委”要求196家“中央企业”增加利润总额同出一辙。我们纳闷的是，与国有企业增加利润总额并不意味着提高了“利润率”一样，靠扩张信贷来增加利润也并不一定能提高银行的资产回报率，相反可能进一步恶化预期的回报水平。
这些做法之所以总是会发生，是由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和现行的行政与人事体制决定的。辨证地看，这种体制对短期的“宏观稳定”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但对经济增长的长期负面影响却很大。回想起来，与过去这些年一样，依靠这样的政府体制，2003年中国经济在维持宏观总量平衡方面依然是成功的：当我们的国民储蓄率高达40%的时候，我们做到了接近40%的投资率，从而在“宏观”上维持了今年的稳定。虽然下半年出现了信贷扩张，但是因为很快被中央政府察觉并加以管制，通货膨胀的压力没有快速积聚起来。所以，我一直认为，就宏观总量的平衡关系来看，中国这些年来成功地做到了“宏观”的稳定，因此，如果说对中国经济有什么提醒的话，这个提醒显然不应该针对“宏观”。
中国的经济问题在长期，在长期的增长本身。而长期的问题在中国就是我们的体制问题，它需要的是持续的深度的改革。我们至今在金融部门、私人企业部门以及许多领域都还没有完成体制的改革与转型。例如，今年的电力短缺在很大程度上就暴露了现有体制改革不彻底的缺陷。落后于电力经营和管理体制的改革，再加上没有形成电力那样的垄断地位，煤炭企业的供应机制不足以产生足够的激励来“均衡”煤炭的供求关系。煤炭的计划体制至今还没有被彻底改革掉，政府每年仍旧安排与电力企业的定货会和人为制定批发价格的做法还在继续维持，这已被认为是导致2003年煤炭短缺和相应的电力供给不足的重要体制原因。
除了体制改革以外，发展问题也是长期的。现在我们面临的收入差距问题，就业问题以及社会保障等，都是中国经济在长期要始终处理和解决的问题。所以，尽管宏观经济的稳定是政府在短期的政策目标，但我们依然可以说，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仍将是我们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始终面临的最迫切的两大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