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到了岁末，我们总爱盘点一下过去一年中国经济的“大事记”，回望经济的“热点”和评论已经被执行过的政策。的确，在过去的2003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上半年的SARS病毒的干扰，进而又如意地进入了高位的经济扩张。在这一年里，虽然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和压力不绝于耳，但中国的贸易增长却势头不减；虽资本市场依旧清淡，但银行信贷火热扩张，虽然超常的投资增长速度使电力、钢材、水泥等基本原材料的供给出现紧张以及粮油价格出现久违的上涨，但这些通货膨胀压力的积聚被很快加以控制。所以，2003年的经济在宏观上最终还是实现了经济“稳定”这个最基本的目标。有了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我们接下来就有了思考中国当前经济问题的视角，就容易懂得中国经济的问题如果有的话则出在何处。
在这里我当然必须先说明我的这个判断是如何得出的。作为经济学家，他们对总体经济状况健康与否的判断自然应该基于他们对“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所掌握的知识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我们都知道，“宏观稳定”是判断宏观经济的主要指标。宏观政策的主要功能也就是为了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维持经济在“总量”上的平衡。如果以这个作为“基准”来审视中国的宏观经济状况，那么，中国的经济这些年来在宏观上应该说是成功地维持了供求的总量平衡。道理其实很简单，我们这些年的国民储蓄率已有所增长，现在约为在42%左右，这意味着我们每年必须有40%的投资率才能维持总量的平衡。
现在不少人总是批评说，中国的投资率太高了，投资增长太快了。但是，当我们的国民收入中只有58%的部分被消费掉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40%的投资率来用掉剩余的42%，我们就难以维持宏观经济的平衡，就会真正引起严重的通货紧缩。因为维持了40%的投资率，中国经济实现了宏观的稳定，这可以从物价（价格指数）保持了0-1%的年增长率中得到印证。的确，我们多年没有了通货膨胀，也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通货紧缩（即国民收入和国民财富的减少）。
2003年的经济虽然遭受曲折，但在宏观上并没有出现对“均衡”的显著偏离。虽然2003年下半年出现了被许多经济学家称之为“过热”（偏离均衡）的迹象，电力、钢材、水泥以及其他重要的生产资料出现了短缺或者价格上涨。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这个“过热”其实只是银行部门“突发”的放贷行为造成的。在商业银行部门，银行信贷出现了出人意料的高速增长，一个多年久违的银行行为。
刚一开始，经济学家一直困惑不解，在我们已经经历了许多年的银行的“惜贷”之后，怎么一下子银行会热衷于信贷扩张呢？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为了降低信贷风险，银行信贷被要求执行了非常严格的风险管制，出现了被经济学家称作的全面的“惜贷”行为。而今年的信贷扩张的激励来自何处呢？原来是银行今年被“银监会”要求不仅要降低呆帐比率，而且要保证提高利润水平。银行部门清楚地知道，满足这两个目标的几乎唯一的方法是尽量增加信贷的规模。而我们同样知道的是，与国有企业靠加大投资来增加利润总额并不意味着就能提高了“利润率”一样，银行靠扩张信贷来增加利润也并不一定能提高银行的资产回报率，相反可能进一步恶化预期的回报水平。但值得回味的是，这样的事情就是在2003年发生了。
所以，走过2003，我们如果要对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形势要说长道短的话，那么这就不应该是针对经济宏观面的，因为在短期我们已经做到了总量的平衡。真正的问题在于长期。长期的问题也就是增长的问题。短期的宏观平衡在目前掩盖着的是经济增长本身的问题。短期内为了去平衡占GDP 40%的国民储蓄而维持占GDP 40%的投资“流量”如不能变成有效的供给，从而进一步产生出更多的国民收入，那么增长就有了长期的风险了。我这些年的研究发现，每增加同样一块钱的GDP，我们每年却在用着越来越多的投资。这就是我对长期问题的忧虑。
在中国，这种长期的经济风险的积累主要来自于体制上的问题。简单地说，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金融制度和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去取代不负责任和假公济私的投融资体制的话，投资的低效率问题就难以从根本上被纠正过来。当然，中国经济面临着的长期问题还有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就业的问题等。对于政府而言，当我们每年都在关注那些短期的宏观经济问题的时候，如何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加快体制改革来化解长期风险这个长远问题或许是一个新年伊始不算多余的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