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崛起怎样影响世界？
张军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6月27日出版的英国的《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环境污染问题的书评，但却让我想到了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根据这篇书评的介绍，最近美国康乃尔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一本书，翻译过来应该叫《黑河在流淌：中国未来面临的环境挑战》。对于了解中国目前的环境状况的人来说，看到这样的书名也许并不让人惊诧。的确，河流的污染在很多刚刚工业化的中国地区已经成为了最严重的生存危机。不过，我感兴趣的是述评中提到的这么一段话：“让中国与众不同的不是它的环境问题的严重程度，毕竟这样的问题与过去欧洲、美国和日本在工业革命时期遇到的问题是类似的，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个问题的规模。13亿的庞大人口规模与几乎每年10%的超常经济增长的结合意味着中国对环境问题的处理方式不仅影响它的人民而且影响整个地球。”
实际上，我离开上海来韩国前刚刚在Shanghai Daily上发表了文章，表达了对资源消耗问题的关注。于是在上个周末，《纽约时报》驻中国的记者从上海拨通了我韩国办公室的电话，对中国经济增长可能给资源和环境带来的至深影响与我用英语在电话上进行了至少1个小时的采访和讨论。他在电话里告诉我，在他看来，除了美国人之外，似乎只有中国人一样地拥有这么强烈的发展的愿望，希望有更好的工作、更好的房子和车子，总是相信明天肯定比今天好。而作为美国人，他希望知道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我们是否真正认为并重视中国今天的经济增长对环境和资源带来的史无前例的压力和挑战。我说，照这样的增长方式和增长速度，中国将很快到达资源和环境所能承受的极限，并将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曾未有过的方式影响世界。
我并不认为我说的肯定是对的，只是相信我的这个说法的逻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认为，对于以上这样的问题，我们不需要去辩论我们应该使用什么样的理论，也不需要讨论未来可能出现的转折与奇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简单的逻辑推论，因为只有逻辑推论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未来面临的挑战的性质，从而更好地指引我们去寻找出现转折的可能性与备选的道路。那么，这个简单的逻辑是什么呢？这个逻辑就是基于人口规模的“放大效应”。具体而言，任何在西方和东亚成功的发展模式在中国几乎都遇到一个“规模”障碍。任何一个在别的地方可行的“比率”在中国都涉及一个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
正因为这个逻辑，上面提到的环境问题在中国才被说成不是一个程度问题而是一个规模问题。也正因为这个逻辑，中国的崛起今天对世界的影响方式是任何一个已经在经济上崛起的国家和地区（欧洲、北美和东亚）不曾有过的。我们不妨借用一位在北京的环保人士曾经做过的类比来说明这个“逻辑的力量”：如果中国人要达到今天美国人的汽车拥有率的话，那么中国的街上就将有6亿辆汽车在行驶（注：今天大约是2500万辆私人轿车）。这个数字比全世界的汽车拥有总量还多得多。的确，如果今天的中国人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一个今天这样的世界就远远不够了，我们也许需要4-5个这样的世界才能满足中国人的这个生活水准。要知道，美国在19世纪初开始奠定其经济发展的优势地位的时候，它的增长问题最多也还只涉及一个500万人的规模，而今天中国获得经济起飞时，它的人口几乎是当时美国的260倍。毫无疑问，人口的基数“放大了”所有问题的规模而不是程度。而对于这个资源分配格局已定的世界来说，挑战极限的正是所有中国问题的“规模”。
对于中国，眼下的经济增长模式就是这么简单，它几乎取决于我们的增长意愿。即使只有15%的中国人要离开农村进入工厂做工，10%的中国人要住上好的房子，5%的中国人要拥有自己的汽车，中国经济发展的马力就足以加速了。中国人的人均国民产值现在每年哪怕提高100美圆，就意味着1300多亿美圆的经济总量，而中国现在的经济总量每年就在增加着这个数字，尽管总值上还只有美国的1/10。去年，中国仅出口就增长了50%，总值高达4800亿美圆，已经接近了印度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即使这样，高达1.3万亿美金的国民产值分摊到每个中国人头上每年也不过只有1000美圆，而且事实上中国的人均支配收入仍然远远小于这个数字。
但就是这个小小的人均数字已经使中国去年消耗了全球的40%的水泥供应量和接近30%的钢材。中国自己目前的钢产量为2.2亿吨，在这个产能水平上中国这几年每年还要进口3000万吨钢来满足国内的增长需求。因为这两年对钢材的需求增长高达30%以上，去年中国至少有8000万吨钢的生产能力已经开始或准备建设之中。另外，英国石油公司（BP）说，过去5年里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近乎一半来自中国。中国现在40%的石油需求是靠进口满足的，去年的石油进口量已经超过了日本，仅次于美国。中国对国际金属矿产和谷物的大宗需求已经使中国成为了这些产品的价格制定者。
发生在过去10年来的这些经济活动还只代表着在中国东部或沿海地区的迅速工业化进程。中国还有7-8亿的人口在农村过着一点也不富裕的生活，还有至少1.6亿的劳动力需要从落后的生产方式中转移出来进入现代的生产方式。中国政府计划在2020年让3-5亿人从乡下移民到市镇，中国政府手上还有几十万家国有企业及其庞大的几十万亿的帐面资产和巨大的土地资产尚未变现和出售。所有这些都将意味着一个将要再持续数十年甚至更长的消费和投资的巨大流量。但是，满足这么巨大的需求流量势必遭遇我们的资源状况、能源供给和环境承受能力的严厉约束。
今天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制度性安排，包括全球的生产体系、国际贸易的规则、国际金融的体系乃至国际政治的结构，均是在未充分考虑中国这般崛起的前提下做出和形成的。当中国的经济开始实现了高速增长的时候，在西方世界的视野里尚不如“柏林墙”的倒塌那么的耀眼。实际上，中国今天的经济起飞是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并不看好的转型方式下实现的，因此，当这个增长制造着更多的资源代价和环境代价的时候，几乎没有正统的经济学家愿意相信在中国所看到的变化是可以长久维持下去的。
说到底，中国经济增长给中国自身和整个世界形成挑战的源泉并不在于它的产出的增长速度有多快，而在于它对投入需求（和资源消耗）增长的规模。毋庸置疑，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了投入的推动，几乎是在平面上发展的经济，而没有形成精练的财富创造的模式。回顾一下世界经济的历史，无论是英国早期的工业革命，还是后来迅速崛起的美国经济，尽管相对于其他经济它们在经济高速发展中无疑吸纳了世界的主要资源和能源，但是它们能够成为发达的经济并奠定在今天的强国地位，靠的却是技术的创新和进步，即不断外推“生产函数”。得益于技术的创新和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经济学家发现，美国150年来的“实际增量资本-产出比率”（每增加一单位的产出所需要的实际投资）基本保持了常量。“东亚经济”在它们的经济起飞和高速增长的时期主要依赖了投入推动型而不是效率推动型的工业化的发展战略，但是由于其规模过小，不足以对世界经济产生显著影响。但即使如此，从它们自身来说，过于依赖投入推动的经济增长最终还是没能在赶超发达经济的人均收入方面持之以恒。“东亚”的新兴工业化的经验几乎是，在它们用了35年的时间将人均收入达到差不多美国人的40%的时候，似乎再也难以高速增长下去了。
同样作为一个人口高达10亿的泱泱大国，印度这10年的经济发展显然走上了一个典型的效率推动型的模式。有意思的是，绝大多数到过印度的中国朋友对印度6%的经济增长不以为然。而我3月份在印度一周的访问却让我相信，印度在使用一个非常不同于中国的“生产函数”。5月份的一期《远东经济评论》载文说，印度的发展其实是另一个美国模式，道出了印度增长模式的特征。我在孟买的时候，印度的经济学家告诉我，印度去年消费掉了2000万吨钢，而且还向中国出口约1000万吨的钢材。印度的经济总量（GDP）已是中国的一半，但是印度的经济总量中有一半（过去10年平均约为51-52%）来自于与信息产业和人力资本密集的服务部门的发展而不是制造业。从这个意义上讲，印度未来的发展空间就大于中国。看起来，世界尚未为中国的经济崛起做好充分的准备，但却有利于印度的增长。
2004年6月29日于韩国光州全南国立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