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中国的经济总量为什么会“超支”？
张军
这些年来，因为上海的夏天高温难熬，我和家人把波士顿的哈佛大学当成了避暑的地方，因为这样既避了暑，得到了休息，又能静心读书，一举而两得。今年入夏以来，“热”起来的就不仅仅是气温了，而且还有了经济本身。在经济过热和经济过热的话题节节升温的时期退避到一个冷清的地方，就如同在盛夏时节去一个高纬地区避暑一样的，可以有许多远离酷暑之后的心得。从6月21日算起，我前前后后有6个礼拜远离了“过热的”中国经济。我是在第二季度的宏观数据出台之前离开上海的，在韩国全南国立大学为经济学系的夏季教学项目执教了一个月，之后又在东京、山东和甘肃待了两个礼拜。在这一个多月里，我有了比较多的时间来拒绝摄入更多的信息和思考那些在国内甚至来不及提出的问题。
人在国外，就是站到了中国经济的圈外，对国内宏观经济问题的看法自然就会更“简练”一些，不再整天面对国内媒体地毯式的经济报道和喧闹的争论，问题也就想得更简单、更粗糙，因而也就更具理论性。坦诚地说，我想的最多的问题不是如何治理投资过热和防止严重的通货膨胀，而是中国的经济在发展中为什么总是不断地在总量上“超支”。对于这个问题，我相信我们已经有了太多和太具体的答案和解释。
不过，在很多问题上，我的体会常常是，对中国经济的情况了解得更多和更具体反而会在寻找问题的答案中“丢了西瓜而拣了芝麻”。从这个意义上讲，有时候拒绝更多的信息倒是一个理智的选择。因此，远离了正在升温的中国经济和吵闹的经济学界，对上述这个问题的思考让我本能地回到了“价格理论”。其实，对于经济学家来讲，透过并撩去附在任何经济体身上的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体制外套，看见的不过就是一个价格决定的问题，但这需要不被那些华丽和复杂的外型所迷惑，这可能是一个可从训练中逐步获得的悟性。
对于中国经济出现的“过热”表现，国内大多数经济学家是惯用“宏观经济学”的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理论框架来做分析的。这看起来顺理成章。但是，“宏观经济学”不是回答“为什么”的，而是回答“怎么办”的。按照宏观经济学的理论，“经济过热”意味着可以用货币（M2）度量的总需求在总量上开始接近或超出短期内可以视为常量的总供给，也就是我们俗话所说的，票子发多了。根据“宏观经济学”，治理经济过热就需要在总量上紧缩总需求。在这个前提下，人们可以对政策的组合方式、出台的时间以及力度等进行讨论和设计。但我关心的并不是这个问题，我关心的是，中国经济改革了25年，为什么它至今还是比较容易出现经济的“过热”，为什么还不能摆脱它过去的那种商业周期模式？
众所周知，在中国发生的经济的（需求）总量过热总是投资过热引起的结果。既然这样，我们就要问，中国的投资在总量上为什么仍会出现“过多”呢？在利润目标已经普遍化的今天，答案只能是，投资的“成本”被扭曲了。在这里，构成投资成本扭曲的有两个重要的价格扭曲的因素，一个是土地，一个是信贷资金。土地和资金定价的扭曲是因为这两个稀缺的要素至今仍然是政府所有和控制。以市场的眼光来度量，当地方政府还拥有、控制和直接影响这两样东西的时候，它们对投资的需求就必然是“超常的”和“过度的”。事实上，在这一轮的投资过热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以及与房地产部门直接关联或派生出的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的投资最热。问题是，房地产开发的投资为什么这么热呢？
很多人会说，这是因为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加速城市化的阶段。其实，这个说法是一个同义语反复的“套套逻辑”，他们是用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长本身来说明城市化的。在我看来，房地产开发投资需求的增长首先是地方政府依靠土地批租这个手段创造出来的。土地的征收和批租成了过度投资需求产生的根本源泉。而这又是因为土地是“便宜货”，它成了政府和企业投资需求最初形成的根源。由于土地极其廉价，在很多地方开发区那里甚至是政府作为“礼物”送给企业投资者的，这就等于投资者还没有投资就赚了大钱，更不用说那些瞄准了看涨的产品和行业的投资了，投资还能不“过度”？
与土地一样，投资的过度需求也和资金的价格扭曲直接相关。迄今为止，资金的价格即利率还没有实现市场定价的目标，利率的市场化进程还迟迟没有加快。同时，已经习惯了利率管制的国有银行也缺乏经验和自信。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和企业对信贷资金的需求必然过度无极了。再进一步看货币的供给，我们发现，由于人民币的价格即汇率在1994年以后变成了事实上的固定价，又使人民币变成廉价的了，这就使中国的加工贸易获得惊人的增长和扩张，国际收支上持续累积庞大的赢余，出现与外部世界的不平衡。外部世界和投资者对人民币汇率的升值预期以及外汇占款的压力积聚就是典型的外部不平衡的反映。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这个外部的不平衡必然要导致内部经济的失衡来加以缓释。这表现为国内金融系统内过多的“流动性”或货币的过多供给。只要不改变人民币的定价机制，外部的失衡必然要通过冲击内部经济的平衡来恢复。这就在信贷上配合了国内投资的过度扩张。
总之，中国经济当前的过热现象再次提示并显露出一个原本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在土地、资金以及人民币的定价方面的严重扭曲。由于这些帮助形成过度投资需求的“参数”的真实价格还没有实现市场化，廉价的土地、资金和人民币既是我们能够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显然也是导致我们的经济难以避免“大起大落”的根源。
早期阅读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的文献，还记得对计划型经济和市场型经济的认识有“资源约束”和“需求约束”的对应说法。按照这种说法，计划型经济总是出现过度的投资，只有“资源”才能约束这种投资的增长。其实，计划型经济之所以是“资源约束”的经济，正是因为那些最重要的要素资源的价格（土地和资金）因为国有而被歪曲了，它们变成了最廉价、从而也就最容易被过度利用的资源了。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