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大讲堂》第一期
张军教授：增长与制度——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今天我要和大家来谈这样一个挑战性的题目，增长与制度――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增长与制度的问题正好是我过去十多年自己做的研究的工作，这个研究的工作应该说还在继续，因为经济研究是一连串的事情。所以今天我把两者结合在一起，题目叫“增长与制度——我们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
这个问题从什么地方开始，我今天选择这样一个角度，只谈贸易，外商投资。中国经济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认识，大家知道过去25年来它应该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而其中贸易额世界排名第三，贸易在我们的GDP中占70%。贸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角度是中国的开放，里面就有外资这样一个角色。众所周知，中国过去15年里的贸易扩张速度世界罕见的，今天走到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听到“made in China”，这个很了不起，为什么呢？因为差不多15年前这很难，而今天在国外想不买一件中国制造的产品就非常的困难。
今天，一讲到中国的出口，所有人都会异口同声说“便宜”，其实日、韩、台早期生产的产品都非常便宜，但中国更便宜，同时质量在快速改善。这背后一定有非常重要的事发生，即生产率提高了。很多人当然会讲说中国劳动力便宜且队伍庞大，可这一点显然不是最具中国特色的，真正重要的是外商直接投资。没有他们，生产率的改善应该相当缓慢。中国改革开放时外国投资为什么敢进入中国呢？劳动力便宜只是必要条件而不充分,更重要的是它确信在中国能安全生产。这就牵涉到制度方面非常微妙，有趣的一个变化。通常经济学家有一个“后华盛顿共识”：把价格搞对。这需要制度私有化、民主化、自由化；政府与经济分开，提供产权保护。但在目前所有转型经济里最成功实现增长的中国，事实并非如此。中国的政策是：把激励（政府的目标）搞对。政府在增长与发展问题上就达成了发展经济这一共识，由此职能开始变得像公司治理的模式，中国这么多的各级地方政府都做着同一件事：招商引资，各级政府的强大良性竞争使政府承诺变得非常可信。这是目前维持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一个非常基础性的制度变化，也引出了90年代以来非常繁荣的外资流入。而外资的贡献恰恰激活了我们的贸易部门：它的扩张，劳动力的大量流入和生产率的大幅提高使它必须面对国际市场的挑战。所以中国生产率的提高从贸易部门开始。这种变化从贸易部门，特区不断扩张，于是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增长与很多部门都联系起来。
与此同时，类似公司的地方政府的重要决策即为引进成功的投资项目，各地方因此必须加大改善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固定增产投资90年代中期以来已高速增长到40%，与印度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大多数投资者对今天中国基础设施的条件感到满意：从高速公路、通讯、物流到政府的办事效率。做基础设施需要资金和劳动力，我们的初始条件非常有利，我们没有马上彻底废除计划体制。我们合理利用了“大锅饭”体制下不创造价值的剩余劳动力，以农民为例就有1.6亿，而银行扮演了为政府大量融资的角色。当然还有土地所有权的问题，这些角色很巧妙而积极地支持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今天的出口55%与外资相联，这与东亚经济在开放程度上有很大区别，这是中国经济迅速融入世界，迎接全球化的到来。如今中国经济已从受全球化影响最大转变到反过来影响全球化。
接着我要讲朝哪里去，即中国经济可持续性的问题，因为中国没有吸取很多如世界公认的“后华盛顿共识”的理论，这引起了大家对未来方向的怀疑。如今人们的怀疑无非3方面：
第一，中国政府干预经济太多，未来应该逐步退出。
判断中国政府是否干涉经济太多要看阶段。首先是一个追赶的阶段，就是把能看到的与发达经济的差距缩小，这时风险很小而速度很快，政府应该通过分权与改善基础设施来不断接近第二阶段――平衡阶段，即我们今天所谓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这使私人部门和企业家精神开始成长，来带动民营部门的发展，这时就需要政府提供更多公共服务，为它们提供更多保护。中国现在开始进入这一阶段，随着土地产权和银行部门的发展，政府的原有功能和相对优势应该发生变化，未来15年比较平衡的发展阶段里，政府开始更多担当“保护人”和“环境”。
第二， 中国的私人产权制度不健全。
怎么看产权的界定？以土地为例，俄罗斯90年代初就把政府的土地分配到个人，然而这对生活必需品尚短缺的俄罗斯人而言并不重要。界定了产权又如何？而同时期，手里拿着土地的中国政府作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招商引资及批租土地。这也是一种产权界定，可它到今天与俄罗斯相比就非常有趣。政府批租的土地的每一纸合同都是一份清晰的产权，我们等于在逐步界定土地和它的价格。土地批完时它的价格已经非常之贵了，所以我们没有在开始分解到个人，而是被政府用来发展经济，可是就在这个过程中产权逐步被明晰，地价逐步明确。我们再看资本，银行为经济起飞已作了很大贡献，而在我们化解其不良资产时我们也在进行产权的界定。这才是“中国经验”。
第三， 中国经济较多依赖外资。是不是应该摆脱？有无影响本土企业增长？
看这个问题需要发展的眼光。过去15年外资满足了我们学习的需要，而且我们学得非常快，如家电业在逐步走向独立与成熟，汽车业还在学习初期。动态来看依赖外资只是一个发展的阶段，会随着中国本土企业与企业家的发展不断改善。其实这些都不是问题，政府正从早期的“承诺人”逐步发展成为本土企业提供产权保护的职能部门。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后华盛顿共识”无关，而是极好地利用了中国计划经济遗留的要素，逐步往有利经济发展的方向调整，才有中国经济今天发展的面貌。而所有这一切又都从90年代初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开始，即各级地方政府由于激励搞对，开始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和贸易的扩张而竞争。
今天我的演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张军教授
2005年12月2日于东区蔡冠深报告厅
（CCES 高远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