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教授的长篇演讲稿“朱镕基可能是对的”在《比较》第63辑上发表
中心主任张军教授2011年11月4日在The World Economy Annual China Lecture（The World Economy年度中国讲座）上的演讲《朱镕基可能是对的：理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机制》于2012年12月1日发表在第63辑的《比较》上。
附：文章引言部分
应David Greenaway主编的邀请，今天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够在The World Economy Annual China Lecture上跟大家分享我对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模式的一些认识。正是这个邀请让我在过去几个月里不得不去认真整理一下我这些年来所做的有关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方面的研究片段。事实上，在2008年，时值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30周年之际，我受邀曾在诺丁汉大学、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和大阪工业大学等地就如何诠释中国的经济发展做过几次演讲。在那些演讲的基础上，今天我才能够更系统地展现给各位一个框架，而且我认为这个框架有助于更好地诠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机制，从而帮助人们理解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来的经济发展的经验。
就在前不久，也就是2011年7月26日，纽约大学的Nouriel Roubini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研究院做了一个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到，中国经济过去的高速增长是靠出口和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支撑的，而且他说高储蓄和低消费是一个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这也是当下非常流行的看法。但我想指出的是，这一说法并不像它们看上去的那么正确。例如，尽管中国的出口值相对于GDP超过了30%，但平均而言，净出口（net exports）占GDP的份额过去10年平均仅有3.3%，这几年更是在2%以下。更有意思的是，Roubini教授站把经济增长的源泉归结于需求的构成，显然这不是经济学家应该有的理解长期经济增长的方法。需求因素，特别是消费需求，并不能作为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相反，它最好被理解为经济增长的结果。因此，站在需求方，断言中国经济过去的高速增长依靠了过度出口和过度投资，忽略了消费，是无益于揭示2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与机制的。这种似是而非的言论之所以大行其道，大概皆可归因于当下导源于美国和欧洲的全球经济危机。由于过于强调消费需求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储蓄再一次被诅咒而不再被视为美德。尽管这种分析短期经济波动和商业周期的逻辑并不能用于对长期经济增长的解释和预测，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那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为什么今天也随波逐流？
那么，要阐释经济发展的机制，我们应该从哪开始呢？什么才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呢？还是让我们听一下Arthur Lewis在1954年怎么说的吧。他在著名的论文“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y of Labor”中写道：“The central problem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 by which a community which was previously saving and investing 4 or 5 per cent of its national income or less, converts itself into an economy where voluntary saving is running at about 12 or 15 per cent of its national income or more. This is the central problem because the central fac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rapid capital accumulation (including knowledge and skills with capital) .” (Lewis, 1954, p.416) [在经济发展的理论中，核心的问题是要弄清楚一个经济体从前的储蓄和投资仅占其国民收入的4-5%，甚至更少，是如何能将其自愿储蓄提高到占其国民收入的12或15%，甚至更高的。之所以这是核心问题，那是因为经济发展的核心事实是资本（包括资本中包含的知识和技能）的快速积累。]
毫无疑问，中国现在的高投资率反映的是中国目前的国民储蓄率仍处于较高水平这一阶段性事实。这没有错。消费占比的下降只是相对与GDP的比重下降，并不是绝对水平的减少。遗憾的是，中国的统计当局没有能够在统计上处理好家庭的服务消费和“推断租金”（imputed rents）的问题，从而对家庭消费开支的核算存在系统性的低估。2 但即使这样，中国在1990年代之后20年也一直保持着消费的较快增长，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复合增长率达8.6%，而同一时期世界经济整体的消费增长率则不到3%。3 另外还需要指出，中国在过去20年来消费占比的下降并不是国民储蓄率升高的必然结果，因为过去20年，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升高主要是公司部门和政府的公共储蓄得以提高的结果，家庭储蓄率的变化其实并不显著。4 而非居民部门储蓄率提高（从而投资-GDP比率的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20年来年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所谓的“劳动份额”）持续下降（罗长远和张军，2009 a, b；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呢？
包括我在内的不少经济学家做了各种努力，试图找到答案。在我们的一个研究中，我们把全国层面的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分解到了中国的各个省份，于是就发现了这个现象背后的有趣规律。利用地区的资金流量表，我们计算发现，上海的劳动报酬占比是全国最低的，而经济贫穷的贵州和广西则是全国最高的（罗长远和张军，2009b）。 这似乎是说，农业份额大的省份，劳动报酬占比就往往比较高，而工业化程度和城市化水平比较高的省份，劳动报酬占比就比较低。为什么这样？这不难解释，因为农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大大低于工业部门。因此，劳动份额的持续下降趋势反映的实际上是中国经济结构的升级过程，也就是说，在过去20年，越来越多的省份实现着经济结构的升级，经历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在这个结构变化过程中，农业在GDP中的份额在下降，而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份额则在上升，这样一个结构变化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我们观察到的劳动报酬在GDP中的占比出现下降的趋势。
所以我认为，上述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经济结构变化造成的。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因为结构变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经济发展是经济结构不断升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要素开始从传统部门逐步被配置到生产率更高的现代部门，从而实现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不用说，过去20年，中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制造业在GDP中的份额持续增加，而将来，随着服务业在各个省的经济结构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全国层面上观察到的劳动报酬在整个国民收入当中的份额就会止跌回升。这意味着，随着劳动份额的提高，未来中国的国民储蓄占GDP的比重也就会随着经济发展进入到更高阶段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逐步下降。东亚四小龙在30-40年前都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经济之一，但今天不是。但是他们早期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如果能在储蓄率高的阶段推进有效的资本形成，人均收入就可以获得更快的增长，从而成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
因此，过去20年来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在地方间不平衡地推进是解释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和国民储蓄率提高的主要因素。不难理解，工业化显著提高了一个地区的劳动生产率，而中国的农村释放出来的巨大规模的劳动供给量又使得非技能工人的工资增长相对缓慢。这就让资本的回报和政府的收入获得了更快的增长。我的这一解释幸运地得到了卢锋（2006）的一项研究的证实。卢锋发现，在1978-1990年间，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仅有1.85%，但在进入1990年代之后，随着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的加速，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开始大幅提升，其中1991-2004年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3.1%，而1994-2004年间的年均增长率则达到15.5%，均大大高于同期人均GDP和工资的增速。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cs_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