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动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2022年5月17日管理世界杂志社组织召开“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研讨会（笔谈）。
来自国内高校、科研机构的26位知名经济学家参加研讨。现将经济学院寇宗来教授的文章刊登如下，以飨读者。
当今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也正在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会催生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同时也需要符合时代精神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但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需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并“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因应这种时代需求，近年来众多学者围绕“中国经济学”的建构问题展开讨论。比较形成共识的是，随着世界经济重心逐渐由西向东转移，经济学术中心也会发生相应的转移，在此过程中，中国经济学者需要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为我国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提供严谨、有力、可靠的理论支持，还将为全人类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但是，对于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学”的基本内涵，如何处理“中国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关系，以及“中国经济学”是否能够实现方法论意义上的学术创新，却依然存在较大的分歧，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本文的基本观点很明确，身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我们应该具有足够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方法论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不但为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而且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尤其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具有一般性意义的中国智慧。
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认为理论源于实践并高于实践，理论的作用不但在于认识和解释世界，更在于积极地改变世界。由此看来，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因为采取了完美理性的假设，本质上割裂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最终陷入了机械论的窠臼。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是托马斯·库恩意义上的科学革命和范式转换，其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来自于传统经济学范式难以解释的两个层面的“反常现象”：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建立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双重奇迹。另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始终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照，2020年底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发展历史上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与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不同，经济学是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因而经济学的范式转换不但会牵涉到“工具理性”，还必须要观照到“价值理性”，即习近平总书记在“5·17”重要讲话中特别强调的“为什么人的问题”，因为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
我们倡导构建的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融合的“知行合一”的“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其中学习、试错、创新、价值观照具有真实的含义、实践的品格，不但能够很好地解释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双重奇迹”，也可以为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具有普遍性的实践价值。强调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知行合一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都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和实践性。“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论语》开篇就是“学而时习之”，而王阳明先生则是最为明确地提出了“知行合一”。与之相比，新古典经济学模型中的“理性人”在本质上都是不需要学习的“生而知之者”，既没有少不更事，也没有“吃一堑，长一智”。虽然有大量论文讨论人力资本投资，但既然已经假设行为人具有了完美理性，任何的人力资本投资就好比是在无穷大上增加一个有限的数值，不管这个有限值有多大，与无穷大相比都没有任何意义。我们认为，只有在“知行合一”的意义上，才能真正解释为何“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要比“新自由主义”所设计的“大爆炸”方案更加行稳致远。
第二，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顾名思义，“企业家”就是“企图创业立业之人”，其本质是引入“新组合”，打破常规以谋取超额收益。新古典体系与创新在本质上是不兼容的。给定完备合约，对任何行为人来说，未来的各种状态都是已知的，哪里还有熊彼特意义上的“新组合”的存在空间呢？所以，在新古典体系中“创新”活动，成本收益皆可预期，因而除了名称不同，与其他类型的投资活动并无本质区别。只有引入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和差异性，才会真正理解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精神和创新利润。“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正是因为下士的愚钝，中士的犹豫，才使得上士有机会通过引入“新组合”而获得超额收益。
第三，日程设定和价值观照的重要性。在现实世界中，不管是个人还是组织，为防止稀缺的注意力资源被各种扰动因素所分散和耗散，诸如五年规划等日程设定将变得极其重要，因为与战术层面的“把事情做对”相比，战略层面的“做对的事情”更加重要。日程设定的作用是“集中力量办大事”，避免将稀缺资源耗散在日程以外的其他事情上。但如果“大事”选错，日程设定就会造成很大的资源浪费，并且会忽视掉真正重要的事情。那如何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判断什么是真正的“大事”呢？这就牵涉到决策者的价值观照的重要性。“以人民为中心”还是以“新自由主义”为原则，所得结果将会存在巨大的、本质性的差别。
接下来，作为知行合一的“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应用，不妨讨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双重奇迹”的内在逻辑。一方面，如熊彼特所强调的，经济发展在本质上是由创新所推动的，但由于认知能力有限，那些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微观主体只能通过不断的试错和学习来发现“新组合”以获得超额收益，由此，一个有利于企业家精神迸发、鼓励学习和试错的经济社会是更有可能获得经济发展的，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具有这样的特征。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是辩证统一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执政能力、“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照，是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压舱石、稳定器和护航者。
原文刊发：
高培勇、樊丽明、洪银兴、韩保江、吕炜、白重恩、洪永淼、蔡继明、寇宗来、黄群慧、刘元春、刘尚希、杨灿明、龚六堂、刘守英、陈斌开、郭凯明、金碚、李曦辉、刘秉镰、陆铭、洪俊杰、刘锡良、陈诗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管理世界》，2022年第6期，第1~5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