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今年以来全球产业和企业环境面临的变局，那么，全球化还是逆全球化、产业链是去是留、中小微企业如何“向死而生”必然是三个不能回避的话题。如何用“木桶原理”看待全球化下的疫情后续发展？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要如何面临区域化、本地化的供应链重构挑战？民营、中小微企业要如何在去杠杆、贸易问题、疫情冲击这“三座大山”的艰难环境中寻找突破口？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寇宗来与腾讯财经分享了他的深度看法。
采访｜郭昕妤
如果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今年以来全球产业和企业环境面临的变局，那么，全球化还是逆全球化、产业链是去是留、中小微企业如何“向死而生”必然是三个不能回避的话题。
在不同周期、不同政策的催生下，全球产业结构已经主动或被动地完成了平衡和分工；过去40年以来，中国也已经长期、深度地参与到全球供应的链条当中。我们本处在一个开放度、繁荣度和自由度都相对较高的世界环境之下。不过，疫情的到来使得逆全球化发展、逆国际化分工的讨论渐渐进入大家的视野。
另一个极受关注的问题是关于中小微企业的生存。过去三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接连受到金融去杠杆、中美贸易摩擦升温、新冠疫情“三座大山”的冲击，2020年再遭开局不顺，中国企业要如何在当前的艰难环境中寻找突破口？
疫情、全球化、贸易问题……面对这样的全球变局，中国产业趋势和中小微企业生存走向何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产业经济学教授寇宗来5月11日接受腾讯财经专访，就上述问题作出了深度分析和判断。
寇宗来提到，我们可以尝试用“木桶原理”来看待全球化下疫情的后续发展：木桶能装多少水，不是取决于长边，而是取决于短板；类似地，在经济高度全球化的今天，不管是哪种方式，结束新冠疫情的真正挑战实际上不在中国、日本、韩国以及欧美等经济发展水平或者国家治理能力领先的国家，而是在于那些经济发展水平和卫生条件很差的亚非拉国家。
他谈到，在后疫情时代，世界各国可能会更加倾向于区域化、本地化的产业链重构，以尽可能降低类似的巨灾损失。不过，基于转移成本和疫情演化等原因，也无须夸大疫情所造成的产业链转移风险。
值得关注的是，疫情之下，民营企业以及中小微企业本就是受损最为严重的部门，而且还承担了宽松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带来的次生负面冲击。基于大水漫灌的宽松信贷会进一步扭曲金融部门与实体部门的关系，应对疫情不能单靠大水漫灌式的宽松货币政策，还需要出台一些更加科学合理的针对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阶层的精准救助措施。
近期，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和创业板注册制的推行是市场关注的两大热点，前者意在促使生产要素充分公平自由地流动，后者意在支持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寇宗来评价称，这两大举措为中国实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他提到，实现真正注册制改革升级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必须对资本市场中的各种虚假陈述和造假行为做出严厉的惩罚。
他还打趣地说道，尽管人们经常批评中国股市没有价格发现功能，但仔细想来，一如世界其他国家的股市，中国股市实际上非常准确地反应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本质，而且也会给出富有前瞻性的信号指引。面对汹汹疫情，中国股市经过第一天大跌之后，除了与病毒防治相关的医药股如期上涨之外，一些与在线教育相关的股票表现非常抢眼——这正是此次疫情防控之下最大的受益行业之一，人们的学习方式乃至整个教育体系都正在发生巨大的改变。
以下是专访实录：
用“木桶原理”来看待全球化下疫情的后续发展
腾讯财经：疫情给企业生产活动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尤其是对于抗风险能力较弱的民营、中小微企业而言，裁员、降薪、贷款和停产歇业成为常见手段。您如何看待疫情对产业和企业经营环境的影响？
寇宗来：疫情冲击的负面效应是全方位的，但不论是从受冲击力度来看，还是从抗冲击能力来看，民营企业以及中小微企业通常都是受损最为严重的。首先，在产业分类上，绝大多数的中小微企业处在服务业部门。考虑到诸如餐饮、履行、娱乐等服务行业都是“人际交往密集型”的，而新冠疫情最直接也最强烈的冲击就是阻断了线下的人际交往。与新冠疫情本身的持续时间相比，新冠疫情对餐饮业的影响要更加持久，或许至少要等到新冠疫情结束的几个月之后，餐饮业才有可能真正恢复到疫情暴发之前的同比水平。
现代经济具有高度互联性和迂回生产性，每个企业都与其他企业乃至于最终消费者具有产业链的上下游关系。所以，不管是哪个环节受到负面的外生冲击，该冲击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在原则上都不会由直接受到冲击的环节完全承担，即会或多或少地转嫁到产业链的其他环节上，而直接受冲击者在整个产业链中的可替代性越小或市场力量越大，其转嫁能力就越强。考虑到绝大多数中小微企业都是近乎“完全竞争”的，在产业链中的可替代性很高，它们很难将疫情冲击对它们造成的负面影响转嫁到产业链中的其他环节。
尽管之前媒体上曾有报道，在疫情期间，诸如西贝等实力比较雄厚的连锁餐饮企业通过大力开发外卖业务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对绝大多数中小微企业而言，不管是因为业务特性，还是因为企业本身能力的限制，期待它们在短期内做出商业模式的有效调整都是非常困难的。简言之，若无外部的救助措施，它们基本上需要独自承担疫情带来的各种经济损失。
现在的问题是，中小微企业到底能否独自承担并经受住疫情所造成的负面冲击呢？基本结论应该是比较清楚的，即若无有力的外部救助措施，绝大多数中小微企业将很难独立承担疫情造成的负面冲击。首先，如前所述，绝大多数中小微企业属于服务业，经营业务受疫情冲击的负面影响很大且很难转嫁，故从疫情开始算起，至少有两三个月同比收入会急剧下降，很多企业甚至可能是颗粒无收的；其次，只要中小微企业依然存活，很多成本支出都是刚性的，比如房租、工资、社保以及税收等等，而且按照绝多大多数中小微企业的“微利”特征，这些成本支出大概就等于其在正常经营状态下的营业收入；第三，同样基于中小微企业的微利特征，它们的现金流和利润留存都会非常有限；第四，从银行角度看，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微企业良莠不齐、风险很大，因而很难得到银行贷款，或者即便能从正规或非正规渠道获得融资，其资金成本都相对更高，这在世界各国都是一样的。但中国金融体系还有一个对中小微企业更加不利的独特因素，即存在所谓的所有制差异：给定绝大多数中小微企业都是民营企业，故与国有企业的相比，即便不考虑规模因素，它们也会更难从正规渠道获得融资支持。
综合以上几点不难推论，给定疫情冲击导致中小微企业营业收入剧减，则成本支出刚性必然意味着它们会遭受严重亏损。进一步，如果疫情影响很难在短期消除，仅凭它们手中持有的非常有限的现金流、利润留存以及可以同样非常有限的外部金融资源不但是难以为继的，而且也会因为黯淡的盈利前景而有很强的激励进行“止损”，即选择破产。
要说此次疫情对于产业和营业环境有什么影响，我觉得最为显著的一点是让整个社会制造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悲观预期。与之对应，企业会大幅度降低生产和投资意愿，进而会停止招聘甚至会大规模解雇工人，由此就会造成严重的失业和社会安全问题；更加糟糕的是，一旦人们的需求因为健康风险或者失业风险而受到抑制，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降低企业的盈利预期，进而让经济循环陷入到收缩性的恶性循环。
消除疫情影响，本质上就是要打破上述恶性循环。按照我的粗浅理解，要真正终结这个恶性循环，最终似乎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成功开发出新冠疫苗，进而借助现代科技的手段切断疫情传播。我们当然希望科学家们能够尽快开发出新冠疫苗，但根据相关的科学报道，开发新冠疫苗却并非易事，至少需要一到两年，而考虑到新冠病毒是极其容易变异的RNA型单链病毒，即便疫苗开发成功，其有效性也可能会随着病毒不断变异而慢慢降低。第二，听任或者无法阻止疫情传播，最终以“群体免疫”的方式而让疫情的影响逐渐消失，但显而易见，指望通过这种“佛系”解决方案终结新冠疫情，其时间将变得更加难以推测。
腾讯财经：您预计这种冲击还会持续多久？
寇宗来：综合上述分析，我判断新冠疫情不大可能在很短期内结束，从集中爆发算起，至少也会持续一年多的时间，而且中间还有可能会出现反复。因而，面对新冠疫情，政府、个人以及企事业单位或许都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进一步，木桶原理告诉我们，木桶能装多少水，不是取决于长边，而是取决于短板。类似地，在经济高度全球化的今天，不管是哪种方式，结束新冠疫情的真正挑战实际上不在中国、日本、韩国以及欧美等经济发展水平或者国家治理能力领先的国家，而是在于那些经济发展水平和卫生条件很差的亚非拉国家。面对新冠疫情，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而是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所以，为了有效应对和终结新冠疫情，世界各国都应该停止“指责游戏”，并在隔离措施或者疫苗开发上精诚合作，互利共赢。
当然，不管以何种方式，新冠疫情本身都迟早会结束，经济也会慢慢恢复到正常的秩序。但需要认识到，抛开那些短期效应，疫情冲击会造成一些不可逆的长期效应，其中既有负面的，也有正面的。第一，预则立，不预则废，新冠疫情会加深世界各国对于“巨灾风险”的认知，进而会促使它们在制度层面做出预防性的应对措施，这意味着，为了提高经济体系在发生黑天鹅事件时的稳健性，就需要适当牺牲其在正常情况下的增长速度。第二，疫情冲击会主张“逆全球化”的思潮。这是上一点分析逻辑的自然推演。毋庸置疑，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提高了世界各国的整体效率，但疫情冲击让全球化的产业链陷入瘫痪，各国经济也因此遭受重创。所以，在后疫情时代，世界各国可能会更加倾向于区域化、本地化的产业链重构，以尽可能降低类似的巨灾损失。第三，疫情冲击会加速产业结构从线下到线上的数字化转型，因为从企业角度看，即便再次发生类似的疫情冲击，数字化业务受损会相对更小，甚至还有可能因此而获益。第四，随着数字化业务的需求膨胀，中国对5G等基础设施的需求也会增加。由此也可以顺便评论一下进来频频被提及的“新基建”。一方面，从中国经济的数字化转型的角度看，新基建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但另一方面，若将新基建作为应对疫情的经济刺激政策，则更多地是资本市场在讲故事。
疫情之于中小微、民营企业
腾讯财经：在2018年金融去杠杆、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升温、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三座大山”接连冲击下，中国的中小微、民营企业受到的影响比较大。您认为，在对这些行业部门的扶持上，政策已经做了哪些？还有哪些缺口？
寇宗来：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已经对冲击最为严重的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出台了许多有针对性的纾困政策。主要措施有如下一些方面：第一，许多地方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研发补贴、政府采购等方式，增加了对经营困难的中小微企业的的财政支持。第二，各级政府要求金融机构对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不抽贷、不压贷、不断贷，确保中小微企业信贷投放稳定增长，以免它们因为流动性问题而走向破产。第三，允许企业缓缴社保。第四，通过各种方式减免中小微企业的房租。第四，有些地方推出了消费券，进而为受损严重的中小微企业，尤其是餐饮业和旅游业提供消费支持。应该说，这些措施为缓解中小企业的流动性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考虑到新冠疫情冲击的严重性、持续性和不确定性，我认为这些措施依然是不充分的，仍然难以改变中小微企业的经营困难和悲观的盈利预期，在此情况下，各种成本支出的缓缴措施可能并不能阻止中小微企业选择破产清算。鉴于此，我认为各级政府，尤其是来自中央政府需要对中小微企业提供更加有力的精准救助措施。
首先，国家应该设立专门的中小微企业纾困基金，以过去一年缴纳社保作为基准，对在中小微企业就业且工资低于当地平均工资60%的员工，在疫情结束之前，由纾困基金直接向这些员工通过社保账户发放“最低工资标准”数额的货币，同时按社保缴费最低档标准进行“五金”补贴。这项措施在中央层面实行是比较合理的，一是因为除了少数发达省市，许多地方政府没有这样的财力，二是考虑到就业存在跨区流动，地方政府采取这种措施的积极性不足。此项措施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好处：其一，通过切实降低中小微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可以起到稳定企业家信心，进而提高中小微企业的存活概率和降低失业风险的作用。其二，为低收入就业者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进而可以起到稳定民心、消除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的作用；同时，因为低收入阶层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很高，因而此措施还能够起到刺激消费的作用。其三，也是极其重要的一点，就是此项措施虽然是非常之举，但成本却是可控的。根据我们自己所作的上限估算，政府补贴中小微企业的就业数量大约是3998.3万人，每月需要支出的补贴金额是1255.9亿元，其中工资补贴为785.7亿元，社保费用补贴为470.2亿元。
其次，国家可以考虑对中小微企业减税一年，这样做不但可以对冲疫情冲击的不确定性，还可以通过提高中小微企业的盈利前景而增加它们存活下来的概率，进而缓解就业方面的严峻压力。
腾讯财经：受疫情影响最大的群体是中小微、民营企业和中低收入人群，现在各国都在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使得流动性都走向了金融市场。这会不会反而不利于小微企业和中低收入人群？
寇宗来：这个问题应该全面认识。给定疫情对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都造成了巨大影响，而各国也随之采取了“组合拳”式的疫情应对措施，所以，我们在分析任何一种具体措施时，首先要弄清楚该措施主要的着力点和侧重点是什么，看它是否解决了它旨在解决的主要问题，同时我们还要考察，这种政策是否会“种瓜得豆”，最终造成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外溢效应。
从历史经验来看，面对危机，各国政府之所以都会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其主要目标本来就不是针对中小微企业的，而是在于防止因为流动性枯竭而导致的金融危机，特别是要拯救那些“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就这个主要目标而言，不管是美联储的无底线量化宽松，还是中国的大规模放水，迄今为止都是相当奏效的。
而您的问题，则是牵涉到刚才提到的“外溢效应”。俗话说“是药三分毒”，如果说宽松货币政策的主要受益者是大企业以及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其副作用则主要由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以及低收入阶层所承担的。首先，大水漫灌的货币宽松政策，看似“普惠”，实际上会进一步强化大企业在市场中的相对优势。商业银行出于自身风险控制的动机，不管有多宽松的信贷资源，肯定都有积极性压缩那些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中小微企业的银行信贷；而与此同时，他们为了完成信贷任务，则必然会加大对大型企业的信贷支持。其次，大水漫灌的宽松信贷会进一步扭曲金融部门与实体部门的关系。给定疫情冲击让产业链陷入瘫痪，市场对实体部门的赢利前景变得非常悲观，即便银行或者大企业获得信贷资源，它们也不愿意在实体部门投资，而是将其放在虚拟部门进行空转。所以，应对疫情不能单靠大水漫灌式的宽松货币政策，还需要出台一些更加科学合理的针对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阶层的精准救助措施，借此来对冲疫情本身对它们造成的负面冲击，还要对冲宽松货币政策给他们造成的次生负面冲击。
腾讯财经：除了国家层面的政策，企业和管理层如何实现“自救”和长远发展也成为大家现在非常关注的议题。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寇宗来：巴菲特有句名言，不要浪费任何一次危机。从动态角度看，“危机”本身具有两面性。首先“危机”当然是“危”，会对企业的习以为常的经营模式造成巨大的冲击；但也正因如此，倘若应对得当，则可以在“危机”中“乱中取胜”。而要“乱中取胜”，关键在于是否有企业家精神。经济学讲“万事皆可定价”，而企业家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对于未来以及不确定性，即“不知道不知道什么”的情形进行定价。此次新冠疫情打破了许多人和企业习以为常的经营模式，因而如何努力让企业在疫情中存活下来，以及如何确定企业在后疫情时代时的发展方略，是最能体现企业家的洞察和远见的。可以想象，由于所处地区、所在产业、企业规模、所有制属性以及管理层的不同，不同企业的自救措施可能都会不同，而且某个企业行之有效的自救措施，换个企业可能就会完全不起作用。
正因如此，我认为不管是管理层和员工主动降薪，还是更多地采用线上经营模式等，企业如何自救主要是它们自己需要考虑的事情，应对得当的，受损会相对更小，或者收益会相对更大。当然，在此过程中，政府也不能完全袖手旁观，而是要以“政治企业家”的眼光，判断哪些影响是可以企业自救的，哪些影响则超出了企业的“自救范围”，因而需要政府出台精准的救助政策的。
疫情之于中国产业结构发展
腾讯财经：在这次疫情中，不少传统行业受到严重冲击的同时，线上和新型产业反而得到了催生和促进，因此也有一些行业从线下向线上转移。您认为，疫情对中国的产业结构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寇宗来：如果说17年前即2003年的SARS让阿里巴巴和京东等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电商公司凤凰涅槃，那么，17年后即2020年的新冠疫情同样会让线上学习和网络会议等新业态推上一个高速发展的新轨道。
由于“赢者通吃”的市场属性，对任何互联网的新业态而言，如何尽快地吸纳更多的客户加入其产品或服务网络是至关重要的。这就要求必须克服转换成本，这不但包括新技术的货币成本，更重要是的人们接受新技术或新业态所需要花费的学习成本和认知成本。
对于网络会议、线上学习等新业态而言，疫情冲击的最大作用就是通过一种极端方式在很短时间内让它们有了超级巨大的客户基础。举例来说，正常情况下，有些人会因为“学不会”“看不懂”而不愿意尝试网络会议这种新生事物；但在新冠疫情这种极端条件下，举行网络会议就成了不得已而为之的“次优选择”。这时候，不管某个人内心有多抵触，也会因为“同群效应”的压力而下载、安装、学习并使用大家共同采用的某种网络会议APP，不管是腾讯会议，阿里钉钉还是ZOOM。然后我们渐渐发现，许多会议实际上都是可以在线上进行的，而且线上开会的效果还有可能比线下更好。比如说，与线下会议相比，线上会议具有高度的灵活性，不需要任何物理空间，与会者不管身处何地，只要有网络就可以与其他人随时沟通，而且会议过程还可以同步录制和记录下来。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大规模线上公开课模式的在线教育。正因为“大规模”、“线上”和“公开”这三种特性，采用这种模式的新兴平台必将对未来人们的学习方式乃至整个教育体系造成巨大的冲击。尽管人们经常批评中国股市没有价格发现功能，但仔细想来，一如世界其他国家的股市，中国股市实际上非常准确地反应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本质，而且也会给出富有前瞻性的信号指引。面对汹汹疫情，中国股市经过第一天大跌之后，除了与病毒防治相关的医药股如期上涨之外，一些与在线教育相关的股票表现非常抢眼。因为各高校为了让学生们在疫情结束之前放假不放学，希望教师们进行网络教学，可以直播，也可以在一些在线课程平台中选择已经公开发布的各种精品课程。
在传统模式下，教师提供的是一种“俱乐部公共品”。因为物理空间以及声音传播的限制，每堂课所能容纳的受众是非常有限的，少则几个人，最多大概也不会超过千把人。实际上，即便教室有剩余空间，教师上课可以利用扩音喇叭，课程内容也不会向全社会开会，因为只有那些获得俱乐部“会员”的人才会有资格听课的。进一步，传统模式下教师上课所提供的乃是一种“阅后即焚”的“易耗品”。正因如此，一个老师可以年复一年地讲着相同的内容。山不转水转，由于一茬一茬的学生不一样，即便课程内容保持不变，课程和学生的组合却是更新不断的。
线上新平台会从本质上改变这种情况。一方面，这种平台将教师上课从“易耗品”变成数字化的“耐用品”，即一旦课程内容变成音频或者视频，它们就能够脱离于授课教师的肉体而长久地独立存在了。这样，为了避免上课变成老生常谈，教师们将会陷入到“为生存而创新”的状态，即通过不断的知识更新，来充实自己的课程。另一方面，正因为变成了数字化产品，这样的新兴平台就可以借助于互联网，不但能够以极低的成本传播，而且还会大规模地传播，即将“俱乐部公共品”变成“全局公共品”，这就意味着复旦大学的学生就可以不再受限于也不会满足于复旦大学的教师所提供的课程，他们也可以学习北京大学乃至于哈佛大学的教师所提供的线上课程。总结起来，我们相信，正如影响网络会议一样，疫情冲击会通过改变人们的习惯而从“教”和“学”两个方面对人力资本产生意想不到的积极作用。
无须夸大疫情所造成的产业链转移风险
腾讯财经：国内与海外疫情给全球产业链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关于疫情大流行是否导致全球化的终结、全球产业链是否“去中国化”的讨论非常多。您认为，从供给端和需求端来看，中国和全球的供应链、产业链面临着哪些风险？
寇宗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我的理解是，尽管新冠疫情冲击不会终结全球化，但至少会在短期内却会助长逆全球化思潮，并让全球化进程受挫。具体表现则是许多产业链的布局会从全球化向着区域化乃至于本地化方向收缩，而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也会随之相应地收缩。这当然会给中国造成的巨大的挑战，但同时也要认识到，这并不一定降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相对竞争优势。
过去几十年，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全球化的一个基本特征事实是制造业大规模向中国转移，中国因此成了“世界工厂”，而中国也具有世界上最为完备的产业链。在这个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不但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实现了快速的工业化，同时因为中国人口众多，体量巨大，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也就是改变国际分工格局的过程。
关于新冠疫情加剧逆全球化尤其是制造业去中国化的风险，我们当然不能掉以轻心，但也不能过分夸大。至少截至现在，我认为尚不能做出新冠疫情会加速产业链从中国转移出去的整体结论。主要原因如下：第一，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有很多动机，有些是为了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有些是看重了中国良好的基础设施，有些是想利用中国完备的产业链被套能力，还有些则是瞄准了中国超级巨大的消费市场，当然更多时候这些因素是共同起作用的。综合以上因素来看，只有那些生产特别依赖于廉价劳动力、不太需要产业链配套、不需要良好的基础设施以及没有将中国作为主要销售市场的跨国公司，才有很强的动力将企业从中国转移出去。第二，关于劳动工资上升的效应，也必须一分为二地来看：一方面，在生产端，劳动工资上升的确提高了企业的用工成本，这会提高企业转移出中国的激励，但另一方面，在需求端，劳动工资的上升则意味着居民购买力以及中国市场的吸引力的提高，这又会降低企业转移出中国的激励。第三，那些认为新冠疫情会加速跨国公司产业转移的结论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即新冠疫情只是发生在中国，而在其他国家是没有的。但很显然，现实情况已经基本上证伪了这个前提假设，因为欧美及许多其他国家都已出现了比中国更加严重的新冠疫情。
简言之，对跨国公司而言，产业转移是有成本的，虽然它们可以仅仅因为中国发生新冠疫情而做出产业转移决策，但它们却完全没有办法确保产业转移的目的国不会发生新冠疫情。实际情况有可能恰好相反。按照疫情的演化动态来看，我们甚至可以推论，正是因为采取了强有力的抗疫措施，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反而有可能成为新冠疫情“不确定性”程度最低的国家。必须强调，不管是个人投资还是企业决策，最难应对的问题就是不确定性，即“不知道不知道什么”的情形。尽管中国经济已经因为新冠疫情遭受重创，但一旦这种重创已经实现并成为“沉淀成本”，继续留在中国就会因为没有太多的疫情不确定性而成为最安全的投资决策了。最后需要强调“母市场效应”的重要性。因为一旦未来出现类似于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国际贸易将会造成重创，整个世界就会暂时进入“孤国寡民”的状况，而在此情况下，待在中国的企业将会因为中国这个超级大的消费市场而获得更大的生存机会。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尽管不能低估新冠疫情的负面冲击，但也不能夸大新冠疫情所造成的产业链转移风险。
要素市场化和创业板注册制之于中国产业升级
腾讯财经：最近这段时间，市场两个比较大的热点是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和创业板注册制的推行。前者意在促使生产要素充分公平自由地流动，后者是支持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的重要举措。您认为，这两大举措可以如何帮助我们实现新经济、新技术的产业结构升级？
寇宗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也成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效率提升的内在推动力。但迄今为止，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依然是严重不平衡的，尽管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甚至超过了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但因为各种各样的制度障碍，要素的市场化进程却严重滞后，而扭曲的要素市场不但造成了各种不公平现象，也日益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严重障碍。
要素市场扭曲的第一个坏处自然是降低了要素市场本身的配置效率。这一点集中体现在诸如户籍制度等各种限制要素流动的政策壁垒上。大量的经济理论和经验证据都表明，资本和人力等生产要素一旦集聚，就会通过产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而最终提升经济效率，而反过来说，一旦要素流动受到限制，集聚效应就难以发挥出来了。
要素市场扭曲的第二个坏处则是会将降低产品市场的竞争效率。不妨考虑两个企业A和B，它们都使用相同的要素生产相同的产品，但企业A的生产效率更高，即可以用更少的要素生产出相同数量的产品。这样，如果两个企业在要素市场上是公平竞争的，即能够以相同的价格获得同一种要素，那么，生产效率更高的企业A就可以在产品市场中竞争获胜，而这也是符合社会效率的。但如果要素市场是扭曲的和非效率的，比如企业A无法获得必需的生产要素，或者企业B获得生产要素的价格更低，则本来生产效率更高的企业A，要么会被直接排斥出产品市场，或者在与企业B的产品竞争中出于劣势地位，最终结果都是降低了产品市场的竞争效率。这种要素市场扭曲最为明显的体现是中国金融市场具有显著的所有制歧视。虽然国家以各种方式推动金融体系要服务于实体经济，尤其是向大量的中小微企业提供合理的金融支持，但现实的情况依然是国有企业获得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大多数信贷支持。由于缺乏信贷支持以及各种各样的行政性准入壁垒，民营企业很难通在位的国有企业构成竞争压力并促使它们提升经营效率。
要素市场扭曲的第三个坏处是极大地鼓励了寻租和“非生产性活动”。按照熊彼特的观点，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是维持长期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但威廉·鲍莫尔进一步指出，并非所有的企业家精神都是好的。具体地，他将企业家精神分成三种类型，即生产性的、非生产性的以及破坏性的，其中只有生产性的企业家精神才是对社会有益的。在他看来，所谓善治，就是要通过各种制度措施在鼓励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的同时，约束或打击非生产性的或者破坏性的企业家精神。要素市场扭曲通常都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行政性垄断，因而谁能获得这些垄断要素，谁就可以获得与之对应的垄断租金，这很显然会极大地鼓励了各种各样旨在“分蛋糕”的寻租活动，同时也压制了旨在“做蛋糕”的生产性的企业家精神。过去很多年，中国经济展出了严重的脱实向虚的倾向，一方面是房地产行业高歌猛进，另一方面则是制造业的盈利率和营商环境持续恶化，究其原因，可能都与土地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严重扭曲密切相关。
综合以上三点可以，推进要素市场改革的核心在于破除限制要素流动的各种制度性障碍，进而通过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对要素进行合理定价，这不但能够提高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经济效率，而且还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提高社会的公平正义。而与之前的各种政策相比，此次要素市场化改革的一个亮点是认可并强调了数据也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进而可以与资本、劳动、土地等其他要素一样参与收入分配。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政策突破，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产业的数字化转型的重视，也为此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腾讯财经：那创业板注册制呢？您怎么看待这对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性。
寇宗来：经济理论和经验证据都表明，创新和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量，而中小微企业在其中扮演了大企业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首先，每个大企业都是从小企业成长起来的。其次，中小微企业的技术创新可以为大企业集成创新提供支持，比如，苹果手机中的许多创新都是通过收购而获得的。第三，创新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因而大量的中小微创新企业可以给在位大企业制造持续不断的竞争压力，进而也会迫使它们不断创新。
但是，考虑到创新活动具有很强的技术和市场风险，而中小微企业数量众多，品质良莠不齐，又缺乏实物资产作为抵押品，因而很难从商业银行获得间接金融资源支持，中外都是如此。正因如此，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表明，直接融资，尤其是通过在纳斯达克为代表的股票市场上市是中小微企业筹措创新资本的重要出路。中国设立创业板以及科创板的道理也是如此。但是，长期以来，中国股票市场采取的是核准制，许多科技型的中小微企业因为各种而无法通过IPO获得融资支持。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措施和退出措施，许多公司之所以上市，不是为了做大做强，而是为了利用稀缺的“壳资源”不断圈钱套现。
参照欧美经验，人们期待创业板注册制改革能够有效地解决上述乱象。一方面，与核准制相比，注册制可以放松IPO门槛，进而能够极大地压缩“壳价值”，并让市场对公司价值做出更加合理的定价。另一方面，通过强化和完善退出机制，能够提升二级市场的“优胜劣汰”，进而可以让广大投资者在优秀科创企业成长壮大的过程中获得丰厚的投资收益。但是，要通过创业板注册制改革实现上述目标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即必须对资本市场中的各种虚假陈述和造假行为做出严厉的惩罚。
腾讯财经：有关产业政策和技术创新的讨论，其实是从2018年贸易摩擦就开始被频频提及了。在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政府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近两年来看，实际推出了哪些措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寇宗来：近年来，产业政策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可以说，从产业政策应该如何定义，到产业政策对经济发展到底有何作用，经济学家都缺乏基本的共识。
就国内而言，最典型也最引人关注的是关于产业政策的“林张之争”。作为产业政策的支持者，林毅夫教授对产业政策采取了非常宽泛的定义，按照他所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产业政策实际上就是“有为政府”克服市场失灵等经济发展障碍的各种政策手段。他指出，尽管很多产业政策都最终被证明是失败的，但通过跨国比较分析，几乎找不到哪个发展中国家在没有采用产业政策的情况下而获得可持续经济发展的，而在成功的案例中，日本、韩国、台湾以及中国大陆等东亚经济体在经济起飞过程中都广泛使用了或者仍然在广泛使用各种各样的产业政策。作为产业政策的坚定反对者，张维迎教授强调了产权界定和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他认为，为了避免将产业政策与政府干预混淆起来，产业政策应该采取狭义的界定，即只应该包括针对特定企业或者产业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基于此，他认为产业政策在本质上就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它扭曲了市场本身的“优胜劣汰”机制，而考虑到政府官员在能力、信息和激励等方面的问题，政府官员不论是在“选优”上还是“汰劣”上都不可能比市场做的更好的，因而选择性产业政策对经济发展可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应该完全废除；进一步，尽管东亚经济体在经济起飞过程中广泛使用了产业政策，但这种“同时性”也并不意味着“因果性”，而如果没有产业政策的干扰，这些经济体可能会发展得更好。
我猜想，由于哲学理念以及学术流派上的本质差异，人们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可能永远不会达成什么共识，而在可预见的将来，至少在中国，各级政府应该也不会放弃使用各种各样的产业政策。由此，我觉得，我们对产业政策需要采取一种更加现实主义的态度，即不是去讨论产业政策是否应该存废的问题，而是需要讨论，针对特定的政策目标，应该如何制定和实施，进而尽可能地做到趋利避害。对应到您的问题，就是要讨论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如何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以实现促进创新驱动和产业升级的国家战略目标。
要理解清楚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需要对产业政策的内涵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尽管很多学者强调了选择性产业政策和普惠性产业政策的差别，但不论是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还是进行纯粹的学理分析，都可以发现这种区分并没有多大的实践意义。因为即便是最严格意义上的普惠政策，最终也都会产生非常有偏向的经济效果。通过一个假想的例子就很容易说明问题。比方说现在国家决定放开原油进口。首先，这个决定是否属于产业政策，不同的人肯定看法不同；其次，这个决定看起来是普惠的，但实际上会对产业发展模式产生重大的偏向性影响，因为原油价格实际上会鼓励以原油为生产要素的重化工企业；最后，如果这种政策真的出台，它也不是外生的，而是各种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即以普惠的形式而让特定对象更加获益的。更加现实的例子是1994年的中国汇率贬值。即便有人否认这是产业政策，但却不能否认它对中国的产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即便有人认为这应该是普惠性产业政策，但却不能否认这让出口型企业大获其利，也让中国经济此后向着口导向型快速转换。
综上所述，不管政府以何种方式干预经济，最终的效果都是政府在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选优”或“汰劣”，故从选择性或者普惠性的角度去定义产业政策没有太大的实践意义。在我看来，一个更加有意义的概念是“产业发展政策”，即考察政府所采取的各种政策措施是否真的促进了产业发展，而考虑到在不同地区、不同时点，产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障碍是不一样的，产业发展政策的着力点也就必须随之进行相应的调整。那么，到底谁会有能力、有激励，因地制宜、相机抉择，制定和实施这些产业发展政策呢？对此，我的答案是“政治企业家”。
通常，一提到企业家，人们就会想到乔布斯、马云、任正非等，这些人当然都是伟大的企业家，但企业家的群体和种类并不局限于此。企业家是那些愿意且有能力打破常规而谋取超额利益的人。刚才提到的乔布斯、马云和任正非等人，都是通过打破经济常规而获得超额收益者，可以称之为“经济企业家”；同样的道理，那些通过打破政治常规而获得超额受益者，则可以称之为政治企业家。我们可以从目标和手段两个角度来理解两种类型企业家的基本差别：经济企业家在目标上通常就是追求个体利润最大化，而在手段上也通常只能动用自己的私人资源；政治企业家的目标要更加复杂，作为简化，可以理解为个人经济利益和政治晋升的加权，而在手段上，他们也可以动用土地批租、税收减免、研发补贴等等公共资源。
回头来看不难发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实际上就是政治企业家与经济企业家相辅相成、良性互动的结果。
现阶段，国内外政治和经济形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因而需要政治企业家和经济企业家发现并实现新的发展机会。一方面，现在国际社会出现了“逆全球化”的浪潮，“中国制造”的外部需求急剧下降，因而在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将必然经历一个从“出口导向”到“内需驱动”的转换。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发生了变化，即从“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变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而在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需要更多地依赖于创新驱动和产业升级，即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伟大转换。
面对这些新情况，因为不同地方、不同产业所面临的问题千差万别，因此我们很难对产业发展政策做出非常具体的建议，但一些基本的原则却是清晰可见的：第一，必须营造让政治企业家和经济企业家良性互动的激励机制。其次，技术创新是一个从技术创造到产业应用的复杂过程，而由于自然禀赋以及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各地区在创新各环节上的比较优势是不同的，故为了提高整体的创新效率，客观上需要各地区按创新各环节的比较优势进行分工协作。实际上，这也正是国家推动京津冀一体化，长三角一体化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的本质原因。
另外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如何利用税收杠杆来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通常认为，研发活动之所以需要政府补贴或者税收减免，是因为存在横向的正的外部性，即创新成果很容易被竞争者模仿，因而创新者无法全部占有其研发活动所创造出的社会价值。但紧接上面一点，这里我主要想结合风险投资市场，讨论一下如何利用差别化的税收政策，来解决创新各环节之间的纵向外部性问题。美国硅谷的成功经验表明，高效率的创投市场对于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针对中国创投市场的研究表明，从天使导致VC再到PE，资本介入的投资回报率是依次递增的，其结果是每个创投资本都希望别人在早期介入，而自己等着在后期“摘果子”。但是，如果大家都只愿意锦上添花而不愿意雪中送炭，整个创投市场就会因为缺乏“源头活水”而陷入无效。为解决这种不利局面，需要“按照税制改革方向和要求，对包括天使投资在内的投向种子期、初创期等创新活动的投资，统筹研究相关税收支持政策”。
为实现创新驱动和产业升级，市场准入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众所周知，现在许多行业针对民用企业是有准入限制的，这会造成两个方面的效率损失：第一，在位企业凭借行政性壁垒就可以获得丰厚的垄断利润，因而缺乏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动力；第二，其他企业则因为行政性壁垒而无法进入相关市场，因而也缺乏进行相关的创新投资。所以，为了创新驱动和产业升级，各级政府需要秉承“竞争中性”原则，弱化甚至取消各种形式的基于所有制的行政性壁垒，并强化基于专利等知识产权的技术性进入壁垒。进一步，考虑到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与市场范围成正比，国家应该消除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主义，提高国内市场的一体化程度。
最后再附带说一下关于产业政策的“林张之争”，尽管他们的观点看起来似乎争锋相对，但从前面的分析可以发现，他们实际上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共同点，即都强调了“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只不过张维迎强调了“经济企业家”的重要性，而林毅夫则强调了“政治企业家”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