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现为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长江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也是核心经济学期刊《世界经济文汇》主编
“中国模式”是和“中国制造”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制造”如此广泛地改变了世界人口的日常生活，让中国的国家概念在西方变得直观可感；制造业吸收了数以亿计的农业人口就业，促进了人的自由流动，带来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这个过程创造了GDP，提升了人均收入，改善了中国人的物质生活——“中国模式”是对“这一切如何发生”的描述和概括。
“中国制造”面临着升级换代的考验。随着沿海地带经历工资上涨和进一步的汇率改革，“中国制造”的成本正在增加，制造业内迁已成定局，留下的空档如何填补？
本刊2010年6月第24期刊出《转型正在发生》的评论后，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约记者见面，谈了他的观点:中国的产业升级这么难，正是“中国模式”的代价。
中国为什么不能像日韩那样实现产业升级？
《新民周刊》:我们这个话题还要从2008年说起——广东是在这一年提出要实行“腾笼换鸟”战略，经济学界对此评价不一。从那时候到现在，世界和中国经济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今年珠三角发生了很多事情，包括“一系列”劳资纠纷，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难以抵挡。现在的问题是，一旦地方政府进行产业升级的冲动和制造业成本上升的趋势相结合，对当地的产业结构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个关系到中国经济未来的问题。
张军:富士康加薪和本田的工潮，这两个事件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政府的意图，政策上强力推行“腾笼换鸟”。现在的问题是，笼子腾出了，鸟自何处来？答案无非是:引进或自己孵化。东亚的经验表明，依靠FDI(外国直接投资)来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真正具有创业精神的企业往往是本土的企业。问题是，本土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是否需要有偏向的政策？理论界没有定论，经济学家之间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争议。它涉及到政府的角色和产业政策的性质。
过去主流的经济学说认为政府越小越好，不能干涉经济的事务，那是市场的事情。这是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传统。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看到亚洲的高速发展，尤其是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经济模式，发现政府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还是起到重要的作用的，有重要的作为。这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思想有一定的矛盾。实际上，数十年来有不少经济学者就试图调和两者，探讨政府的产业政策如何在东亚经济腾飞中发生了积极的作用。
在经济学家内部，还是形成两派意见，一派还是认为东亚地区的政府虽然很活跃，但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还是市场经济，即所谓把价格搞对(指价格能反映市场需求，引导资源配置——编者)；另一派就认为是政府做了很重要的事情，特别是政府有一套产业政策，产业升级才会这么快；重要的是，政府的产业政策不一定违反市场的原则，它可能配合着市场起作用。
90年代，英国的IDS(发展研究院)经济学家Robert Wade试图用“驾驭市场”的说法解释东亚奇迹。他认为，政府可以驾驭市场、管理市场，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政府可以是“援助之手”。不过，至今仍然让人困惑的是，还没有一个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是东亚而不是其他地方的政府更多扮演了“援助之手”的角色。
我连续多次在国际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比如2006年在新加坡，2007年在开罗，参与讨论东亚经济的成功能给非洲经济提供怎样的经验，最主要的焦点就是解释东亚经济里政府的角色，为什么东亚政府跟其他地方那么不同。我们不能说东亚政府是完美的，它们有腐败和问题，但总体上是促进了经济发展的，特别是在早期，不像非洲或者拉美的一些政府，在这一点上总是不成功。
什么导致东亚经济的发展？
《新民周刊》:东亚的政治稳定当然很重要，但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二战以后的全球化，导致欧美制造业向东亚转移。信息时代的到来，让全球性的资源配置变得更有效。
张军:东亚经济的成功，公认的因素是开放和贸易。但很少有人提到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搭配得好。以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为例，它们发展贸易的目标是要提升产业结构，而且还可以不断调整贸易政策来服务于产业政策，促进产业升级以实现经济结构的不断转型。
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产业的升级，尤其是后进国家，都是很关注产业升级的。从经验上看，东亚四小龙都有一套服务于产业升级的战略。这当然是因为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济学术界对这种战略都曾有周密的讨论。
产业升级，无非是说自己能够生产越来越复杂的东西，从而获得越来越多的附加值。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那必须先进口生产复杂产品的设备，而进口必须要有外汇，要有外汇就必须出口，必须卖出去东西。可是，在经济非常落后的时候，卖什么呢？就是卖一些低端产品。这个逻辑在韩国和中国台湾都是非常明显的。
由于目标是形成高附加值的生产能力和产业，政策上就要有一个周密的考虑。一开始必须鼓励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发挥比较优势，但是不能永远这样做下去，因为目标是产业升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换取的外汇必须大量地去进口设备，由这些设备生产一些资本密集型的产品，而这个过程中又必须限制对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进口。这里可以看到，出口和进口在政策上都必须有明确的目的性。
韩国的汽车行业非常明显，中国台湾虽然没有从汽车这个方面发展，但是它在电子产品也是走这条路，整个战略都是非常清晰的。
当然，它们有一个不同的背景。中国台湾和韩国总体上不怎么利用外资，它们利用的是美国的贷款，后面有还款的压力，所以就必须创汇，就必须把产品卖出去。中美建交以后，美国原来跟台湾的很多经济贸易上的政策都调整了，这个调整对台湾是很致命的。原来台湾很多产品很容易卖到美国去，后来美国把最惠国待遇给了中国大陆，台湾的出口大门就关掉了。这时候中国大陆向港台资本开放市场，港台资本大量进来了，台湾的中小企业纷纷迁来大陆。
如果美国不给中国最惠国待遇，继续保持原有的对台经贸政策，台湾的企业不会离开台湾，台湾不会出现一个大量向外投资的浪潮。实际上，从80年代开始，台湾大量向外投资了，也就是向大陆投资。这帮助了台湾的产业升级，中小企业都跑到大陆来了，台湾的企业就抓住了一个产业升级的机会。
对中国而言，出于当时特殊的条件和政治考虑，中国大陆最早的开放是在沿海，80年代初期对台湾和香港的中小企业全然采取了鼓励进入的优惠政策，加上美国在80年代初给中国最惠国待遇，加工贸易便很快主导了中国的贸易方式。后来，由于种种政治原因，90年代初中国在开放中实际上也执行了中性的政策，放弃了国内的产业政策和产业升级的策略，贸易自由的政策与产业升级的策略从此不再有衔接，这与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早期的做法非常不同。WTO的谈判和2001年的入世均能看出对产业升级政策的放弃。这同样有政治原因。所以，我的看法，尽管最近产业升级的话题热了起来，20多年来中国实际上却没有可执行的产业升级的政策和策略，只有自由贸易和FDI的政策。
与东亚其他经济体不同，中国的贸易与投资政策显然更自由化，产业政策更中性，扭曲较小，这是与改革以后中国经济的管理体制有关系的。一般而言，产业升级的政策是在中央政府层面制定并通过各部委来执行的，是自上而下的过程，而中国改革以后的经济管理格局是地方的控制权力大于中央的部委。向下的分权造成即使有那么一些产业政策，也难以真正执行。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竞争和地方的利益占优了、弱化了，甚至取代了中央部委纵向的产业协调和布局政策的效果。
“中国模式”的代价
《新民周刊》:“中国模式”是个有争议的说法，我们姑且借用这个概念，你描述这种外资政策，应该是“中国模式”的一部分。我记得黄亚生有一本书讨论了中国的外资政策，书名是Selling China，国内也有译本，叫《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你觉得“用外资来改造我们落后产业”的目标达到了吗？
张军:黄亚生拿中国跟印度比，觉得中国在外资政策上太过了，各个行业里都有外资。看看韩国和中国台湾，台湾相对韩国在外资上已经更开放了，但仍然是策略性的。中国大陆一点策略都没有，只要开放就行。当时因为有意识形态的争论，当时的策略就是说先开放，大不了我再关起来。没有在技术层面上好好讨论，策略上的研究也没有了。
中国既没有很好的进口政策，也没有出口政策，进口和出口都主要是靠外资的。外资自带设备进来，70％是出口导向的，所以中国自身的升级基本上是没有的，所有的优惠政策给了外资。当年中国鼓励外资在中国落户以后，原材料和中间产品进口是免关税的，这个政策吸引了大量的外商企业，像香港、台湾中小企业，主要依赖从境外进口零部件，在中国进行组装加工，所以中国的加工贸易发展得很好，富士康就是典型。
中国台湾早期也是以加工为主，但在产业政策带动下，自己做配套。当年做配套的企业今天都起来了。而中国大陆的加工贸易基本上是拿加工费的，附加值非常低，导致今天产业结构升级非常难。这是“中国模式”的代价。
现在要反思的话，由于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首先考虑的是开放。对产业升级，进口政策和出口政策协调，贸易激励与产业升级衔接等等问题，没有做更多考虑。到90年代以后，产业政策完全没有了。
《新民周刊》:和国内的政治环境应该也有关系。产业政策的确很容易和计划经济联想到一起。
张军:是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强调产业政策的时候，都是政府控制经济，国有企业的比重比较大；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搞计划经济，当然也是有产业政策的。但中国的产业政策后来当成是计划经济的遗产被清算了。搞什么产业政策啊？产业政策搞了几十年，一辆可出口的汽车也没有搞出来，所以，90年代以后主流的思想就把产业政策扔掉了。其实我们不懂得，缺少贸易政策的匹配和衔接，是计划经济时期产业政策的最大问题。
《新民周刊》:你说的主流思想，应该就是经济学上的“比较优势”理论，强调国家应该根据其资源禀赋来选择发展经济的模式。中国的优势在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因此应该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
张军:简单而言，产业升级的经济学理论大概有两派:主张比较优势的禀赋论(H－O理论)，产业升级是要素相对价格变化(由自由贸易引起)的自然演进结果；主张培育规模经济和竞争优势的产业政策理论(包括策略性贸易理论)。
“比较优势”将产业升级的过程看作是演化，就是说要给它时间，它就会慢慢升级。从历史上看，欧美国家的产业升级的确是靠市场演进完成的。当条件变化，劳动力稀缺，工资上涨，原来的产业成本上升，就需要谋求升级。
最近几年，中国也出现了罢工的问题，议价的问题，工资的问题，政府对工资的干预慢慢多起来了，这使得产业升级变成一个急迫的问题。
10年以前讨论产业结构，会更强调中国的比较优势，认为只要有足够耐心，慢慢来，产业肯定会升级的，甚至不成为一个问题。今天的坐标改了。到了现在我们很多产业都没有自主研发的能力，只能使用人家的品牌。昨天的答案不能回答今天的问题。产业结构问题变得很重要。
《新民周刊》:中国的经济规模比较大，内地和沿海的发展水平也相差较大，产业可以在内部转移，从全国的层面看，产业升级的压力不像小国那么大。
张军:的确，这是中国经济规模的问题。一个产品出口的份额逐步提升到全球市场的10％，就基本上很难去调整结构。企业家也懂得，我的袜子虽然低端，但可以在国际市场占15％以的份额，那我为什么要去进行结构调整呢？他不会去做的。所以体量大的确是今天产业升级缓慢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日本人当年提出一个“雁行模式”，就是说东亚内部的产业梯度转移非常明显，日本人去做服务业了，韩国人就去做科技含量高的，中国就做一般的加工贸易。这种模式在中国大陆是可以复制的，因为中国从沿海到内地也有一个梯度，加工贸易尽管技术含量低，但持续的时间可以很长，内地有更便宜的土地，厂房都造好了等着你。所以国家政策对产业升级不敏感。
《新民周刊》:但地方政府是有压力的。珠三角和长三角都面临商业成本上升的问题。广东从2008年开始实行“腾笼换鸟”，基层政府和厂商是不无怨言的，因为靠着出租厂房做加工业，珠三角已经高速发展了20多年，要改换门庭，基层官员觉得压力很大，一是财政压力大，二是招商压力大。我们一直在关注这个政策能够走多远。现在看来，“腾笼”不是最难的，难的是“换鸟”——加工制造业留下的空间谁来填补？
张军:富士康内迁这种现象如果持续发生，对内地来讲的话这是一个机遇，但是对沿海来讲的话，要维护它在中国经济版图的前沿地位，它的优势产业是什么？低端产业是可以迁的，那有什么新的产业能够填补产业内迁留下的空间？
中国要在产业升级方面加快进程的话，可能在外资政策、贸易政策上面需要有一些新的策略。今天全球化的背景下面，资本可以在全球自由流动的前提下，一个国家的产能过剩，要输出产能，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来讲，将来一定还有中国企业到国际上去并购成熟的品牌，但这条路到底对不对，好不好，是不是应该坚持下去，现在还很难给出答案。
韩国60年代白手起家，动用贸易政策，限制国外汽车进口，最后又出口导向，鼓励国产汽车出口，经过几十年打造了韩国的汽车产业。日本的丰田也是这样做大的。这种模式和中国的模式，哪种模式更好？
能够看出来的是，如果没有产业政策跟贸易政策衔接，沿海的企业因为成本的原因内迁，就会留下一个空档。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在产业政策的带动下，都完成了产业升级，中国大陆没有产业政策，产业升级要困难得多。
我还认为，在产业升级政策上，还需要有更务实的和不一刀切的战略。自由贸易和FDI政策对某些产业的推动可能比另外一些产业大。有些产业比另一些产业更适合于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和研发。可能像汽车产业，FDI比本土的自主研发有更大的优势，引进未必不是上策。而有些产业，如电子和现代服务业，本土企业比FDI有更多优势。这意味着政策上需要有分类的界限和激励才行。
文原载于《新民周刊》，原撰稿/汪伟(记者) 黄丽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