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是不是一个现象？在深圳特区经济腾飞之后，人们开始关注起这座城市的发展轨迹，试图分析它的辉煌是一种可以复制的成功，还是只是时代造就的偶然。
同样是临海的一线城市，上海背靠长三角，但其发展轨迹与紧邻珠三角的深圳大不相同，因此这两座城市时常被拿来比较。
9月17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做客“澎湃下午茶”，与在座的观众一起聊了聊上海和深圳这两座城市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张军发现，在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上，上海和深圳显然是非常不同的，但最大的不同其实在于，它们各自在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格局中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地位和使命。深圳的崛起与超常发展主要得益于早期特区实验的政策及其与香港的紧密联系，在造就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逐渐形成了保持距离和良性互动的关系范式。 而上海的改革与开放从一开始就与国家重大战略的落实与推进密切相关，始终对接国家战略这一点对过去30年上海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的形成有巨大影响。
沪深的战略定位区别决定了两座城市政商关系和营商环境的巨大差异，也决定了两地政府对于本地资源配置的不同考量。张军指出，70年前，上海就因自身的地理、人力资源与历史背景优势，在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成为国家财政收入和工业品与消费品的主要提供者。 1990年浦东开发和上海开放之后，上海又再次被推到国家新一轮开放与改革的最前沿，不断被赋予国家重大战略的使命，成为承载者。
反观深圳，因为深圳地处南方广东沿海并接壤香港，在特区成立前仅是小渔村，微不足道，在那里创办特区是一个大胆试验。为了让试验成功，中央必然给予深圳更自由、更灵活和更宽松的政策，这使得它的制度环境更接近市场经济。即便在今天，深圳也没有像上海那样被赋予太多国家战略的使命，因此深圳也不需要调动更多资源支持国家战略的实施，资源就这样被留给了市场和企业，也正因如此，深圳的政府没有试图去改变与市场之间业已维持的良好关系的动机。
张军主编的《深圳奇迹》，结合自己近年来对深圳产业转型和政商关系的深度调研，梳理了深圳四十年来的成功经验。
上海比深圳承载了更多的国家大型战略规划项目，因此其本地资源就更加需要多向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倾斜，以辅助项目的成功落地。以临港为例，在中央的支持下，上海市政府对临港地区的开发，需要对基础设施、轨道交通、新城建设等方面倾注大量土地、人力和财政资源，而且通常项目周期都会比较长，需要以十年为单位划分阶段性目标，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来推动国家战略项目的实施。
而对于深圳来说，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试验田，企业家、创业者和实体经济有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创造财富的自由，从而让政府在维系与市场类型互动中有更大的获得感，这就反过来给予政府更大的决心，保护更多的资源随着市场和企业家的需求而流动。
张军提到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失败的社会容忍度（social tolerance of failure）”，用它来解释深圳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快速的经济发展。深圳最有活力的科创产业发展就需要失败的社会容忍度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准，允许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根据商业发展的需求自由流动，而深圳自身经济试验田的战略定位恰好回应了这一需求，为有创业热情的人提供了良好的产业孵化空间。而上海就有所不同，肩负众多国家战略使命自然会降低失败的社会容忍度。
最后，张军还强调，在今天回看上海与深圳发展道路的区别，其意义在于理解中国不同城市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为什么会有较大的区别。有人在比较上海与深圳的发展进程时认为，上海城市人口与深圳相比老龄化趋势更加明显，因此可能在人口红利方面面临更大的压力，但张军表示，这个现象更是一个结果而非一个原因。
提问：您刚才提到，深圳作为试验田，很多发展其实是先于中央规划的，我最近在做有关媒体的研究时发现，比如说《人民日报》上从2005年开始，尤其是2011年之后，对深圳的很多报道都是在强调深圳的文化创意产业和大运会等与经济发展和企业不太相关的东西，但是这些并不是深圳的强项，您觉得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出现？
张军：深圳没有文化这件事情，张五常教授有一个回答，他认为深圳没有文化是说深圳的博物馆很糟糕，深圳的剧院做得不够好。但是，这些都是表面的东西，深圳有很发达的文化创意产业，而且它的文化创意产业在国内做得相当不错。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把“文化”换成“文创”，那么深圳是有相当好的文化产业的。但是如果你讲的是历史文化和传统文化，那么深圳只有40年，深圳的博物馆展示的历史自然就不可能那么丰富多彩了。
也许有人认为深圳是文化的沙漠，但是经济发展以后其实会产生对文化的巨大而持久的需求，深圳以后的文化设施建设一定会应需求而生。因为广东省本身就是一个岭南文化氛围比较浓厚的省份，深圳在40年前比较荒凉，现在以移民居多，我相信深圳政府以后应该也会在这一方面有一些规划，对当地原住居民的文化进行展示。
提问：上海承担的国家战略之一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里面有两个关键词——“科技创新”和“全球影响力”。请您再阐释一下，深圳有哪些好的做法，或者说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有哪些好的做法可以为上海所借鉴？
张军：科创这个东西其实大家想一想，2000年之前，国际上大家讨论比较多的是美国波士顿地区的128公路跟硅谷。所以我觉得，科创其实并不跟一个城市的发展战略有必然关系。128公路是自然形成的，有自己形成的条件，因为波士顿地区有美国最好的几所大学，尤其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人才支撑。后来128公路慢慢衰落是因为硅谷逐渐发展起来了，这肯定不是什么战略规划的结果。因此，打造科技创新中心如果只通过政府的产业政策倾斜其实是不容易的，关键看人气能不能真正形成。
说到人气聚集，科创中心的发展跟市场经济就有关系，所以前面提到的“失败的社会容忍度”的概念也很重要。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地方必须有本事吸引到很多科学家、金融家和企业家。
上海下一步的发展，一方面要注重提升自身吸引风投的能力，吸纳更多的资金去支持科技创新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要注重培养科技创新环境，吸引更多的博士和科研人员来到这里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