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9年全球经济贸易增速显著放缓，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普遍回落，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局面，2020年经济形势如何？时代财经推出“经济学家系列访谈”，对话国内十位著名经济学家，回顾、咀嚼2019，前瞻、廓清2020。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
12月10日-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面对今年以来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会议决议要完善和强化“六稳”举措（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健全财政、货币、就业等政策协同和传导落实机制，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中央屡提稳字当头、确保收官，保稳定背后的经济政策背景是什么呢？明年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能会往什么方向作出调整呢？12月23日，时代财经专访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张军是“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并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兼任上海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理事、广东省决策咨询顾问委员会委员。
张军认为，2013年以后中国GDP增速已主动转为中低速增长，经济实际增长率维持在6.5%-7%之间且无较大波动。这传递出来的信号是，中国不需要追求太快的、盲目的经济增长，所以主动把增速降下来，兼顾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与金融风险的防控。2020年，决策层也不会把此前“稳增长”的政策推倒重来，未来的政策调整总体上仍会是托底的政策。考虑到经济下行的压力，继续把“稳增长”放在第一位，把经济增长稳定在6~6.5%的区间。
张军预测，明年货币政策将从“稳健”主调往偏“宽松”方向走，但不会把整个货币政策的基调从“稳健”调整到“宽松”。对于广受关注的房地产政策，张军认为，限购限贷的政策不可能在很多地方一直长期执行下去，明年会鼓励因城施策。在某些城市，限购限贷政策可能还将会退出。
对话张军
时代财经：你此前在公开场合表示，2013年以前我国经济呈高速增长态势，2013年以后则逐步转为中低速增长，经济实际增长率维持在6.5%-7%之间且无较大波动，呈现出“过于稳定”的态势。你认为“过于稳定”的态势是什么原因造成呢？你预估今年和明年增速是多少？
张军：之所以2013年前后有这种变化，主要是中央政策的变化造成。在评估政策时，需要看实行该政策后，经济在增长层面发生了什么情况，也就是表现得“过于稳定”的态势。所谓“过于稳定”，是指中国把经济增长目标尽可能定得比较低。这是在传递一个信号，中国现在不需要追求太快的、盲目的经济增长，中国政府是在主动地把经济增速降下来。
与此相应的，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要求也作出了较大调整。过去，中央鼓励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层面发力、多用力，各地方政府进行经济增长的锦标赛。地方官员都致力于招商引资，积极推动当地的工业化与推动市场整合，改善投资环境、基础设施等。
近年来，中央对地方政府还提了其他要求，而且这些要求比经济增长的目标更紧迫，使得经济增长被放到了较为次要的位置。比如，中央要求地方防控污染，加强环境的治理，并制定了严格的考核指标。如果环保不达标，对地方政府的官员，特别是一二把手官员的政绩一票否决。除了环保外，2016年以后“去杠杆”，特别是金融去杠杆也被列入为非常重要的考核指标。中央要求地方政府严防金融风险，把地方的投产、GDP的增长放到比较次要的位置。
事实上，经济增长、环境保护、防范金融风险，这几个政策的方向不是一致的。抓环保、抓风险防控，短期来讲，对经济增长是起到负面效应，要放弃在经济发展上更多的关注或者投入。但是由于考核严格，地方官员不会去踩踏红线。所以近年来，地方官员对于GDP目标，基本上是完成目标就可以了，不需要做得更多，但对污染问题、金融风险问题，要稳住、不能出事。所以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上会比较保守，这是跟之前一个很大的变化。
但如今，尤其是今年经济下行压力这么大，我个人觉得那些过紧的政策会有一些调整。这也是中国体制上的优势，经济一旦有不利的变化，对经济方面的担忧会自下而上传递，市场的预期也发生一些改变。这些信息都很快会影响到决策层。决策层会去调研、了解、听取意见，做出研判，会在适当的时候做出政策的调整。
我认为，即便会有政策的调整，也不会太激进，还是会处于微调状态。中央政府不会把此前的政策推倒重来。考虑到经济下行的压力，还是会把稳增长放在第一位。把经济增长稳定在6~6.5，设定这个靶子，政策的调整都要服务于稳增长，今年的增速基本上就是6%左右了。经济有下行的压力，但是只要稳住就业和财政，就不会有太大问题。未来的政策调整总体上还是托底的政策。有托底支撑，加大力度，但在政策上面不会有90度，甚至180度的逆转性调整。
时代财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强化“六稳”举措，会议还指出，实现明年预期目标，要坚持稳字当头，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框架。这个“社会政策要托底”是否就是你提到的托底政策呢？
张军：我说的“托底”，主要是谈宏观经济政策要稳，不实行“大水漫灌”的刺激，较强调经济工作当中要有底线思维。假定是GDP的增长是6%，这个就是底线，各项政策的目标就是要“托住”经济不滑出6%就可以了。
“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三者是相互配合的。“微观政策要活”是针对实体经济当中的民营企业。如果经济没有活力，6%也是守不住的，所以要鼓励更多有活力的企业生存下来，发展起来。
最近，资管新规有所调整，国务院又公布了针对民营企业的28条。这向市场释放一个很具体的信号——政府致力于激活民营企业。
时代财经：你认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会有什么调整吗？
张军：目前货币政策已经有一点点从“稳健”的主调往偏“宽松”方向走，特别是今年第四季度，但是不会把整个货币政策的基调从“稳健”调整到“宽松”。我想明年应该也不会调整过大，总体上还是强调相对中性的货币政策。但不排除在经济下行压力比较明显时，加强一点逆周期的调节。
财政政策方面，去年已经降了两万亿元的税费，明年财政政策上“积极”这个方向肯定不会变。首先要巩固2019年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成果。其次，目前经济下行压力还没有稳住，还需要更多的财政政策。明年财政政策调整力度可能会比今年稍微要大一点。更多体现在：第一，继续减税，巩固2019年的成果；第二，国债的力度要加大，尤其是像地方政府的专用债；第三，赤字率会有一些突破，2019年安排的财政赤字率（2.8%）比2018年（2.6%）大概高了0.2个百分点。现在还不到3%，明年达到3%应该是没有问题。
时代财经：目前国家严控房地产市场，也把货币供应量的闸门牢牢把控，你认为明年房地产市场走势怎么样？
张军：房地产市场这些年总体上比较稳定，通过“去杠杆”、“去库存”稳住了房地产，当时设定的调控房地产的目的应该是达到了。考虑到中国经济目前的发展阶段，以及经济下行的压力有增不减，我觉得房地产在2020年也需要进行一些调整。调整的方向是鼓励地方因城施策，很多地方地方限购限贷政策有些可能要退出了。因为限购限贷政策的实行，就是为了保持房地产市场的稳定，防止泡沫，防止演化成更大的金融风险。几年下来，目标达到后，就该有一个退出的时间表，不可能在很多地方一直长期执行限购限贷的政策，这不符合经济规律、市场规律。
2020年，应该根据每一个地方的房地产市场情况，以及市场的供求关系，做出相应调整。金融对房地产市场支持的口子也要开一些，不能完全长期关闭。限贷的政策，需要有一些调整。当然不一定说要回到2010年之前，总体的方向是严厉程度应该下调。
时代财经：放眼国内，目前已形成了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经济圈、成渝经济圈等区域经济版块。但我们也看到经济发展存在不平衡的情况。你怎么看待这种发展的不平衡？
张军：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经济、成渝经济圈等代表了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方向。但是像中西部特别是中部的一些地方，可能比较平庸，这个在客观上难以避免。若要每个地方都能够找准自己定位，有自己的较擅长的产业并发展起来，且发展得很好。我觉得这是过于理想化，事实上做不到。地区之间有一定的差距，是很难避免的一件事情。
当下中国有两件事情；第一是比较强调区域融合发展的概念。国家也出台了十几个区域融合的战略，包括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成渝城市群、长江经济带、北部湾、京津冀等，就是希望助推经济从小的区域向更大范围发展。在地理上相邻的城市经济体主导一种形态，一方面有利于要素在地区之间的流动，包括人才的流动，这对产业的发展会构成很好的市场条件。通过这样的融合发展，有助于缩小原来的地区差距。
另外一方面是强调城市群的发展。客观上，中国有很多经济中心城市，比如说像郑州、西安、武汉、成都、重庆等，这些城市群的发展也具有类似的效果。无论是经济活动，还是老百姓的居住，都会向城市集中，这样城市群和城市群之间相对的差距就会比较小。
未来20年，区域融合发展和城市群发展会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很大的优势。传统意义上的所谓中部、西部、东部，中东西或者南北中的这样一些经济的格局，会因为区域融合的发展战略和城市群的兴起得到改变。
时代财经：你能给财经读者推荐4本书吗？
张军：推荐我的两本书，一本就是东方出版社今年出版的《深圳奇迹》；文景出版社出版的《改变中国：经济学家的改革记述》。还推荐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朱天教授写的《中国式增长》，还有一本美国经济学家巴里·诺顿 《中国经济：适应与增长》 。
策划：王丽丽、余思毅
统筹：王丽丽、王薇薇
采写执行：余思毅、张银慧、何蕴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