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下午，由复旦平安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办，金融壹账通、平安科技协办的“预见未来，智者先行”大咖圆桌会第一期圆满举行，本次大会主题为“疫后中小企业生存之道”。
会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复旦平安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发表精彩演讲。（以下内容为演讲实录，根据现场录音速记整理，未作后期文字加工）
张军：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今天下午我们非常荣幸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讨论中小微企业的问题。
中国一谈到中小企业或者叫中小微企业，大家可能脑子里面首先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大概有多少中小企业或中小微企业。我虽然是研究经济的，但其实我也说不清楚大概有多少。在去年两会的时候，有关部门举行过一个记者会，在记者会上谈到这个问题。我看到有一些说法，相信这个也是接近于官方的口径：一个是说中国现在大概有将近九千多万的中小微企业。这个口径当中其实是包括个体户。这个九千多万当中个体户有接近六千万，剩下来大概三千万是所谓的法人企业，只不过它规模比较小。这个数字如果放到全球来讲，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中小企业有这么大的规模。
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中小企业或中小微企业，或者，小企业融资问题的时候，先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中小微企业？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可能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我们都知道前面几位嘉宾也谈到，中小微企业在中国很重要，但最大的重要性其实不是创造多少GDP，交了多少税，而是解决了多少就业。
因为我印象中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就业问题，尤其是在80年代，基本上是靠个体户来解决的。所以政府一直是支持中小微企业，特别是个体户，一直到街道层面上都有相应的政策来支持很多没有就业机会的年轻人或者中年人能够自己来解决就业问题，所以就鼓励很多的人口去办小企业或者说成为个体户。在中国中小微企业这个口径其实非常非常宽泛。这个接近九位数，上亿的数量，其实一大半以上都是工商个体户。所以你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一个感受，在你出国以后这个感受更加明显，那就是，我们的马路不管大马路、小马路，两边其实都是店，我们的店特别多。这在发达国家很少看得到。店多了对我们的生活当然非常方便。
比如，我们如果要去外面吃顿饭就非常方便。大家如果在欧美这些国家生活，要到外面去吃饭，如果不是吃中餐的话，看到的餐馆一是数量很少，二是基本上都是同一个牌子的。也就是说，它在任何一个城市你要去吃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家餐馆，只不过在不同的城市它有连锁。在中国就不是这样。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街道上都可以找到与众不同的餐馆。所以在中国的工商个体户有这么大规模的数量，可能我们如果生活在中国时间久了，我们觉得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实际上如果你做一个横向比较，会发现这是中国独特的现象，或者几乎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因为我们在海外基本上看不到。
中小微企业在中国的数量这么庞大，其背后一定有政府的支持，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就像我们在西方发达国家看到那样，在任何行业里面，一个十几个人的企业几乎不可能生存下来。因为企业的生存门槛非常高。不仅仅有制度层面，法律层面上的门槛，也有金融上面的门槛，以及技术上面的门槛。所以说，去办一个企业，或者去开一家店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我想，在中国，这件事情就因为政府有非常非常多的支持，所以改革开放以后40年来，我们的中小企业的才数量没有减少，反而还在增长。换言之，我们大量的就业岗位、就业的机会其实就是通过政府去支持这些中小微企业来实现的。如果我们规模以上的企业成为经济当中的主体，那么创造的就业机会远远满足不了这个社会当中的就业人口的需要。所以这是中国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因为就业驱动了一系列的改变，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所以，我觉得在今天如果我们花很多时间去谈说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这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不见得是一个好的问题，有意思的问题。因为中小微企业融资难是一个常态，一个现象，因为你小嘛，所以你肯定从我们的正规的金融部门当中不太容易获得支持。因为是一个常态，所以这本身不是一个奇怪的问题。国外的中小企业也同样难以在正规的金融市场获得融资。所以我们把中小微企业面临的融资困难当看作一个很大的问题来看，其本身是蛮奇怪的，是不太正常的事情。因为你是中小微企业，你这个规模很小，很脆弱，平均的寿命又很短，得不到融资是符合常识的。我们现在有一个统计，大概的中小微企业平均寿命不超过3年。这种情况下，你当然面临很大的融资约束。反过来讲，如果中国的中小微企业很容易获得融资，我觉得这个可能反而是个灾难，这对我们整个金融系统，对银行，肯定是有巨大的社会成本的。
中国的中小微企业有如此大的数量，就是因为政府在背后的支持，如果没有政府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话，中小微企业的占比不太可能在中国达到95%以上。而且，我们现在不仅仅在服务业，在制造业当中也有超量的中小微企业。所以今天我们请的嘉宾很有意思，大家都是在上海的几个园区。这些园区里的中小微企业基本上都在写字楼里面，更不是在马路两侧的商户，所以基本上是科技型、创业型的企业。当然，今天没时间来讨论创业型的企业，它们其实跟绝大多数的中小微企业是很不相同的，因为创业型企业有技术、有专利，是人力资本驱动型的。我在20几年前写过一本书，就是来讲为什么有些人去创业，而其他人没有去创业，为什么有些人愿意通过创业来展示自己的企业家才能，原因就是因为市场上没办法识别他的企业家才能，因为不能识别所以就不能定价，所以他就只能通过创业的形式来实现自己的创业才能。
所以我觉得创业型的企业其实在全球是一样的。真正中国现在面临的，更多的反而不是在写字楼里面，科技园区里面的这些企业，而是遍布各行各业的大量的中小微企业。他们现在依靠政府的支持，所以能够在相对门槛比较低的各行各业能够迅速地占据相当大的份额。你看现在城市的就业当中，城镇的就业存量当中，80%以上都是中小微企业。新增的就业岗位当中这些年90%以上都是中小微企业。尽管我还没有仔细看过数据，但我们的正规部门，规模以上的大中企业的就业机会的增长，我猜没有太大的变化，甚至很可能还在下降。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之下，中小微企业它存在的价值主要不是GDP，不是税收，而是解决就业问题。这个情况会给中国经济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当然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不去展开这个，但是我要提到这样一个问题。
比如说现在疫情冲击之后，中国经济一季度出现了负增长，现在经济学家在讨论，到底我们的宏观政策是要瞄准什么东西，是瞄准GDP的增长率，还是瞄准就业？很多人讲我们的就业跟GDP增长率其实不矛盾嘛，至少是高度正相关的，但其实不一定。当然，我们有相当大的一批中小微企业它其实是依附在我们的大中型企业的身上的。所以，大中型企业首先要有复苏的机会，才能够让中小企业找到生存道路。所以我们经常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大企业现在的生存都有了困难，中小企业那就是难上加难。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接下来的宏观政策还是需要对总需求进行相应的刺激和管理，因为总需求上不去，我们的大企业就不行。如果大企业不行，这就可能会连带影响依附在大企业这个产业链上面的大量的中小企业。
但是还有一些中小企业不见得跟我们的大企业有这么紧密的关系，这种情况之下，或许我们用刚才四位嘉宾谈到的一些扶持的政策，解决它的现金流现在遇到的问题，让它能够在一季度、二季度能够生存下来，而不是因为疫情的冲击倒下去了。如果是这样，这些扶持政策不仅仅可以保全我们现有的经济活动，还能因为这些中小微企业的生存而创造相应的需求，这对经济的复苏会有贡献。当然，一个简单的政策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相信不同的中小微企业在经济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比如说大量的出口企业也是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广东大概有超过180万家的中小企业完全是生产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在海外疫情比较严重的情况之下，它们也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这样的企业现在只能出口转内销。要出口转内销的话，对政府的政策就提出比较大的要求，比如，如何让原来长期以来从事制造品出口的中小企业能够实现国内市场的转型。我看到很多的报道，很多的案例，觉得这件事情不是那么容易。比如说，国内的企业有大量的回款问题，而长期习惯于做出口海外市场的中小企业会不适应，因为海外市场没有回款的问题。在中国，拖欠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当然，对做出口加工的企业来讲，还面临着一些中间品进口的关税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其实是需要政府出台政策的。只有有效的政策支持才能够确保遇到困难的这些中小型的出口企业能够出口转内销。
讲这些很具体事情其实是想说明，中小微企业在中国有非常强的异质性，就是他们非常不同。一个政策不见得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而且，我并不认为融资问题是他们面临最重要的问题。实际上，不同的行业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当然，在疫情冲击之下，像前面四位嘉宾谈到的，在园区里面的这些企业，我们对它进行扶持，包括减租等等，对于解决它的生存困难，当然是有帮助。但是如果我们从园区走出来，看中国绝大多数的中小微企业现在的状况，我想可能就不是一个融资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很多企业其实它取决于那张“皮”还在不在，因为它依附在那个“皮”上面。那些“皮”在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宏观政策，我们的政策要不要刺激需求，要不要启动大规模的投资项目。如果那些行业因为国家启动了投资项目能够复苏，这些行业内的中小微企业本身的复苏就指日可待。
大量的个体工商户面临的，可能更多的是消费需求层面上的问题。当前，随着疫情的缓解，消费需求也在缓慢地复苏。但是，就像很多人今天还戴了口罩，消费需求也许也不可能回到疫情之前的状况。所以现在我们很多地方，包括上海，都启动刺激消费的政策。上海也搞了五五购物节，很多地方也发放了消费券，甚至有的地方发现金等等。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能够让我们的消费需求，在经历了一季度的严重疫情之后，随着现在形势的好转，能够快速的回到正常的状态。这对大量的中小型的工商个体户来讲就是福音。如果学校还不开学，大家还带着口罩，我想这种情况下整个消费需求的复苏就不可能很快。但是，如果消费需求复苏迟缓，对大量的个体户来讲，尤其是在消费型的服务业行业中，压力就会非常大。当然我们现在也出台一些诸如免租金的政策等等，希望能够帮助到他们。但是总的来讲，如何让总需求快速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是事关疫后中小企业生存的重中之重。如果政府能够在“两会”上出台提升今年剩下的半年多时间里的社会总需求的政策让疫情冲击之后的中国经济更快地恢复到相对比较好的需求状态，无论是消费需求还是投资需求，那么，我相信我们大量的规模以上的大中型企业可以有一个比较快的复苏。这样我们制造业当中的大量的中小微企业可能就会因为大中型企业的复苏，逐步回到比较正常的轨道。而这个时间如果拖得太久，很可能大量的中小微企业就等不到那一天，所以时间上面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最后我想谈一点未来的情况。刚才几位嘉宾也都谈到说，其实疫情过后，我们要意识到我们生存环境可能会发生持久的改变，我们不见得会回到原来的那个状态。比如说我们有大量的经济活动会转移到线上，会走数字化的道路。我们的很多制造业也在往数字化这个方向走。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中小微企业其实也面临转型。如果在疫后，我们很多中小型的制造业企业没有一种危机的思维，没有一种转型的冲动，将来的日子其实会比现在还要难过。所以，我有一次在马红漫的节目上讲过，我们现在不要老想着倒下来的会不会是我，我们要想着将来重新站起来的会不会是我。重新站起来的那个其实就已经是能够在转型升级过程当中胜出了，那是不容易的。我想，这个代表了我们经济大转型的初始阶段。大家可以想一想，中国经济面临转型从微观层面上看，未来10年、20年中小微企业的数量是会增加，还是会大幅度减少？我个人的看法，随着我们就业形势严峻的程度越来越下降，随着我们的工作年龄人口的比例大幅度下降，劳动力的增长开始出现负增长的态势，我们将来的就业压力会越来越小。这种情况之下，大量的中小微企业也许会从我们很多经济活动当中淡出。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同时中国经济的增长也会越来越依靠大中型企业。
我们经常讲中国经济两位数增长速度的时候，我们的企业没有增长，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那是个粗放的增长，是靠投入的。这个投入在微观上我们可以就理解为我们不断的在产生大量的中小企业。其实他们没有效率，他们没有技术。将来的增长我们也许达不到8%，也许只有5%、4%，但是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推动这个4%、5%的增长。我想一定是我们的大企业。我们最近做的白皮书里面有一些比较，在制造业领域中，中国70%以上的就业都在400人以下的企业里面，发达国家正好倒过来，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大企业还不够大，它创造就业的能力还比较小、比较弱。相信将来从长远来讲，中国经济能够实现这样一个增长的转型。这其实就意味着，我们越来越多的就业要由大企业创造，而不是靠我们9位数的中小微企业来创造。大企业有科技，有竞争力，有效率，它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它也提升了整个中国的经济的生产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会再去谈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一个企业如果你可以走向大企业，一定是因为你有技术、你有竞争力，就像阿里、腾讯。你从一个小企业创办的时候，在短短的十年里面，你变成了全球的大企业。这是因为你的技术，所以我们说经济增长最后是要靠效率驱动，其实就是靠技术驱动。而技术驱动这件事情其实对中小微企业来讲是一个创造性的毁灭，我们不能指望平均寿命不到3年的中小微企业可以在科技层面上走到最前沿，这肯定不行，真正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我相信，在逻辑上，中国经济的未来要依靠我们的大中型企业。在那种情况之下，我想我们在服务业也好，制造业也好，都还存在中小微企业，但是它们的占比会大幅度的回落，而每个行业当中，我们都有可以跨国经营的大企业和大品牌。那时候，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吃饭，就能够像我们寻找海底捞一样，很容易看到一个成功的餐饮企业它可以遍布各地，而不是说我们去另一个地方，就看到另外一批餐馆。我想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集约型经济的增长模式。中国未来15年作为第一步，再加15年，作为第二步。我们“两步走”的这个目标的实现是需要我们在企业层面上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技术驱动的效率转型。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高质量的发展。好，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