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上架 | 张军-高端访问：危机、转型与增长

（2018年1月）

作者简介

张军，经济学家，在当代中国经济研究领域成果卓著。在包括China EconomicReview, The World Economy, Economic Systems,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等学术期刊上发表了研究中国经济的论文。他近年来还出版了《改革、转型与增长：观察与解释（当代中国经济学家文库-张军卷）》（2010）、《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2010）、《张军自选集》（2013）、《中国经济再廿年》（2013）、Unfinished Reformsin the Chinese Economy(Th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Ltd. 2013)、《登顶比赛：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机制》（2016）以及End of Hyper-Growth in China?(Palgrave Macmillan, 2016)等著作。2015年10月因在中国过渡经济理论方面的研究贡献荣获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他现为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并任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他还担任上海市委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民进中央特邀咨询研究员等。他是Economic Systems、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Journal of Pro-Poor Growth、China Economic Journal 等国际期刊的编委。

前言

上 篇
经济增长不能缓解收入分配不公 ? 
贸易摩擦不应成为中国负担 
地方竞争推动中国高速增长 
中国不应对开放畏首畏尾 
这个时代还可能重演当年的大萧条吗? 
改革、危机与中国的长期增长 
危机不是导火索.是催化剂
我们对科斯是各取所需.科斯真正的贡献在法学
改革能否推进取决于中央决心
改革试验总被赋予过多期望
我对自贸区认识的三个阶段
改革顶层设计方案不能忽略纠错机制
谈再改革的逻辑
第三次探底即将来临 ? ——稳增长比复苏更重要 
再谈李克强 “微刺激 ” 
对于“鬼城”不必过于悲观 
通缩来了.调结构应让位于稳增长 
２~３年后ＧＤＰ应可提速 
救市国家队怎样才能平稳退出 
人民币贬值不是中国经济的救命稻草 
改革仍要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 
中国未来１０年取决于人力资本的积累 
Ｇ２０达成新广场协议 只是个传说 
受多重不利因素冲击.中国经济能稳住增长吗? 
下一步.上海自贸区须从立法层面突破
大量就业涌入低端服务业.背后存在隐忧
经济放缓.中国如何不重蹈日韩覆辙 ? 

下 篇
一个经济学家的转型之路
一个经济学家的“小目标” 
我的2014

前言

对于一位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来说，接受国内外媒体采访是常有的事。我也一样，经常会接受媒体的采访。很多是通过电话、比较简短，但也有数量不少的专访或面对面的长篇访谈，这些专访的内容比较集中，而且时间相对较长一些。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去编辑一本访谈的集子。
两年前，因为要协助编辑一本我与多位国际著名经济学家的对话集(2017年8月以《顶级对话》为名由文景出版社出版)，我才意识到，或许我自己也应该编辑出版一本我自己是被访谈主角的专集，作为《顶级对话》的姊妹篇。
但当我决定要编辑这本集子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接受媒体访谈的数量远超我的预期，而且访谈涉及的内容繁杂。后来我不得不把时间范围缩小到最近几年，而且只以涉及这些年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内容作为主线。还有很多接受媒体的访谈涉及了经济学的研究，包括对某些经济学家(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及其经济理论的评价，囿于篇幅，在这本书里暂未收入。
过去这几年，中国经济的一个根本性变化是增长率出现了下降，宏观经济上也出现了很多值得关注和思考的现象。加上全球经济进入所谓的“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经济学家不得不面对这些问题并有所解释。以这个为主线，我在本书收集了几十篇不同的媒体对我的专访。经过对这些访谈关键词的仔细提炼，出版社把这本访谈集命名为《高端访问：危机、转型与增长》，也算贴切。
有意思的是，这个书名其实也是对我2009年出现健康危机以及康复之后的生活与研究工作的真实写照。上海的新媒体《上观新闻》诞生后不久就安排记者对病后复出的我做过一个长篇专访，在网络上分上下两篇推出。后来，同样是上观新闻的记者，对我担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两年来的工作也做过两次专访。在这些专访中，我都对媒体谈及了一些私人的内容，其中就包括之前所患的疾病。是否把这几篇涉及我个人生活的专访也收入进来，作为本书的下篇，我犹豫过，但最终还是决定放进来，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我要感谢这些年来跟我保持密切联系的诸多媒体的记者，有些已经是很多年的朋友。是的，很多有影响的财经媒体如《经济观察报》、《21世纪经济报道》、新浪财经、网易财经、凤凰网、FT中文网等跟我都有很多年的合作。在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东方早报》、《第一财经日报》、《澎湃新闻》、《观察者网》和《上观新闻》的很多资深编辑和记者更是跟我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包括泰朔、邱冰、金仲伟、杨燕青、季桂保、范兵、郑红、张明扬、高艳平、徐蒙、郑景昕、陈抒怡、柳森等，大多数访谈都是他们出马或出面安排的。在《东方早报》还存在的那些年，我多次接受过张明扬的长篇专访，而且几乎每次都是在《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作为首篇刊发的。当然也要谢谢李媛在《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上五次为我画了封面肖像画。
我还要感谢东方出版社的李烨女士、她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不少的心血。她不仅积极推动我出版这样一本书，而且还亲自帮助收集整理每一篇访谈并担任本书的责任编辑。顺便说一下，这是找们之间合作的第三本书。
过去的8年，我要感谢的人很多，包括我的父母、岳父岳母、兄弟姐妹等。我也要感谢学校的领导和我的同事、研究的合作者及我的学生们。我尤其要谢谢我的太太、儿子和儿媳给予我的爱的力量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以及小乔者和小乔玮兄妹的到来给我和整个家庭带来的无比的快乐和幸福。

推荐语

经济是复杂的，任何一概而论往往是盲人摸象，但经济又是有规律可循的。多年来，张军教授的著作一直是我理解中国经济的一把钥匙。

张军教授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这部《高端访问：危机、转型与增长》，汇集了5年来他对中国经济现实问题以及未来增长前景的判断和理论思考，也记载了他对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和复旦经济学科建设的赤诚奉献以及他个人学术探讨的心路历程。作为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一名经济学家，作为这一当代中国伟大历史进程的参与者、见证者和理论阐述者，张军教授的这部著作思想深刻、见解独到、观点犀利，且一些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已经变成了中国经济运行中的现实，值得仔细阅读和深入思考。
张军教授是对中国经济最具洞见，也是最有学术成就的经济学家之。无论是从事学术研究，还是评论时事政策，他都始终秉持严谨客观的态度，独具慧眼，既不从上，也不从众。所有关心中国经济问题或者有志于成为经济学家的读者都会从本书中获益。

这个时代还可能重演当年的大萧条么？ 

问：按照传统的说法，1929年经济危机宣告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时代的结束。

张军：我们习惯于把1929年之前的经济学叫做自由放任的经济学。之前的经济学家，包括李嘉图、马尔萨斯，的确不太谈政府如何去管理经济的问题，最著名的当然是1776年《国富论》中提到的“看不见的手”。但是，我并不认为具体到一个国家的层面上，政府对经济就真的是完完全全的“自由放任”了。也就是说，自由放任其实是个神话，我们这样形容1929年之前的经济学，更多是为了突出凯恩斯的贡献。
不过，1929年前经济学确实很少谈就业，古典经济学重点是讨论货币，一直在研究货币、研究价格，在古典经济学家的眼中，就没有非自愿失业这个概念。可在大萧条中，无数人因失业流落街头，这大大警醒了那一代经济学家。
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前，就曾指出，古典经济学的一个重大失误就是在讨论货币和价格的时候，没有探讨与就业的关系。所以他在《通论》中，结合了在经济危机中的很多思考，第一次提出，就业才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从《通论》的书名可以看出，他是把就业放在第一位的。

问：作为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危机，1929年这次怎么就具有那么大的破坏力？

张军：我觉得这个事情到现在，还是个悬案，很多经济学家，仍然在试图找出这个原因，比如，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当年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这个。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的那本著名的《美国货币史》，其实就是为了解释1929年的危机。书中得出了一个答案，货币政策搞错了，归结于政府的失误。简单来说，就是美国政府那个时候应该选择方案A，最后却选择了方案B，结果就是火上浇油了。这就像日本在1990年前后，泡沫已很严重时，反而采取了错上加错的政策。这就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当危机发生时，那么多优秀经济学家围绕在政府周围，却往往达不成共识，最后往往还采取了相反的错误政策。
虽然弗里德曼凭借《美国货币史》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也并不认为他对大萧条的看法就是正确的。事实上，这远没有盖棺定论。最重要的是，正因为1929年危机，这么多代的经济学家产生了那么多对经济危机这个现象的研究，研究比危机本身还重要，把危机变成了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topic，写进了教科书，在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政策讨论中，危机都成了一个关键词。

问：在西方哀鸿遍野的时候，1929年的苏联经济似乎是“风景这边独好”。这一反差对于当时西方经济界的“理论自信”应该造成很大的“刺激”吧。

张军：在那个年代，苏联崛起了，工业化速度非常快，一下子在整个西方思想界引起了非常大的震动。当时还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书的科斯，就特别欣赏“苏联模式”，甚至一度要“投诚”到那个队伍中。熊彼特也是如此，苏联当时就是非常令人向往的另一个世界。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很多西方经济学家开始研究苏联，苏联经济学家也非常自信，就计划的优越性做了很多的宣讲。欧洲特别是英国，包括罗斯福新政，我相信思想界、学术界动摇的人应该是很多的，对于苏联模式的推崇可能是“主流”。
当时年轻的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也在那边讲学鼓吹苏联，张培刚先生当时也在那边读书。张先生曾对我讲，兰格讲苏联模式为什么能够成功，如何能避免市场带来的问题，包括波动，因为大危机已证明市场是有问题的，苏联的经济体制可能会取代市场而做得更好。张先生后来也反思过，兰格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一个是所谓的官僚主义，庞大的国家机器如何克服官僚主义；第二个是激励，那么庞大的系统，激励机制在什么地方，每个人干事情的动力就在什么地方。一开始可能由于热情，可是时间久了就出问题了。兰格讲的那个东西很完美，但是这两个问题在那个体制是没办法解决的。事实证明，苏联模式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慢慢不行了，和这两点是有关系的。其实中国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中前期也不错啊，但是搞了农村合作化、人民公社以后，再来了个“大跃进”，生产力就根本不增长了，甚至负增长，养不活自己了，因为农民就懒散了，就没有动力了，所以那几年饿死了那么多人。
但无论如何，因为大萧条，苏联的表现让很多人看到了一个新世界。20世纪30年代在英国学术界，有所谓米塞斯和哈耶克对社会主义者的大论战——社会主义体制有没有可能取代市场。米塞斯和哈耶克是坚决反对的，他们认为如果一个经济没有计算，没有价格，是没有办法运行下去的。市场是一个很好的计算机，它每时每刻都在计算，但计划经济，哪怕像苏联动用科学家来编制程序，搞大型的计算机模拟市场，都不行，因为市场变化太快了。哈耶克也跟凯恩斯进行论战，甚至在《通论》发表后于瑞士成立了那个著名的“朝圣山学社”，来维护自由市场主义。
这场争论在经济学界留下一个重要的遗产，就是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这也是我们改革开放后一直讨论的东西。这场大争论，虽然我们很难讲已见了分晓，但从对以后的影响来看，我认为这是思想史上非常大的一个交锋，它让人们看到了计划经济非效率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