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发表于《经济研究》2008年第1期。
从分割到融合：城乡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的政治经济学*
陈钊 陆铭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和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200433）
内容提要：尽管中国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规模持续增长，但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依然滞后于工业的发展，并且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也没有带来城乡工资差距的均等化，相反中国的城乡差距、城市内部本地职工与外来职工的工资差距都是持续扩大的。对于这些与传统理论相悖的“谜”，本文借助于城乡分割的经济政策的内生决定机制来解释。本文认为，从绝对禁止到逐渐松动，城乡分割的经济政策的演变是城市政府维护城市居民利益的决策结果。本文一个隐含的结论是，只有在政治上给予农民群体更多的话语权，从而在根本上改变这种从城市利益出发，由城市单方面制订移民政策的局面，从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的转变才能够实现。而这种转变既有利于促进整体经济的增长，又有利于实现城乡平等与社会和谐。
关键词：城市化、劳动力流动、城乡差距、城乡分割
农民……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但却是我们的社会地位低下的兄弟姐妹（Bianco, 2001）。
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
一、引言
经典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表明，经济发展就是城市化、工业化和城乡差距缩小的过程（Lewis, 1954; Mas-Colell and Razin, 1973; Lucas, 2004），而中国的城乡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却伴随着不少传统发展经济学难以解开的“谜”[1]。首先，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与中国改革以来持续快速的工业增长极不相称。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推算，我国农村外出劳动力的规模已经达到11319万人（蔡昉等，2003）。但是，尽管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规模在不断扩张，到2006年，中国农村的人口比重仍高达59%，即使将大约1.5亿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占全国13亿人口的11.5%）算作事实的城市人口，中国的实际农村人口比重仍然高达47.5%，而2006年中国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却仅为12%[2]。作为参照，2006年埃及、菲律宾和墨西哥的农村人口比重分别为57%、37%和24%[3]。城市化水平不够高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充分发挥其规模经济效应，大量中国的城市因为规模太小而遭受了生产率的损失（Au and Henderson, 2006a, 2006b），工业集聚还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行业区域集聚程度还处于一个较低水平（路江涌，陶志刚，2006），不同城市之间的规模差距远低于其他国家的水平（Fujita et al.，2004）。其次，中国的城市化也没有导致城乡间收入均等化的结果，相反，我们观察到的现象却是，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在持续扩大（蔡昉等，2003；陆铭、陈钊，2004）。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表现又是城市居民的工资与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的工资之间差距的扩大。从城市内部来看，在1994年到2004年间，城市职工的实际平均工资从4538元增长到了11902元(1994年不变价格)，[4]而就在这十年间，一些相对发达地区的进城农民工的工资却没有太大的变化（张晓晖，2004）。孟欣等（Meng and Bai, 2007）利用广东七家企业2000-2004年间的工资单数据发现，农民工的工资和广东省的职工平均工资差距一直在扩大，期间，民工工资上涨并不明显。严善平（2007）利用上海市的4次大型调查数据发现，在1995至2003年之间，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居民的人力资本收益率上升速度不同，两者的差距甚至有扩大的趋势。Zhang and Meng (2007)对比1999和2002两年的数据也表明，农村移民和城市居民的工资差距在扩大，并且主要是由民工的教育回报下降导致的。这些都说明城市内部户籍身份不同的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并不只是人力资本的差距造成的，还在一定程度上与人力资本回报的差距扩大有关。也就是说，在现有制度下，提高农民工的教育水平并不能完全消除农村移民与城市居民的工资差距。
显然，建立在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假定之下的传统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的城乡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和城乡工资差距的变化。本文将在中国城乡分割政策的内生决定的前提下，为中国城乡经济增长、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城乡工资差距的变化趋势提供解释。与既有的城市化和二元经济一元化的发展理论相比，本文构建的是一个城市化的政治经济学模型，也是一个通过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的内生决定来研究经济增长的模型。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广泛存在（Lipton, 1977），而在中国，由经济政策的城市倾向而导致的城乡分割尤其严重。城乡分割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是强势的富人集团与弱势的穷人集团之间的社会分割，因此，研究中国的城乡分割的形成、影响和变迁对于思考发展中国家从社会分割到社会融合的政策调整机制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含义也具有一般的意义。本文的其余部分是这样安排的：第二节是文献评论；第三节是本文的模型及分析；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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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感谢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5JJD790004)、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403004）、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7BJL051）和上海市曙光学者项目的资助，同时本文也是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B101）和复旦大学“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创新基地建设的研究成果之一。作者感谢Yoshinari Miyamoto, Ryoji Ohdoi, Yoshihiko Seoka、陈庆池、李桃、罗长远、王勇、王永钦、张晏、章元，日本大阪经济大学、大阪市立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研讨会和中国经济学年会（武汉大学，2006年）的参加者，以及匿名审稿人的评论，作者文责自负。
[1] 在本文中我们把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务工也视为一种事实上的城市化。
[2] 如果考虑到各地的城镇人口统计已经包括了一些常住的非户籍人口，那么，中国实际的城市化比率将更低，或者说，中国的农村人口比重不会低于47.5%。
[3] 2006年各国农村人口比重和2006年中国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的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7，中国的人口数据是按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推算而得的。蔡昉等人（2003，第70-71页）也指出，与处在相同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是滞后的。
[4]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