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
2016年第4季度工作简报
一、中心大事记
1. 第13期RICE-CCES沙龙“雾霾经济学”成功举办
2016年10月14日，RICE-CCES沙龙系列第13期“雾霾经济学”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714会议室成功举行。会议由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兰小欢主持，杜克大学尼古拉斯环境学院张俊杰副教授围绕主题作了详尽而精彩的报告，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助理教授针对议题进行了专业的点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及来自其他院校的教师、学生及校友参加了此次活动。
张俊杰
杜克大学尼古拉斯环境学院副教授、昆山杜克大学环境研究中心主任
张俊杰教授当晚的演讲主要围绕美国和英国的雾霾治理经验、空气污染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及中国当前空气污染的现状等几个方面展开。他以美国洛杉矶、皮兹堡、巴尔的摩及英国伦敦等地区为例，说明很多发达国家曾经也遭受过因经济发展而导致空气严重污染的困扰，仅美国中部平原地区在上个世纪30年代因生态问题而移民的人数就达到350万人。在遭受重空气污染后，经过数十年科学的治污和调整产业结构，这些地区又重新拥有了蓝天和白云。
在谈到经济增长和空气污染之间的关系时，张俊杰教授指出经济增长通过总量、结构和技术三个方面影响环境。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增长总排污量会上升，另一方面随着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向低污染转变，同时治理污染水平也会提高。因此，环境会随着经济增长先恶化后改善,这被称为环境库茨涅茨曲线。例如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会不断攀升，当人均收入处于5000美元左右时会达到峰值，随着收入的进一步提高人均排放量会逐步下降。
具体到中国环境问题的现状，张俊杰教授认为我国当前处于环境问题集中爆发的阶段，我国经人口加权的年均PM2.5浓度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标准的7倍，并且全国98.6% 的人口在世卫组织定义的污染环境中生活超过半年以上。我国空气污染分布呈现出一定的区域和时间特征，从区域上看，我国空气污染主要集中于华北、华东及中部地区；从时间上看，每年10月至下一年3月是污染高发期。为应对空气中PM2.5污染民众会选择购买3M N95口罩，购买量会随污染程度而上升。他的研究表明，如果我国重污染天数每减少10%，全国居民每年可以节约1.8亿美元。
张教授强调收入增长并不会直接带来环境的自动改善，而是环境规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我国当前及未来进行环境规制的动力何在？他认为有两个因素非常重要，第一是房地产价格，因为环境是影响房地产价格的重要因素；第二个是环境污染的可见性，比起水污染和土壤污染，人们更关注看得到的空气污染。
在演讲的最后，张教授对我国地方空气污染数据的质量做了简要分析。之前我国公布的空气污染数据和其他数据源存在差异，这主要是由于检测的指标、地点和时间差异导致。随着政府和民众对环境问题的日益重视，我国空气污染数据的质量也在不断提高。
在点评环节李志青教授做了如下补充：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我们环境污染的水平和程度，未来环境问题仍有爬坡的风险，我们需要通过制度环境的改善和治理水平的提高来解决环境问题，在取得既定经济发展成就下让环境问题最小化。我们需要在理清环境问题的成因和机理的情况下，要更侧重于在微观基础上观察背后的政治经济学背景和结构，这将更有助于我们落实环境治理问题。
在讨论环节，张俊杰教授就水污染和土壤污染、污染产业治理及环境税等问题同大家进行了讨论。他认为当前空气污染的关注度高于水污染，很大原因是城市用水目前还较为安全，饮用水源地得到了较好保护，自来水检测系统比较完善。土壤污染问题最难解决，因为技术难度大而且也需花费大量资金。对于污染产业，我们可以通过污染成本内部化来治理，内部化的程度则需要不断的试错才能达到一个均衡水平。张教授认为当个体无法对价格做出理性的反应时，价格机制就会失灵。在解决环境问题时，对污染企业征收环境税的效率不高，但总体上要优于环境费。
2.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CCES）专题讨论会在复旦经院成功举行
2016年10月15日，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CCES）专题讨论会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成功举行。本次会议聚焦中国发展问题，来自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哈佛大学、杜克昆山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以及复旦大学的多名学者在会议中报告了自己的论文，具体涉及气候变化带给发展中国家的挑战、水污染媒体报道、空气污染对电影票房的影响、城市土地发展模式，国家能力以及企业政治关联和腐败等问题，来自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及其他院校的教师和学生也积极参与并进行了讨论。
本次会议分上午和下午两场。上午的会议以环境经济为主题，由CCES常务副主任陈钊教授主持并代表CCES对与会的各位嘉宾表示了欢迎。在专题汇报部分，南加利福尼亚大学Khan教授表示不受控制的气候变化给发展中国家农村和城市中的贫困人口带来了巨大挑战。他从地方领导人保护城市平民的激励、国际援助的可能后果以及增加移民目的地数量这三个方面进行讨论，认为城市可以满足人们通过迁移来自我保护的需要，有助于降低贫困和增强抵御气候冲击能力。他建议大家追踪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群体的选址、住房、疾病和收入等情况，并提出了下一步需要讨论城市建设成本、公共金融产品提供以及促进城市竞争等问题。随后，来自哈佛大学绿色建筑与城市研究中心的博士后许政，针对中国媒体受到政府控制这一问题，报告了其与合作者关于官方报纸和非官方报纸在水污染报道上的差异的研究，他们发现相比非官方报纸，官方报纸对本地发生的水污染报道较少且报道时间滞后，并且会因此而进一步导致人们减少必要的自我防护行为，因而产生可能的社会福利损失。接下来，来自杜克昆山大学的张俊杰教授从空气质量影响电影票房的视角，提供了一个新的临时性空气污染规避行为的经验证据，并对空气污染成本进行了部分量化，结果发现，空气污染会减少人们的观影行为，但这种影响对等级较高的电影大片作用不大。他提出下一步可以进行福利分析以及研究空气污染对盗版电影需求的影响。
下午的会议由CCES助理教授兰小欢主持，这一板块主要围绕政治经济问题展开。其中，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王之首先提出了为什么中国人口增长更快的城市往往伴随着更多的外部扩张和较低土地利用强度这一问题，并由此引出了她关于城市领导人的晋升考量是否会影响城市土地发展模式的研究。她认为，有更强的晋升倾向的领导人更多采用“向外”的土地发展模式，因为土地扩张可以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提升GDP以及增加城市人口，而这类领导人所在地的容积率水平则相对较低，即其较少选择“向上”的土地发展模式。随后，来自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助理教授刘宇报告了其就国家能力和经济发展问题所进行的研究，其中，财政能力和市场配套能力的关系以及财政能力的经济影响是他关注的重点，同时他也将资本流动性的影响纳入了这一体系，相比已有研究更加符合中国国内近年的典型特征。他的研究发现，金税改革提升了各地尤其是地形较为崎岖的县域的财政能力，而改革对于市场配套投资的作用整体上是不显著的，但在资本流动性较差的县域明显有更为积极的影响，说明中国较强的资本流动性会侵蚀财政能力和市场配套投资之间的互补关系。最后，来自香港科技大学的龚启圣教授介绍了他对中国错综复杂的腐败问题的研究，龚教授以中国土地市场上公司和政客之间的交易为切入点，填补了当前研究未解释为何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会雇佣并给政治官员付酬劳这一问题的空白。他发现，在排除了公司能力和信息因素的影响之后，有政治关联的公司能够获得不菲的用地价格折扣，并且进一步给出了指向腐败行为的经验证据。
在整个会议的论文汇报过程中，参会师生积极提问并热烈讨论，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问题和政治问题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和认识，大家都表示得到了很大的收获。
本次会议也是明年CCES转型与发展双年会（TED）的一个前奏，届时将会更为广泛地邀请各领域的活跃学者共聚复旦，安排更为丰富的讨论专题。
3. 第14期RICE-CCES沙龙“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与投资”成功举办
2016年10月20日，RICE-CCES沙龙系列第14期“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与投资”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714会议室成功举行。会议由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智库）副主任章元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国家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郑宇教授围绕主题做了详尽而精彩的报告，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罗长远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刘亮研究员及IBM（中国）有限公司大中华区高级市场经理崔海涛博士针对议题进行了专业的点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及来自其他院校的教师、学生及校友参加了此次活动。
郑宇 复旦大学国家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郑宇教授的演讲主要围绕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和投资的现状、模式及未来的道路等几个方面展开。以2010-2014年的国际援助格局来看，绝大多数的援助由发达国家对外提供，但近些年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对外援助呈现增长趋势。由于对外援助在不同体系的界定有差异，比如OECD和DAC，新兴国家的崛起势必会挑战他们的规范。就中国而言，自2000年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对外投资规模将近增长100倍，对外投资规模已经超过流入的外资规模。
然而，关于中国的援助遭到了广泛批评。一个非常有名的核心观点认为，中国对外援助是自私行为，不考虑受援助国家的现实发展，而是完全从自身国家战略、经济或者政治战略来执行的，所以将中国称之为流氓援助国。后来，学者们对这种观点进行检验时，发现中国同绝大多数国家并无明显区别，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同时兼顾受援国的经济发展。第二种观点指出，中国的对外援助与西方国家是不同的，但并不会挑战现有的模式。第三种观点指出，中国对外援助政策是多种目标搅合在一起的，有外交目标，也有经济目标，更可能是企业自身为了商业化所做的事情。尽管上述观点难以论证哪种是正确的，郑宇教授还是尽可能利用现有数据对中国对外援助和投资的局面进行了综合判断。具体依据的数据有2个：一是通过公开渠道网上搜索的所有中国对非援助的金额、流向等，有1774个项目信息；二是商务部网站关于对外投资的企业目录，包括企业的行业类型、投资国家和当期的项目名称，但金额并未告知，有3051个项目信息。
通过观察项目的分布信息可知，中国对外援助项目要比对外投资的分布情况分散得多，目标国不同的同时，行业分布也非常不一致。由此可以推断，中国的对外援助和对外投资不大可能总是绑定在一起。通过上述数据分析，大致可以看出，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与投资呈现不太一样的状态，并不存在一套完整、一致的国家战略。接着，郑宇教授以现实中的安哥拉项目、中铁在刚果的项目为例，进行了详细案例分析。中国之所以没有做到将对外投资和对外援助绑定在一起，很大的原因可能在于：第一，中国本身没有意识地这样做；第二，这和OECD倡导的模式背道而驰，OECD对所谓的捆绑式的援助一直持有强烈反对态度。不过，近年来OECD国家的立场在变化，如2001年的巴黎协议提到援助国应该更多地把援助对象所在国的利益考虑进来。
那么，如何看待捆绑和不捆绑的好处和弱点？事实上，很多文献对该问题进行过系列讨论。反对的理由多基于如下：第一，捆绑通过不正当竞争，造成效率损失；第二，不透明的决策机制会导致寻租行为的滋生，会滋生腐败，可能同时发生在援助国和受援国。但是，已有研究忽略了很多的捆绑所带来的经济学或者政治上的优势：第一，在希望援助去撬动、带动投资过程中，需要交易成本、合作伙伴，捆绑多带来的成本优势可能能够弥补潜在的效率损失；第二，通过捆绑事先提供优惠贷款，受援国拿到资金以后，可以对合同执行有更大的保障；第三，通过捆绑可以让援助国本国企业可以从援助行为中获得利益，事实上是争取了在国内的支持者，可以对援助实施有更多的发言权。一个援助项目，不仅需要对受援国有吸引力，同时也要吸引援助国本身的参与，这才是可持续性的模式。
最后，郑宇教授对比了中国和日本的对外模式，发现彼此存在很多共同点，如更关注援助项目、资金多投资在基本设施、目的在于受援国的经济增长。同时，也存在一些差异，比如，日本对非洲更多属于纯粹性援助，而中国则是将非洲作为经济行为的延伸，将其纳入产业链。结合上述分析，政策考虑可以归结为：第一，新型国家新的援助方式会挑战主流的ODA模式，以前OECD所倡导的松绑的援助模式，可能会慢慢回归到援助、投资、贸易捆绑在一起的模式；第二，对于这个三位一体的新模式，难以区分援助、投资和贸易的范围，因而这个课题研究可能会面临更大的挑战；第三，中国在援助模式上一直以来是不附加条件的原则，这个原则可能在今后会面临很大的挑战，这个改变不是因为国际社会的压力，而是中国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
在点评环节，崔海涛博士从多个角度证实了“外资加速撤离”的谬论，并指出FDI在东部沿海地区是下降趋势，但在中西部地区呈现上升趋势，整体态势较为稳定。紧接着，利用所构建的FDI概念图指出，FDI的发展模式应从1.0到3.0，而当前阶段中国处于2.0-3.0之间，撤离中国的外资隶属于低附加产值的行业，可能有利于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随后，探讨了FDI的影响因素和离开中国的流向发现，较于东南亚国家，中国依旧存在着明显的吸引外资的优势。刘亮研究员利用上海社科院2013年167家对外投资企业的调研数据发现，上海走出去的企业中，服务业要略微多于工业，地理位置比较分散，私营企业占据主导地位。从业务来看，很大一部分是开拓海外市场；从转移模式来看，大多是建立子公司和进入工业园区。不过，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无论是工业还是服务业，面临的问题基本雷同，最大问题是人才缺乏和员工素质问题，紧接着是基础设施匮乏、政府办事效率等。结合调研结果，最后从全球经济环境、政治风险、基础设施等多方面提出政策建议。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罗长远教授对郑宇教授的论文给予很高评价的同时，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对中国外资撤离的现状进行了分析，详细剖析了“什么资本撤离”、“到底是撤离还是进入的放缓”、“外资从什么地方和行业撤离”等问题。最后，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吴建峰副教授、谭之博老师及部分现场学生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得到郑教授和三位点评人耐心、细致的解答。
4.第十届市场经济研究年度论坛成功举行
2016年11月10日下午，第十届市场经济研究年度论坛（The 10th Annual Conference on Working on Market Economy）在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成功举行。论坛由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CCES）主办，韩国全南大学区域发展中心协办,CCES常务副主任陈钊教授担任主持。本届论坛重点关注气候变化、能源、税收激励、土地财政以及消费不平等，并涉及众多学术前沿领域。
Jeonghwan Bae 全南大学
论坛分为上下两场，中韩共有五位学者介绍了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首先针对气候变化问题，全南大学副教授Jeonghwan Bae探讨了在不同的气候政策协作框架内，不平等问题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Bae教授利用2000-2010年的全球宏观数据，观察了不平等、经济增长和气候变化的整体趋势。他认为，并没有证据表明温室气体排放呈现出库兹涅次曲线趋势；同时，尽管经济仍在增长，但是收入不平等却在加剧。基于以往文献，Bae教授认为，除了直接影响，不平等还能够通过经济增长以及气候政策协作框架来间接影响环境问题。在实证研究上，Bae教授利用宏观数据证明，从直接效应看，在不同的气候政策协作框架下，不平等对二氧化碳的排放有显著正影响；而从间接效应看，不平等又会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由此，Bae教授认为研究的政策含义在于，在气候变化政策协作方面，应当着力改善不平等，同时妥善协调经济增长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
Wooyoung Jeon 全南大学
第二位演讲人是全南大学教授Wooyoung Jeon，他重点关注在智能电网中能源储存（ESS）的经济价值问题。Jeon教授认为，服务业的能源基础是电能，而随着世界经济产业结构的重心转向服务业，世界的能源重心也开始向电能倾斜。同时，与化石能源相比，电能具有低排放的优势，并且电能生产方式也日益多元化，不必以来传统设施，风能和太阳能正逐渐成为更为可靠的电能来源。但是，电能的发展也面临市场结构的问题，高使用成本、高调峰成本以及高储存成本都使得电能发展面临障碍。而目前较为现实的解决方案正是ESS。Jeon教授认为，目前有关研究仅考虑能源使用成本，这回低估ESS的经济价值。Jeon教授以济州岛为例，分析ESS在高产出风力发电的环境下对于电力系统运行的影响。Jeon教授的实证结果表明，高产出风力发电能够有效降低发电成本，但是也会抬高储存成本；在这种情况下，ESS能够减少储存成本、调峰成本和发电成本。因此研究结论认为，在考虑系统总成本的情况下，ESS确实具有最为广阔的应用空间。
吴建峰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
第三位演讲人是CCES的吴建峰副教授，他将论坛的话题转到中国税收激励与企业活动的关系上来。吴教授从中国2000年的西部大开发政策出发，研究问题希望检验定点税收激励是否能够促进中国内陆地区的创业活动。研究的另一个问题希望探讨税收激励的创业促进效应对不同所有制的企业是否有变化。基于2002年和2004年的经济普查数据，吴教授利用了企业层面的样本，并使用三重差异框架来比较西部大开发政策范围边界上的县与接壤的县之间，新企业数量是否有显著差异。实证结果表明，在西部大开发政策中，税收激励的政策效应随着时间而衰减；从所有制角度看，新成立的国有企业在区位选择上对于产业税收优惠政策并不敏感。吴教授总结认为，西部大开发的税收优惠的政策效应是有限的，在吸引企业进入中国西部地区上，应当对税收优惠的正效应持谨慎态度。
章奇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
论坛下半场由CCES章奇副教授首先发言。章教授重点研究土地财政的政治经济学问题，重点关注中国省级层面的政治利益分配问题。章教授认为，虽然以往研究都一致认为，无论政体性质如何，政治人物往往都会利用各种手段进行实体利益分配，从而巩固自身实力，或者吸引新的支持力量。但是，政治人物如何使用这类分配政策，其中机制仍然不清楚。在研究中，章教授建立了新的理论来解释政治人物利用利益分配工具的机制。章教授认为，当政治人物能够集中更多权力时，权力竞争环境有所缓和，因此并不倾向于向下属分配利益。而当政治人物跻身更高层权力圈时，他们所需要的下属支持更为有限，因此利益向下输送的激励也更少。在实证阶段，章教授利用中国省-年数据检验了这一理论。章教授以土地财政作为利益分配工具，检验省级领导政治集中度与地方土地财政实践的因果关系。章奇教授发现，在选择合适的工具变量后，省级权力集中度对于地方商业和住宅土地价格都有显著负向影响，从而为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谭之博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
论坛第五位演讲人是CCES的谭之博博士。研究中，谭博士利用中国城镇家庭调查1993-2010年数据，希望测量中国城镇消费不平等的程度。谭博士的理论出发点在于，如果比较而言，富裕家庭中，奢侈品对必需品的支出比率增加更快，那么可以证明消费不平等正在恶化。而研究难点在于，如何测度中国城镇家庭的消费不平等程度，并且提供时间维度、区域维度和不同教育程度维度上的测量结果。对此，谭博士利用恩格尔曲线法，采用两步回归的策略。第一步先估计家庭的恩格尔曲线，从而获得消费品支出弹性；第二部，利用实际消费支出，测度不平等程度。基于实证结果，谭博士结论认为，中国城镇家庭的消费不平等在2008年之前快速上升，在2008年之后开始下降；从区域角度看，中部和西部省份中，高学历家庭的消费不平等性更大。
论坛临近尾声，CCES寇宗来教授做总结发言。寇教授认为，本届论坛为中韩经济学者交流最新研究成果提供了有效平台，同时本届论坛发言人关注的问题各具特色，研究非常深入，这为加深学界对于有关领域的理解提供了新的证据和理论。最后，寇教授衷心祝愿复旦大学CCES与全南大学区域发展中心今后的合作能够取得更大的学术影响，产生更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5.第15期RICE-CCES沙龙“川普当选与中美经济前景”顺利举行
2016年11月23日，RICE-CCES沙龙系列第15期“川普当选与中美经济前景”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大金报告厅成功举行。会议由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智库）章奇副教授任主持，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吴心伯教授、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博士和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罗长远教授围绕主题做了精彩报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章元教授、朱智豪教授等教师、学生及校友参加了本次沙龙。
吴心伯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本次主讲嘉宾们的演讲主要围绕川普当选原因、逆全球化原因和川普当选后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展开。吴心伯教授分析了川普的执政理念及川普上台后中美经贸关系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吴教授认为川普是商人出身，之前没有从政经历，他将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二战后美国首位不谋求世界领导地位的总统，这将给我国外交环境带来很大改变。不同于从事高科技行业的企业家，川普主要经营传统地产行业，并且在选举过程中承诺改善底层蓝领工人的生活，这导致他具有反全球化倾向。
吴教授认为川普执政后会比较重视中美传统贸易，未来美国很有可能会在汇率、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和“双反”等方面向中国施压。虽然直接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的概率不大，但很有可能以此为筹码，为美国在中美贸易中谋求主动位置。同时，吴教授也指出未来中美经贸关系也存在很多机遇，例如美国很有可能会放开向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的管制，美国的基建投资计划将利好中国的相关行业，川普政府若像在竞选时所承诺的放弃TPP计划则将利于“亚投行”及“一带一路”等项目的推进。
邵 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邵宇博士认为无论是川普当选还是英国脱欧，背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当前反全球化潮流的兴起。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全球化为欧美发达国家提供了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因全球化而失业的蓝领工人凭借政府的高福利和理财产品依然保持较好的生活水平。金融危机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失业蓝领们的生活条件恶化，并逐渐演变为反对全球化。
邵博士认为川普是商人出身政治手段不多，和政客比相对更靠谱，因此其当选为美国新一届总统未必是坏事。他指出我国自贸区政策的实施和美国的TPP计划密切相关，TPP计划有四个关键点，即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知识产权保护、劳工保护及竞争中性。这四个面在我国目前做的还不够，若川普任职后美国放弃TPP项目会使外界压力倒逼我国改革的动力下降。
罗长远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罗长远教授主要讲解了逆全球化原因及中国应对策略。他指出全球贸易增长率近年不断下降，这反映逆全球化现象已经存在一段时间，而逆全球化现象的产生既有周期性原因也有结构化因素。从周期因素方面看，金融危机使全球市场总需求下降，这进一步又导致总进口而下滑，同时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又加剧了总进口额的减少。从结构因素看，中国和东欧国家全面融入全球化的过程基本结束，全球价值链（GVC）的潜力已得到充分释放，外加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逆全球化的产生。
为应对这种逆全球化，罗教授提出如下政策建议：梳理当前我国一路一带、供给侧改革、亚投行等战略，进一步提高战略规划间的兼容性及不同战略间的协同性；自贸区的发展需要更多考虑地区间的差异，有针对性的制定政策和方针，并且在负面清单制定上也让各自贸区参于进来；除了自贸区外，是否存在推进经济特区2.0计划的可能。
章 奇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智库）副教授
在总结环节，章奇副教授指出英国脱欧和川普当选等黑天鹅事件的频发和逆全球化现象有关，但还应注意到其他因素的作用。例如，在美国蓝领产业工人占总人口比重不高，所以川普的当选还需要其他群体支持才得以实现，其中包括很多中产和精英阶层。除蓝领外，其他群体支持川普更多是因为国内矛盾，例如民主党的很多政策从长期看不利于精英和中产阶层。此外，章教授补充道当前中国
很多政策是出于应对外部因素，而国企改革等政策则是国内的自我选择。
综合各位嘉宾的观点，我们对本次沙龙有如下总结：英国脱欧和川普当选美国总统等黑天鹅事件和逆全球化现象密切相关，而逆全球化则是由周期性和结构化因素共同造成。川普当选后，我国可能会在汇率、知识产权保护和“双反”等方面面临较大压力，而在从美国进口高科技产品、参于美国基建等方面有较大机遇。
6.第9期RICE-CCES“中国大问题”讲堂“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成功举办
2016年12月21日，第9期RICE-CCES“中国大问题”讲堂“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大金报告厅隆重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前会长余永定教授做主题发言。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陈学彬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国际金融系主任林曙教授做点评发言。会议由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章奇副教授主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等数十位专家学者，以及来自上海各知名高校的学子参与了讨论。
章奇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
2014年以来，人民币进入贬值通道，特别在2016年，在岸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贬值幅度已经达到6.9%，比2015年提高了0.9个百分点。人民币加速且大幅度贬值引发了人们对“收盘价+篮子货币”新定价机制的关注与讨论。对此，余永定教授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变、新机制的形成及其局限性、汇率扭曲的代价与改革的可能方向，全面阐述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及改革的必要性。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前会长
一、中国的汇率制度是“类爬行安排”
虽然一般认为中国的汇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动”，但是余教授指出，根据IMF的汇率制度分类标准，中国目前实行的是“类爬行安排”。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按某种规则变动，浮动区间不超过2%。
值得注意的是，瑞士以外的所有发达国家，阿根廷以外的所有重要发展中国家全部实行浮动或自由浮动汇率。而实行“类爬行安排”的国家中，除中国外，其余均是经济总量很小且经济体系较为脆弱的经济体。余教授认为，中国本来最不应惧怕汇率浮动，但是中国却采用“类爬行安排”的汇率制度，从国际比较来看是确实有些奇怪。
二、人民币新定价机制局限性
以2015年“8•11”汇改终止为背景，自2016年2月起，人民银行采取了“收盘价+24小时篮子货币稳定”的新机制。余教授详细介绍了新机制定价公式的构成，并模拟了人民币汇率、美元指数和CFETS指数的相互关系。
虽然新机制得到了市场的较好评价，但是余教授认为，很难讲新机制就稳定了汇率形势。首先，任何非浮动的汇率制度都无法解决市场出清问题；第二，在市场出清之前，任何双向波动都是人为的、都要以外汇储备的运用为基础；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新的汇率制度虽然使得汇率形势出现好转，但人民币的贬值压力更大程度上在于“资本管制强化”和“美联储推迟升息”的结果。
三、抓住时机，推进汇改
余教授认为，中国已经为扭曲的汇率制度付出了巨大代价。对于汇改方向，余教授强调，人民币应尽快建立由市场决定的双向浮动的汇率形成机制。
有担心认为人民币浮动会引发银行货币错配、企业外债加重、主权债务隐患以及通胀预期。对此，余永定教授认为，尽管必须承认这四种问题确实存在，但也应当看到这些问题是仍然可控的，同时更应相信市场在汇率形成机制中的决定性作用，人民币走向“失控贬值”的说法是缺乏依据的。
余教授总结认为，首先，中国经济基本面不支持汇率的长期大幅度贬值，应该克服贬值恐惧症，目前贬值利大于弊；第二，中国的汇率制度不必过多纠缠于稳定汇率预期，只有市场出清，双向浮动才能真正形成；第三，目前汇率的稳定是一系列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汇率风雨还会重来，在风暴暂时平息时，中国不应失去推进改革的时机。
四、评论与互动
陈学彬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教授
在评论环节，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陈学彬教授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国际金融系主任林曙教授先后发言。陈学彬教授赞同余永定教授对中国汇率政策进程的判断，并认为中国汇率形成机制政策调整往往出现失误。陈教授指出，首先，2008年金融危机本来为人民币与美元脱钩提供了好机会，但是当时中国放弃参考一篮子，还是选择严格盯住美元，这使得人民币随美元对其他货币大幅升值，中国出口大幅下降。其次，虽然目前人民币名义上与美元脱钩，但实际上仍主要参考美元，但又在定价机制上人为增加了不确定性，正如余教授的分析，人民币目前的价格形成规则虽然确定，但是汇率结果却是不确定的。第三，资本项目应有序放开，放开的前提是汇率浮动，但是仍应吸取“8•11”汇改的教训，应选择恰当的时机。
林 曙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国际金融系主任
林曙教授从两个角度肯定了余永定教授的观点。一是人民币汇率走向浮动的必然性，林教授认为，在中国经济未来走势不确定性增大的情况下，中国承受不了汇率维稳对经济带来的紧缩效应，央行的干预虽然短期有效，但难以持续。另外一次性大幅贬值再钉住美元的做法也不可取。中国应尽快增强汇率弹性走向浮动从而在美国货币紧缩冲击下实现趋利避害的目的。二是政府资产价格在汇率中的作用，林教授认为，政府仍应是监督者和秩序维护者，而不是市场参与者，因此在资产价格中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是必须实现的目标，应对市场有敬畏感。
张 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在互动环节，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认为，汇率新制度虽然出台，但是来源与根据很难说清，央行到底如何产生了这样一套新制度，令人猜测不已。对此，余教授坦诚：“关于汇率新制度是如何制定的，我也不清楚，而到底如何评价新制度的效果，仍应该谨慎研究。”
最后，余永定教授还与在场观众就CFETS机制意义、市场对人民币继续贬值的应对、美联储加息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以及人民币贬值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进行讨论，现场气氛热烈。
二、科研成果
（一）学术论文
1.张军，Liheng Xu,Huihui
Zhang, Uncovering the Truth about Chinese Urban Unemployment Rates, China and World Economy, 2016年11月30日。
2.Fang Liu, 张军，Tian Zhu, How much can we trust China's investment
statistics?,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2016年11月30日。
3.张军，Xiaolan
Fu, Shanping Yan, Structural Change,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 Studies, 2016年10月16日。
4.陈钊，Fang Tony, Chinese Returnees and High-Tech Sector
Outward FDI: The Case of Changzhou, Asian Economic Papers, 2016年10月1日。
5.Jiangnan Zhu, 章奇，Zhikuo Liu, Eating, Drinking, and Power Signaling in
Institutionalized Authoritarianism: China’s Antiwaste Campaign
Since 2012,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6年11月30日。
6.王永钦,陈映辉,杜巨澜，软预算约束与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来自金融市场的证据，经济研究，2016年11月28日。
7.周雨潇；吴建峰；周伟林，大城市撤县设区经济绩效的异质性研究——基于合成控制的实证分析，上海城市管理，2016年11月25日。
（二）专著、译著
1.陈诗一、汪莉，《金融计量：金融市场统计分析》（于尔根-弗兰克、沃尔夫冈-哈德勒、克里斯蒂安-哈夫纳著），原书第4版（译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10月15日。
（三）成果获奖
1.谭之博博士的论文Financial
Structure, Corporate Savings and Current Account Imbalances 在2016年10月获得洪银兴经济学奖。
2.谭之博博士的论文金融结构、企业融资和储蓄与经常账户失衡在2016年10月获得中国经济学优秀博士论文奖。
（四）工作论文、随笔
1.章元，Structure Change,
Lewis Turning Point and Declining Inequality in China, 上海社科院与艾伯特基金会国际会议论文集，2016年11月17日。
2.王永钦，不同凡想的哈特教授，南方周末，2016年10月16日。
三、学术交流与媒体传播
1.2016年10月10日，张军教授接受上海观察记者的采访，就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Hart和Holmstrom获奖发表评论。当晚还接受了《新闻晨报》和《东方早报》记者的采访。
2.2016年10月11-14号，张军教授在首尔The
Shilla Seoul出席第17届World Knowledge Forum并在两场专题讨论中发言。德国前总理施耐德、美国前副总统切尼等政要以及来自科技界、学术界的著名人士出席论坛。
3.2016年10月15日，张军教授出席在复旦大学举行的中国自贸区研究联盟年会并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讲。来自全国数十家自贸区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出席。
4.2016年10月16日上午，张军教授出席第二届复旦首席经济学院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上午的主旨演讲嘉宾海包括张五常、林毅夫、刘伟和辜胜阻。下午18位首席经济学家和业界精英分别就金融、房地产和中国的前景进行对话。论坛受到了媒体的高度关注和报道。论坛期间，张军教授还接受了第一财经、凤凰卫视、界面等专访。
5.2016年10月17号，张军教授应邀在中国浦东干部管理学院为来访的韩国三星集团的访问团做了过于中国中长期产业政策的报告。
6.2016年10月21日上午，张军教授在闵行星河湾酒店出席2016中国股权价值高峰会并发表主旨演讲。中午12：30应邀出席PGC祺祥资本和英国McCafferty资产管理公司联合举办的“展望2017英国投资论坛和中英黄金十年组合投资计划发布会”并与其他嘉宾一起展望英国脱欧的影响。
7.2016年10月27日张军教授在哥本哈根出席了 Danish Maritime Forum 2016。
8.2016年10月30日，张军教授在香港出席了由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及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办的三江论坛2016 。
9.2016年11月9日，张军教授在布达佩斯参加了由Magyar Nemzeti Bank举办的Adam Smith Seminars。
10.2016年11月24日，张军教授在北京参加了由国务院参事室举办的新常态 新经济 新动能 2016 国是论坛。
11.2016年11月30日，张军教授在上海参加了由《商业周刊/中文版》会务组主办的美国《商业周刊》The Year Ahead展望2017年会。
12.2016年12月3日，张军教授在三亚出席了由新华网举办的新华网思客2016年会。
13.2016年3月2日，陈钊教授在韩国首尔参与了由Kore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主办的Asian
Economic Panel。
14.2016年5月21日，陈钊教授参与了由上海财经大学主办的“土地制度、户籍与城市化内部研讨会”。
15.2016年5月27日，陈钊教授在北京参加了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举办的第二届“城市经济学研讨会”
16.2016年6月3日，陈钊参加了西南财经大学主办的The Fif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Regional, Urban, and Spatial
Economics in China。
17.2016年6月20日，陈钊教授参加了由复旦大学中国社会市场经济研究中心（CCES）、高校智库“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RICE）、留美经济学会（CES）、艾伯特基金会等举办的国际研讨会 China and the
Middle-Income Trap。
18.2016年6月24日，陈钊教授在巴黎参加了由巴黎一大主办的复旦-巴黎一大联合研讨会。
19.2016年2月1日，周伟林教授在北京参加了由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举办的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六届一次理事会。
20.2016年6月6日，周伟林教授出席了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主办的第二届中外传播与文化比较学术讨论会“全球城市与地方性知识——网络力量”。
21.2016年8月16日，周伟林教授在长沙市参加了由国家住建部、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2016（第十一届）城市发展与规划大会。
22.2016年10月29日，周伟林教授参加了由上海市卫计委主办的“2016年上海市医院发展高峰论坛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医院协同发展战略联盟峰会”。
23.2016年11月18日，周伟林教授参加了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杭州市规划局举办的“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区域规划和城市经济学委会2016年年会”。
24.2016年11月23日，周伟林教授在北京出席了由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举办的“新时期城市发展规律与核心问题的深度研究综合论坛”。
25.2016年11月25日，周伟林教授出席了由广州市社联、暨南大学、南方日报主办的“广州新观察”第16期学术圆桌会议“广州与全球资源配置中心”。
26.2016年10月14日，吴建峰副教授在北京大学出席由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 Beijing University主办的会议：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27.2016年5月19日，兰小欢在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参加了UC San Diego 主办的Social Sciences and China Studies。
28.2016年6月24日，兰小欢在西南财经大学参加了世界计量经济学学会中国年会。
29.2016年7月12日，兰小欢参加了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的量化历史研究年会。
四、现代经济学系列讲座
第471期
报告题目：Structure Chang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Industry and Declining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报告时间：2016年10月11日（周二）13:30-15:00
报告人：章元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
第472期
报告题目：社会调查组织管理经验与问卷设计原则
报告时间：2016年10月18日（周二）13:30-15:00
报告人：顾佳峰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第473期
报告题目：What will you do when your spouse works more?
报告时间：2016年10月25日（周二）13:30-15:00
报告人：施新政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
第474期
报告题目：Media freedom and the corporat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报告时间：2016年10月28日（周五）9:30-11:00
报告人：Yong Zhang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第475期
报告题目：The Pros and Cons of Sick Pay Schemes: Testing for Contagious
Presenteeism and Noncontagious Absenteeism Behavior
报告时间：2016年11月1日（周二）13:30-15:00
报告人：Stefan Pichle
ETH Zurich
第476期
报告题目：City Size, Labor Alloc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报告时间：2016年11月8日（周二）13:30-15:00
报告人：潘士远
浙江大学
第477期
报告题目：Demand Patterns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报告时间：2016年11月15日（周二）13:30-15:00
报告人：谢维思
上海交通大学
第478期
报告题目：Strategic Sequential Bidding for Government Land Auction Sales-
Evidence from Singapore
报告时间：2016年11月22日（周二）13:30-15:00
报告人：Jing Li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第479期
报告题目：Does Gift Competition Hurt? - Experimental study on multilateral
gift exchange
报告时间：2016年11月29日（周二）13:30-15:00
报告人：孟涓涓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第480期
报告题目：E-commerce Integration and Household Welfare: Evidence from Taobao's
100 Thousand Villages Project in China
报告时间：2016年12月6日（周二）13:30-15:00
报告人：谷一桢
暨南大学
第481期
报告题目：To Pollute or to Grow? Theory and Quasi-Experimental Evidence on the
Trade-off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报告时间：2016年12月13日（周二）13:30-15:00
报告人：何国俊
香港科技大学
第482期
报告题目：China As Number One? Evidence from China‘s Most
Recent Patenting Surge
报告时间：2016年12月20日（周二）13:30-15:00
报告人：Albert Hu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第483期
报告题目：Chinese Import Competition, Crime, and Government Transfers in US
报告时间：2016年12月27日（周二）13:30-15:00
报告人：车翼
上海交通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