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
2016年第3季度工作简报
一、中心大事记
1.“产业政策：总结、反思与展望”研讨会在复旦经院成功召开
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大变革时代，产业政策在经济增长、转型与升级等方面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那么，产业政策在过去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中国过去所执行的产业政策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在既有的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产生了哪些问题？未来中国的产业政策制定的依据是什么？应该如何着手？需要注意哪些问题？系统地回答上述问题，对于破解当下中国经济面临的难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8月21-22日，“产业政策：总结、反思与展望”研讨会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大金报告厅隆重召开。此次会议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办，货殖365经济研究社、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协办，同时获得《世界经济》、《世界经济文汇》、《经济学季刊》、《China Economic Journal》等国内一流期刊的支持，来自国内外学界、业界、政界的二百余人参与了本次会议的研讨。
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刘承功教授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石磊教授分别致辞。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寇宗来主持了会议。刘承功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造就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国也从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们也注意到，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经济仍然面临着一系列艰巨的挑战。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内需求不振，出口急剧下滑，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问题日益严峻。如何理解和应对这些挑战，是中国决策者、知识界和产业界共同面对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新形势下，国家非常重视高校的智库功能，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下，对于产业政策的总结、反思与展望适逢其时，希望高校教师能够基于扎实的学术研究对国家在政策制定方面建言献策，帮助国家多出好政策，避免坏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寻求理论的创新和突破。石磊教授在致辞中指出，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产业政策在各个发展阶段、各个经济领域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也产生了一系列弊端和问题、面临很多新的挑战，在新的时期，亟需学界、政界、业界以广阔的视野、综合多种视角，科学客观地反思产业政策的制定，探索产业政策的未来方向，推动中国经济的进步。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原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林毅夫教授做了题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产业政策：新结构经济学的方法》的主题演讲。林毅夫教授指出：谈及产业政策，一个重要的考虑是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尽管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是所有中等收入国家的共同愿望，但是，二战以来，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长期都未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与此同时，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政府都采用了某种形式的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但是大多数政府都失败了。追根溯源，是因为多数国家未能利用后发优势来实现快速增长。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观察和观点是：一个经济体在每个试点上的产业和技术结构是内生于经济体的禀赋和其结构，技术相适应的软硬基础设施因此也内生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一个国家陷入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是由于其结构未能有动态的变迁，遵循一国每一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发展产业。而要实现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就需要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相结合。新结构经济学的政策目标就是，帮助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竞争优势产业，对于失掉比较优势的产业则帮助其转型、转产或退出。根据和世界产业技术前沿的差距，中等收入国家的产业可分为追赶型产业政策、国际领先型产业政策、退出型产业政策、新技术引发的弯道超车型产业的产业政策和国防安全战略型产业的产业政策。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成功的追赶国家的产业政策，基本都以其他要素禀赋结构类似、人均收入稍高国家的产业为学习样板。根据上述思路，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制定追赶型产业政策的六个步骤。林毅夫教授指出，只要政府有正确的产业政策，扶持私营领域遵循本国的比较优势发展，利用后发优势，每个发展中国家都有潜力高速增长数十年，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甚至高收入国家。而在这方面，新结构经济学能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希望和帮助。
在随后的两天会议中，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肖林研究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院研究院院长贾康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研究员分别做了题目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互联网时代产业技术创新”、“产业政策与供给侧改革”和“产业政策与政府和市场的边界”的主题演讲。国内学界、政界、业界的专家以圆桌会议的形式围绕“对现行产业政策对总结与反思”、“产业政策与长三角区域的协调发展”、“产业政策与技术创新”、“产业政策与过剩产能”和“面向未来的产业政策研究”五个板块展开了精彩、激烈的讨论。参加圆桌会议讨论的专家有：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黄益平教授、王勇教授，上海财经大学蒋传海教授、鞠建东教授、陈杰教授，复旦大学芮明杰教授、李维森教授、车嘉华教授、华民教授、石磊教授、寇宗来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刘守英教授、张杰教授，浙江大学史晋川教授、潘士远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张春教授、潘英丽教授，上海社科院权衡研究员、左学金研究员，中央财经大学陈斌开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朱天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赵昌文研究员，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复旦经院客座教授肖林研究员，博海资本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熊世伟研究员，上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赵刚研究员，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傅蔚冈研究员，麦格理证券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胡伟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主编刘学军，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副总裁马晓野等。此外，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南大学、浙江财经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北财经大学、深圳大学等高校的学者汇报了各自有关产业政策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时参会的二百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地方政府的管理者以及从事产业政策规划的相关代表也在提问和茶歇期间就相关议题与发言嘉宾进行了积极互动，就目前社会比较关心的各类产业政策问题进行了深度的探讨。
此次会议可谓是名家云集，既有来自高校和科研机构从事产业政策研究的专家学者，也有来自政府部门负责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的官员，还有对产业政策实施效果具有“切身感受”的业界精英和投资专家。大家齐聚一堂，热烈研讨，通过思想的碰撞，对产业政策相关问题的认识渐趋深入。今日的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都在艰难探索，此次会议的研讨不仅总结和反思了产业政策的成就与不足，而且展望了未来产业政策的制定目标和制定原则，对于深刻理解产业政策的本质、推动产业政策的科学制定与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2.第三届“国际中国研究联盟”年会（ICCS）成功举行
2016年9月10-11日，第三届中国研究国际学会论坛（ICCS）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成功举行。ICCS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NSD）发起，第三届论坛由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CCES）承办。本届论坛吸引了来自法国奥弗涅大学、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芬兰图尔库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以及复旦大学的多名学者参加，关注领域涉及政治信任、垄断资本、对外投资、劳动力性别失衡与创新等。
本届ICCS论坛分两天举行。在9月10日开幕式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CCES主任张军教授出席并致辞。张军教授向与会嘉宾介绍了CCES近年取得的成就，并结合中国经济结构变化的背景，表达了对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的持续关注。随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余淼杰教授致辞，他阐述了ICCS的理念与前进方向，并希望通过ICCS的举办，不断推动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综合性、前瞻性研究。随后，在专题讨论部分，诺丁汉大学Zhengxu Wang教授报告了关于中国政治信任的最新研究。他认为中国在社会经济现代化面临诸多挑战，其中政治信任不可忽略。复旦大学Qi Zhang教授介绍了关于中国垄断资本下的资源错配问题。他认为改革进入深水区，垄断资本是中国资源错配的重要背景。北京大学Miaojie Yu教授从中国企业层面出发，探讨中国的对外投资与国内投入扭曲问题。复旦大学Zhibo Tan博士结合工业企业调查数据探讨性别失衡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清华大学Philipp Boeing博士关注中国的专利领域，他认为中国目前存在专利质量下滑的趋势，这表明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创新能力仍然较弱。图尔库大学的Mikael博士对比了亚洲开发银行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背景与有关政策，由此对比日本和中国在对外投资战略上的关系。
9月11日，ICCS进一步关注中国城市化、人民币国际化和工资失衡问题。奥弗涅大学的Mary-Francoise Renard教授提供了对中国城市化的最新观察。香港科技大学的Wenzhi Lu博士报告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政府竞争的垂直性影响。纽芬兰纪念大学的Tony Fang报告了企业进口中间品对工资不平等的影响。闭幕式上，CCES常务副主任陈钊教授表达了对与会专家学者的感谢，并希望ICCS能够继续在中国经济和社会问题研究的国际化与前沿性上作出应有的贡献。
3.第8期“中国大问题”讲堂：上海-加州创新对话预热场“张军对话Susan Shirk”成功举办
2016年9月12-14日，RICE-CCES“中国大问题”讲堂第8期，上海加州创新对话在复旦大学成功举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政策和战略学院Susan Shirk教授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以未来中美关系中的福利与创新为主题进行了报告和交流。
基于政策调整的角度张军教授解读了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原因。张军教授认为，为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批准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结果虽然促进了总需求的增长，却导致了地方政府和企业部门债务的增加。这限制了国家能力的扩充。中国政府一直不愿意实施需求侧的政策。
为什么政府应该在供给方面达成共识？
张教授认为，从长远来看，通过从需求侧政策转向供给端政策，中国政府能够解决基本面的问题。张教授认为，结构改革尽管很重要，但是并不容易。供给方面的政策也有它的局限性，比如它的执行时间会很长，而且面临各部委的政治阻力。哪怕得到了全面实施，在短期内结构改革方案，也达不到中国经济的名义增长的要求。固定资产的名义增长率是每年8%，而五年前这一数字是25%。
中国可以利用财政和货币政策
中国不应仅关注一种政策，应将两种政策结合。首先，政府应该改变不要次出台经济刺激政策的看法。通过引用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张军教授发现中国不同地区对经济刺激方案的反应有很大不同。张教授认为这有助于政府知悉各地经济增长的来源并不相同。东部沿海省份的经济增长率位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东北部省份则增长缓慢。中国中部省份尽管资源丰富，但也出现了GDP的大幅下滑。然而，西南省份出现了更好的增长态势，蓬勃发展的服务业给当地经济提供了强大的增长驱动力，尤其是在运输、物流、IT、技术和金融方面。
中美关系对两国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
尽管劳动生产率的毛增长率放缓，张军教授仍乐观认为从长期来看中国会成为一个有效率和有竞争力的市场。张教授认为（中美）双边关系非常重要。中国需要消除进入壁垒，允许国际和国内私有企业参与到服务业之中。美国市场对中国很重要，因此美国市场也需要找到让中国企业更好地参与进来的解决方案。有了良性且稳定的中美关系，中国方能实现到2020年国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标。
建立合作的关键点
Susan Shirk表示，中美关系正处于合作与对抗的转折点。“两国是否能继续合作并求同存异？”Shirk教授向听众提出了这个问题。她认为，两国如果不能尽快采取一种积极的方式，那么可能会失去合作机会并走向对抗。
区域问题的分歧会破坏全球稳定
Susan Shirk教授认为，从全球层面上来看的时候，（中美）两国关系是很不错的。她以气候变化、伊朗核问题和全球治理等为例，肯定了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的作用。此外，中国的投资活动一直活跃在世界各地。在区域议题上，中国和美国存在不一致。Shirk教授指出，在南海中美的飞机和船只摩擦不断并导致军事冲突的升级。另外，中美两国在中国东部海域的领土权和台湾海峡的海上主权都有争论。
中美两国的关系自冷战以来变化较大
Shirk教授认为，目前中美两国政府正着力打造、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调（各自的）价值。历史上，亚洲的势力范围被分为两块，一块是美国、日本和法国，另一块是中国、俄罗斯、柬埔寨和老挝。“我们经常说，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紧张局势，”Shirk教授说，“但现在中国领导人在唤起美国颠覆中国的观点，在美国方面，奥巴马政府正在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问人们更想让亚洲经济体按美国还是中国的规则来运作”。Shirk教授将这定义成美国的参与战略，和中国的安全战略。
连接和参与的方法
“一些对参与论持怀疑态度的人说，中国现在表现得很友好是因为他们现在实力比较弱”Shirk教授说。（该论点成立的）前提是中国处在发展阶段，主要选民也是在工商业界，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并没有侵略性。然而，以前邓小平就明白，随着中国的崛起，把中国当作威胁的观念也会随之滋生。这会造成其他国家形成联盟对抗中国的风险。因此，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保证自己的意图是良性的。因此，加入20国集团之类的组织对中国的国家安全非常重要，因为它提供了一种与其他国家连接的机会。
中国的行为改变走向对抗
Shirk教授表示美国需要有所反映，原因是近期中国的行为出现了三个变化。首先是国家安全优先权的变化。Shirk教授认为，“中国想在南海建立主权，是不可能不和周边国家继续发生冲突的”。如何处理该地区的局势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中国在该地区的意图。要和美方合作，中国应该考虑优先解释某些说法，如航行自由等。二是国际公司感觉他们没办法在中国参与竞争了。因为感觉被歧视，这些企业希望美国政府能对外国公司采取更强的非关税壁垒作为回应。最后，中国国内的政治态势对合作造成了阻碍。Shirk教授表示，尽管中国公民的社会权利、自由和获取信息的能力在逐渐增加，但近年来这些增长趋势在中国出现反转，这引起人们对其意图的关注并为他们与中国的合作设置了障碍。
美国政策需要推动中国走向合作
Shirk教授总结认为，这些变化的存在，使得美国对华政策趋紧，尤其是但其感觉到自身利益受到伤害时，美国会施加更加压力给中国。
“有时要找到不会对美国产生危害的解决方案也很难，”她说，“但是当对中国施加压力时，你得保证中国会有好处并微调他们的反应。”美国政策的目标是通过参与和保证将双方关系导入积极轨道。国内背景和政治观点都很重要。这很复杂，因为美国不能依靠军事手段，所以很难通过切断或者减缓（他们的经济）来建立合作。此外，政治家和政治勇气的作用至关重要：是否通过冒险和影响中国以使双方关系得到积极发展，这取决于美国的意愿。
在问答部分，Shirk教授认为奥巴马政府在亚洲发挥了更轴心的作用。Shirk教授认为在2009年亚洲之行中奥巴马政府感到他们的积极动机并没有收到很好的回报。譬如说，自克林顿以来每个总统都发表了电视讲话，唯独奥巴马没有。
张军教授对“房地产市场一直用来帮助刺激经济”的观点进行了回应，他表示，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以刺激经济的作用并不大。在问到国家是否应该改变他们对TPP的态度时，Shirk教授表示，美国推行贸易协议非常困难，为了反击而反击是没有意义的，美国需要提供更好的政策来鼓励来中国来合作，但也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给张军教授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他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什么样的政策建议。张教授表示，他希望看到政府更多尝试财政政策，因为高杠杆问题使得货币政策的作用有限的。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债券市场而不是不通过银行贷款来融资，这可以为需求方提供更多的流动性，但又不会提高负债率。张教授还认为需要更好地鼓励当地市场的作用。另一个可行的政策需要考虑税率方面，着力于减轻商业部门的负担。
4. 第12期RICE-CCES沙龙“僵尸企业的经济学诊断”成功举办
RICE-CCES沙龙第12期“僵尸企业的经济学诊断”于2016年9月26日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大金报告厅如期举行。会议由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兰小欢主持，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何帆教授围绕主题作了详尽而精彩的报告，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伟林教授与兰小欢教授针对议题进行了专业的点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及来自其他院校的教师、学生、校友参加了此次活动。
何帆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对于“僵尸企业”这个现象，何教授分别从定义起源、形成因素、社会危害、识别方法等多个角度对其展开渐进式的分析，介绍了中国当前“僵尸企业”的数量与行业地区分布，并对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去产能措施引致的失业补助预算数量给予了初步的估测，最后从企业、银行、政府三个实体现状给出了解决困境的具体建议及可行措施。
首先，“僵尸企业”是指那些已经丧失盈利能力、资不抵债，却能依靠外部融资一直存活下来的企业。用何教授的话说“僵尸企业”虽然看起来已经死了，但是它还能动，然而他又不是活的，因为在其背后有“巫师”为其输血，故而仍能够苟延残喘。当然，“僵尸企业”不是新现象更不是所谓中国特殊体制下产生的特有形态。何教授指出美日在上个世纪同样受此困扰，而且在2008年次贷危机和2011年欧债危机之后，美国、韩国和欧元区国家也不乏新的“僵尸企业”涌现。由此来看“僵尸企业”僵而不死似乎有支撑其合理存在的内在原因，比如银行过度为企业提供资金流，是为了掩盖不良贷款，规避资本金损失，防止客户因联保和商业关联出现连锁反应，而政府给予企业过分支持则是出于就业和社会政治稳定的考量。
然而存在却并不总意味着合理，“僵尸企业”对整个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仍是不容忽视的，权衡考量，“僵尸企业”的收益或许要远小于成本，其危害更是多方面的，而且这种危害绝不仅限于其本身，这就好像一个差学生非但没能提高自身能力，反而在潜移默化中把积极向上的同仁拉下水一样。
论及“僵尸企业”的判别，何教授详细地介绍了几个具体的操作方法，分别是CHK方法，实际利润法、过度借贷法、连续亏损法、综合性方法，何教授对这些方法进行了通俗地描述：主要是看企业是否赔钱，如果企业长期亏损或是它的净利润减去非经常性的损益长期为负值但是却不退出市场，就可能是“僵尸企业”。其次看企业有没有直接得到额外的银行或是政府的资金支持，从贷款角度看企业从银行获取的资金流的成本，然后拿这个成本与最好的企业能拿到的最优利率相比较，如果这个利率居然更低，那就意味着可能的银行补贴。
关于中国的“僵尸企业”问题，何教授选择了上市企业作为分析对象，结果表明中国“僵尸企业”的数量在近几年来呈波动上升趋势，采用的两种不同的测度方法显示“僵尸企业”的数量在2015年分别为640和480家，占比则分别为25%和19%。虽然使用不同的方法得到的各年度具体结果不尽相同，但是总体的趋势是大体一致的，整体基本呈现出周期性的特点，即经济境况较好时，其数量会下降，反之则上升。在钢铁、石化、有色金属等产能过剩比较严重的行业中，僵尸企业的数量都比较多，行业占比也超过平均水平。部分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僵尸企业的数量也比较多，佐证了“保就业是造成僵尸企业的重要原因”的观点。而房地产行业的僵尸企业行业占比虽然不高，但由于上市的房地产企业基数很大，因而情况也是不容乐观的。此外，“僵尸企业”则呈现出区域性特点，即东部相对较少，西部开始增多，然而在中部却最为密集。
在谈到国有企业的“僵尸企业”的占比时，何教授指出除了债务压力稍稍减轻之外，国有企业经营状况实际上是在恶化的，并且财务支出、税费缴纳都在下降。但如果让一部分经营业绩比较差的国有企业退出市场，就会立即面临下岗职工的再安置问题。简单地数据估算表明，无论是采用经济补偿金还是一次性安置的措施，政府预算的1000亿资金都是远远不足的。事实上这些“僵尸企业”现在并没有退出市场，而是通过债转股的方式继续运作，但其实际负债总额是远远超过粗算得出的理论上限的，增加负债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
最后，对于如何解决当前的“僵尸企业”问题，何教授认为该清算则清算是处置僵尸企业的基本导向，清算的最终目标是使得产能过剩问题得到最终解决，而且去产能目标需要政府、银行、企业三方在保障社会稳定的基础上实现。
周伟林教授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
在点评环节，周伟林教授指出从长远角度考虑，“僵尸企业”的存在会给社会经济带来很大的问题，中国需要在政府职能转变、金融、国企制度改革方面有所作为。在谈到制度时，周教授强调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资源的配置方式虽然步入市场经济轨道，然而在实际处理问题时，如何处理好市场和计划的关系达到相对的平衡同样也是十分重要且必要的。
兰小欢助理教授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兰小欢教授在最后点评时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把“僵尸企业”关掉把资金退回给银行对下岗职工重新安置，今天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能不能把资本和人员配置到有效的地方去？兰教授认为当前的政府很多政策限制了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这些制度障碍不利于生产资源的有效配置，不利于解决“僵尸企业”的问题。
在讨论环节，何教授就政府对于去产能的态度、结构转换后的经济腾挪空间及上市企业样本的选择等问题同听众进行了交流。他认为，解决“僵尸企业”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这其中牵扯到市场信心和社会稳定等问题，稳增长和改革虽然看起来是互为矛盾的，但在实际操作上要两者同时进行，通过债转股先稳住经济增长然后再借助改革的力量开放其他诸如医疗、养老、教育等领域的市场，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为职工的再就业及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留出空间。
二、科研成果
（一）学术论文
1. 朱智豪，Guido Cozzi, Growth
Accounting and Endogenous Technical Change, Economics
Letters, 2016年8月8日。
2.朱智豪，Yuichi Furukawa,
Dongming Zhu, Growth and Parental Preference for Educ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2016年7月28日。
3.杜巨澜,李嫦,王永钦,A Comparative
Study of Shadow Banking Activities of Non-financial Firm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6年9月28日。
4.Auffhammer, Maximilian; Sun, Weizeng;吴建峰，The
Decomposition and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for 287
Chinese Cities in 1998-2009,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2016年8月20日。
5.章元，Structure Chang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Industry and Decreasing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ADBI Working paper. 2016年9月20日。
6.Chen, Zhao, Matthew Kahn, Yu Liu and Zhi
Wang, The Consequences of Spatially Differentiated Water Pollution Regulation
in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 2016
August.
7. Chen, Zhao and Ming Lu, Toward Balanced
Growth with Economic Agglomeration: Empirical Studies of China's Urban-Rural
and Interregional Development, Springer, 2016 August.
（二）专著、译著
1.张军，End of Hyper
Growth in China?, Palgrave Macmillan US,
2016年8月13日。
2.张军，中国的工资：经济学分析（三卷本，主编），Enrich Professional
Publishing, 2016年8月13日。
3.张军，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编著），格致出版社，2016年7月1日。
4.张军,李善同(外),黄群慧(外)，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政策研究（编著），科学出版社，2016年7月1日。
5.谭之博，理解经常账户失衡与经济波动：金融结构与银行集中度的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9月1日。
6.殷醒民，中国信托业发展报告2015-2016年，中国金融出版社，2016年8月31日。
（三
）成果获奖
1.2016年8月，张军等人合作的论“Reestimating
China’s Underestimated Consumption”获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2.2016年8月，王永钦等人合作的论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
制度、税负和资源禀赋》获上海市第十一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3.2016年8月，谭之博等人合作的论文“Financial
structure, corporate savings and current account imbalances”获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三、学术交流与媒体传播
1.2016年
7月
5日，张军教授接受了香港《明报》记者就中国企业海外收购和直接投资问题的采访。
2.2016年7月7日中午，张军教授在经济学院咖啡吧会见匈牙利国家银行的访问团，期待11月出席匈牙利国家银行主办的Adam Smith Seminar。
3.2016年7月8日晚上10点，张军教授在长春接受东方卫视子午线的电话连线，就习近平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发表评论。
4.2016年7月9日上午，张军教授在长春出席在吉林大学举办的“经济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及结构改革国际研讨会”并在吉林大学的“名家讲堂”上发表演讲“中国的投资率之谜”。
5.2016年7月11日晚上10点半，张军教授接受东方卫视子午线新闻的视频连线，就李克强总理主持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传递的信号回答了提问。
6.2016年7月12日上午，张军教授会见美国AIG风控研究员Jason
Wei。之后会见英国驻沪总领馆的经济领事一行的拜访。晚上10点半接受东方卫视子午线的视屏连线，就“熟人贷”的问题进行评论。
7.2016年7月15日中午，张军教授接受东方卫视新闻的电话采访，就2季度GDP增长等数据发表评论。晚上在上海电视台ICS英文频道担任嘉宾，与主持人就2季度GDP数据等进行讨论。
8.2016年7月20日下午，张军教授在上海市社联出席第13届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的终审会。
9.2016年7月21日上午，张军教授在复旦大学北欧中心与来访的澳大利亚过会议员代表团会见并就大家关心的中国经济问题进行了交流。代表团由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会及华为（Huawei）共同组成，John Brumby主席领衔。
10.2016年7月21日晚上张军教授接受澎湃新闻采访，就李克强明天与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6个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举行圆桌讨论发表看法。
11.2016年7月25日下午，张军教授出席复旦大学校长参加的部分人文和社科杰出学者的座谈会。
12.2016年7月30日上午，张军教授应邀在西安临潼骊山出席西安交通大学IEI2016学术年会并作首场演讲，演讲题目是“中国的增长回落和结构改革”。之后王忠民、徐滇庆和鲁政委等先后演讲。
13.2016年8月1-3日，张军教授应德国艾伯特基金会（FES）墨西哥地区总部之邀，我8月1-3日出席在墨西哥城的Hotel Royal Pedrehal酒店召开的“New Approaches to Productive Development: State, Innovation,
Sustainability and Industrial Policy”。在1日下午的会议上，我与巴西和南非的经济学家就自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和面临的问题发表演讲并与听众互动，回答问题，气氛热烈。
14.2016年8月25日下午，张军教授在复旦皇冠假日酒店为马来西亚国家银行（Maybank）未来领袖项目发表演讲，分析中国经济过去5年的状况与未来前景。
2016年8月26日上午，张军教授出席《解放日报》社主办的自贸区论坛并发表演讲，引起极大校区并报市委领导内参。下午出席上海法律与金融研究所主办的“鸿儒论道”，担任嘉宾评论。
15.2016年8月27日下午，张军教授在合肥香格里拉酒店出席兴泰金融控股举办的金融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还受聘担任兴泰金融研究院的学术顾问。合肥市委书记、市长等出席活动。
16.2016年9月1日，张军教授接受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的采访，就国务院批准设立7个新的自贸区发表评论。
17.2016年9月8日上午，张军教授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接受澎湃新闻记者的专访，就中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发表看法。之后还接受了新华社内参记者就上海自贸区三周年有关问题的采访。
18.2016年9月10日上午，张军教授出席”全球中国经济研究联盟”年会（ICCS）并发表致辞。来自多个国家的经济学家出席会议。该联盟由林毅夫教授于三年前倡议发起。
19.2016年9月12日，张军教授出席晚上在复旦皇冠假日酒店举行的上海加州创新对话的前奏活动暨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中国大问题讲堂”，与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的Susan Shirk教授对话中国经济与中美关系。来自美国在沪的企业家、外交官以及复旦大学校友等数十人出席，著名主持人蒋昌建副教授担任主持。
20.2016年9月14日上午，张军教授在经济学院就上海自贸区三周年的评估和中国改革的落实问题接受《上海观察》记者的专访。
21.2016年9月22日上午，张军教授接受《文化纵横》主编杨平先生的采访，就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知识分子的角色以及当前经济学家的争论等回答了提问。之后与英国杜伦大学商学院Susan Hart院长一行会面，商讨合作事宜。
22.2016年9月22日新媒体《上海观察》发表了记者对张军教授的专访：张军：下一步，上海自贸区应从立法层面突破。
23.2016年9约24日下午，张军教授应上海人事局培训中心之邀在上海图书馆报告厅发表“宏观经济形势与热点问题”的报告。
24.2016年9月29日，张军教授接受第一财经频道的专访，回答了主持人的提问。
25.2016年7月12日，兰小欢教授参加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的量化历史研究年会。
26.2016年8月16日，周伟林教授在长沙市出席了由国家住建部、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2016（第十一届）城市发展与规划大会。
四、现代经济学系列讲座
第469期
报告题目：An Electoral Model of Political Dynasties
报告时间：2016年9月12日（周一）13:30-15:00
报告人：Alberto Batinti
上海财经大学
第470期
报告题目：Social Norms and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Urban China
报告时间：2016年9月20日（周二）13:30-15:00
报告人：Suqin Ge
Virginia Te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