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
2016年第2季度工作简报
一、中心大事记
1.第7期RICE－CCES沙龙“特大城市人口限制是符合公共利益的政策吗？”成功举办
2016年4月12日晚，第7期RICE－CCES沙龙“特大城市人口限制是符合公共利益的政策吗？”在复旦大学经济学801会议室如期举行。会议由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吴建峰副教授主持，主讲嘉宾有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陈钊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铭教授、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石崧主任、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周伟林教授和同济大学朱介鸣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海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山大学等学校的老师及同学一起参加了本次活动。
吴建峰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
朱介鸣 同济大学特聘教授
朱介鸣教授从规划实践的角度讨论了控制人口规模的原因和必要性。他认为人口规模、用地规模和人口密度是城市规划的基本参数。同澳大利亚和中国台湾地区进行比较，上海用地规模远小于前两者，但上海和这些地区人口规模大致相当。因此，上海人口密度很高，城市规模偏大。在城市基础设施匹配的情况下，人口规模大密度高的超大城市能够享受规模经济、社会多样性和公共服务单位成本低等优势。同时，密度超大的城市也会面临着房价高、交通拥挤和灾害风险高等劣势。朱教授指出和发达国家需要控制人口在国家之间的流动不同，基于中国特大城市的超大规模和高密度，我国是通过控制人口的政策来限制人口过多涌入这些城市。朱教授认为，通过行政措施控制人口流动是也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我国通过户籍制度来控制人口过多流入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从基础设施承载力角度来说具有其合理性。
周伟林 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
周伟林教授从城市规模的产生机制讨论了中国城市发展政策及其影响。他认为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产业结构、政府管理水平及市民社会发育程度等是决定一个城市规模的主要因素，而市场机制、政府干预及战争等因素在特大城市的形成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总结过往中国城市发展政策，他认为中国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实施分等级的开发区政策、实施区域振兴与特色产业扶持等措施都在城市发展过程起了积极作用。
石崧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石崧主任分享了对城市规划中人口政策的作用、大城市人口政策控制的背后动机、上海人口增长的远期前景等问题的思考。他指出城市规划的目标应是使未来比今天拥有更好的宜居环境，而城市人口规模是城市规划的核心内容之一，是配置城市基础设施的依据。然而，目前中国对城市人口规模的预测缺乏准确性，出现了一个二元悖论，即想控制人口规模的特大城市总是低估其人口规模，而那些想扩大人口规模的城市总是高估其人口规模。控制和扩张各有不同的出发点，前者目的在于解决“大城市病”，后者则是出于“土地财政”的动机。他认为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及资源紧张等所谓的“大城市病”不仅仅是大城市特有的，现有控制人口规模的政策未必能很好解决“大城市病”，因为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激励更多人口不断流入大城市。
对于未来上海人口的走势，石老师给出了如下判断：1、常住人口规模总量在未来5-10年期间仍会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2、已经告别人口规模快速增长的阶段，增长速度将明显趋缓；3、随着上海步入高龄化社会、少子化趋势难以短时间扭转以及对外来人口持续紧缩政策效应发酵三大因素叠加的影响，未来需要考虑上海常住人口规模在2025-2030年期间达到峰值后逐渐下滑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石老师指出人口限制政策有效的前提条件是疏解城市的核心功能，未来所面临的“城市病”可能是因长期的老龄化和少子化导致的人口持续下降对城市内生增长动力的影响。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陆铭教授遵循看理论、看数据和国际经验比较三个步骤，畅谈了其对城市公共政策的思考。他认为，城市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在于规模经济，而城市的规模则是由企业和家庭进行收益和成本比较后做出的选址决策所决定的，这一过程应当由市场的价格机制来实现。市场存在不足或失灵时才需要政府进行干预。例如对拥堵的交通征收牌照费、出于公平性对医疗和教育的价格进行调控等。陆教授认为政府制定调控措施时应该是针对行为而不是针对不同身份的人。
陆铭教授还对其他教授和专家的观点进行了简要的点评。他认为上海2015年常住人口出现下滑同上海经济增速下滑和调控政策有关，人口是否出现拐点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依据国际经验特大城市人口分布是两端厚尾，因为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存在很强的互补性，当前人口控制政策是针对低端劳动力，他认为这容易导致低端劳动力供给不足和城市公共服务价格不断上升。陆教授还认为公共服务应该要覆盖到常住人口而不仅仅是户籍人口，因为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
陈钊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陈钊教授从政府和市场关系角度分析了城市管理政策如何更好实现公共利益。他认为，首先，一个城市的最优人口规模和结构很难通过人为分析和预测获知。城市的人口规模通过市场化机制才能达到最优状态，人为进行规模限制会扭曲市场机制并造成效率损失。其次，在城市管理中，即使进行规模限制也不一定要采取歧视性的非价格的手段。譬如，上海通过户籍积分来进行人口数量调控，就是一种基于户籍的歧视性的非价格政策。最后，缩小城市间的差距，不等于要限制东部西部的发展。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应以人均量而不是总量来度量。应该在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让东部地区带动西部地区发展，以缩小东、中、西间的差距，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特大城市人口流入的压力。但是这并不表示要对东部城市的人口规模进行限制，牺牲这些城市的效益。特大城市（如上海）应更新和改造城市的基础设施，因为这不仅可以提高城市的承载力还能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增长。
在讨论环节，主讲嘉宾间及嘉宾和听众间的互动热烈，让与会者收获颇丰。吴建峰老师指出城市化要带来经济增长需要地方政府有足够管理能力和足够的资金。陆铭老师认为政府的力量应该随经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做出相应的调整，同时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需要明确到底维护谁的公共利益。陈钊老师认为像医院这样的公共服务的短缺是由于政府管制导致，政府应该放开管制让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于进来。
在讨论环节，主讲嘉宾间及嘉宾和听众间的互动热烈，让与会者收获颇丰。吴建峰老师指出城市化要带来经济增长需要地方政府有足够管理能力和足够的资金。陆铭老师认为政府的力量应该随经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做出相应的调整，同时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需要明确到底维护谁的公共利益。陈钊老师认为像医院这样的公共服务的短缺是由于政府管制导致，政府应该放开管制让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于进来。
2.第8期RICE－CCES沙龙“企业债务风险：中国的阿喀琉斯之踵”成功举办
2016年4月24日上午，第8期RICE－CCES沙龙“企业债务风险：中国的阿喀琉斯之踵”在复旦大学经济学714会议室顺利举行。会议由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晏副教授主持，主讲嘉宾为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博士，点评嘉宾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和绿庭新兴金融业态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王永钦教授担任。本次沙龙由复旦大学绿庭新兴金融业态研究中心协办，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学校的老师、学生及校友一起参加了本次活动。
【观点精粹】
朱海斌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朱海斌博士从债务水平、债务结构及解决途径等方面对中国企业债务问题做了详尽的分析。首先，他介绍了计算中国整体债务水平的基本算法，即社会融资规模（TSF）总额减去股票融资和银行承兑汇票，再加上政府债务和政府或有债务。按照这种方法计算，截止2015年我国总体债务水平（社会债务总额/GDP）为210%。如果采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加额（以2002年为基期，通过累加增量的方式所得融资总规模比相关部分直接公布的社会融资总规模多9万亿），并加上承兑汇票、海外债务和影子银行的融资，则截止2015年我国总体债务水平为240%-260%。若再加上金融部门的负债，我国债务水平则会上升至300%。但朱博士指出不考虑金融部门的负债是国际通行的做法。
在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时，他认为中国债务的总体水平与发达国家比不高，与发展中国家比不低，但我国债务水平增长过快，过去7年年均增长率达到10%。国际上有两个指标用于判断一个国家的金融风险程度，一个是债务水平增长率，以5%为警戒线，但该指标不太适用于那些处于金融深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另一个是债务水平偏离长期趋势值的程度，年偏离10%为警戒线。
朱海斌博士认为当前我国债务风险主要来自于企业债务。截止2015年，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约为60%，家庭部门为40%左右，其中房贷等消费类型贷款约为30%，而企业债务达到140%-160%。如果从总债务比总资产这一角度来看，依据IMF最近对中国3千多家上市和非上市公司的研究报告显示这一指标约60%，即企业债务占企业总资产的2/3左右。同国际进行比较，当前我国政府部门和家庭部门的债务水平仍处于合理区间。但企业债务在相类似发展水平的国家当中则处于非常高的水平，且仍处于上升过程，因为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率大幅高于名义GDP增长率。
在谈到企业去杠杆过程中面临的困难时，他指出当前面临最大的挑战是我国信贷和投资效率下行速度过快,这可以分别从社会债务总额比总产出和资本总额比总产出这两个指标看出来。其中高杠杆企业主要集中在产能过剩的制造业，GDP增速下滑对这些企业的盈利能力造成了非常显著的负面影响。同时，2012年以来企业所面临的实际利率水平处于历史高位，企业利息负担重。越来越多“僵尸”企业的存在，使部分新增贷款未被合理利用，这也阻碍了去杠杆过程的推进。
针对如何化解企业债务问题，朱海斌博士给出了如下建议：1.淘汰落后产能改善供需情况，尽快走出通缩困境，提高企业利润水平；2.在建立一套公开透明的破产清算制度的基础上打破刚性兑付，逐步解决“僵尸”企业问题；3.降低银行利润上交比例，提高银行坏账处理速度；4.通过财政政策例如减税来减轻企业负担，货币政策方面则需降低利率和稳定信贷。
最后，朱海斌博士对目前市场上的热门话题债转股进行了简要分析。他将债转股分成宏观债转股和微观债转股两大类。前者是指通过发展资本市场提高股权融资和债券市场融资比重，这有利于分散银行的债务风险，而股权融资能够降低社会的杠杆率和融资成本。后者指把银行的贷款转换为企业的股权，但这会使银行风险资产的比重上升，也会面临道德风险问题。
张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在点评环节，张军教授认为在债务水平很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下调在市场看来是一种比较积极的信号，这意味着投资效率和2009年相比是有所改进的。全球贸易下滑对国内需求造成冲击，使得债务指标、TFP水平或劳动生产率等指标恶化。缩小GDP的增长跟信贷增长之间的差距，虽然不能直接解决债务问题，但能够使得问题得到控制，为日后通过建立透明的制度对企业融资进行规范和约束来化解债务问题提供必要条件。针对在GDP增速放缓的情形下依然看到信贷的增速差不多2倍于GDP增速这一现象，张军教授认为除了利息支出大、投资效率下降等原因外，资本外流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王永钦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绿庭新兴金融业态研究中心主任
王永钦教授从企业债务问题的后果和政府担保两个方面进行了补充。他认为企业债务问题非常容易使中国出现当年日本陷入资产泡沫时的情形，即企业资产负债表下调，企业一旦有钱就会不断修复自己的资产负债表，而不会用于投资。因为政府担保和刚性兑付的存在，使中国地方政府债和国有企业债甚至影子银行的资产定价出现问题，社会资金都会流入这些部门，造成信贷未流向有效的企业。
在讨论环节，参会老师及听众与主讲嘉宾朱海斌博士就近期大宗商品价格反弹、资产证券化、营业税改增值、储蓄率及局部地区金融风险等问题进行了积极互动。朱海斌博士认为大宗商品价格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不像印度那么直接，从中期看大宗商品的价格仍处于持续下滑阶段。将不良资产证券化是一种解决债务问题的市场化手段，但资产证券化发展较慢，原因在于市场各方的信息不对称。营业税改增值税会减少地方政府收入，若无相应的配套措施则可能会加重地方债务问题。我国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储蓄率高，和我国金融市场改革没有深化、融资便利性不足有关，相关主体通过自身的储蓄来解决融资问题。
综合各位嘉宾的发言，我们对本次沙龙有如下总结：中国总体债务水平低于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中处于较高水平，且债务水平增长过快。我国债务结构性问题突出，主要是企业部门负债水平过高，其中“僵尸”企业是一个重要原因。债务负担太重时，企业会将资金不断用于修复资产负债表而非投资，这会使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解决企业债务问题的主要措施有淘汰落后产能、打破刚性兑付、降低企业税收负担及采取适应货币政策。
3.第9期RICE－CCES沙龙“中国式影子银行的真相”顺利举行
第9期RICE－CCES沙龙“中国式影子银行的真相”于2016年5月10日晚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大金报告厅顺利举行。会议由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晏副教授主持，主讲嘉宾为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钱军教授，点评嘉宾由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教授和绿庭新兴金融业态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王永钦教授担任。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的部分老师、学生及校友一起参加了本次活动。
钱军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钱军教授的演讲主要围绕中国影子银行的构成、影响因素及其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展开。影子银行狭义的定义是指银行所有表外的投资，主要由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构成，广义上还包括一些非金融机构的委托贷款、大型企业对外贷款、民间金融及余额宝等互联网理财产品。
钱军教授认为“影子银行”尤其是理财产品在中国大规模的兴起主要有以下因素：（1）存款利率管制和贷款利率自由化。当前银行存款利率受相关政策限制不能超过某一上限，使得银行的存款利率和市场的实际利率存在较大差异，这就为套利提供了空间。（2）存贷比限制。长期以来相关政策要求银行的存贷比不得超过75%，简单的理解就是银行吸收100元存款最多只能放贷75元，而银行的主要收入来源为利差，存贷比限制的存在影响了银行业的利润水平。（3）中小银行和四大国有银行间的激烈竞争。在相同的存款利率下，中小银行吸收存款能力弱于四大行，中小银行为提升竞争力和市场份额就会发行理财产品尤其是发行利率较高的理财产品，这同时也带动了四大行参于到理财产品的发行中。
针对理财产品可能带来的风险，钱军教授做了如下分析。（1）因信息不对称和刚性兑付的存在，银行可能会将质量一般甚至较差的资产做成理财产品出售，社会面临很高的道德风险。（2）理财产品属于银行的表外业务，而且具有很强的衍生品属性，监管者很难实施有效监管。（3）很多理财产品的期限很短，当流动性偏紧时会面临较高的风险，而且经常出现在之前的产品快到期时银行会加大理财产品的发行量，使风险进一步累积。（4）近几年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总额占银行净资产的比例不断上升，尤其是中小银行，截止2014年4月该占比高达360%。（5）此外，很多理财产品的资金流入到证券市场加剧了股市的波动。因此，钱军教授认为当前“影子银行”给中国银行业带来了较高的风险，这种风险主要是集中在那些理财产品发行量大且产品期限短的中小银行。
王永钦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绿庭新兴金融业态研究中心主任
在点评环节，王永钦教授认为所有的在正式监管之外的金融中介活动都叫影子银行，这也是美国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因素之一。影子银行存在如下问题：第一，其中的债券到期期限非常短，往往只有一个礼拜甚至只有一天，是可挤兑的债（runnable debt）,购买者随时可以去兑付，增加了影子银行体系的挤兑风险。第二，影子银行的债券需要有足够的抵押品，证券化过程中的每次再抵押非常类似货币乘数的创造过程，这样使得影子银行体系中金融中介的链条就越来越长，也越来越脆弱。王永钦教授认为影子银行给中国金融体系带来了深刻的改变，虽然我国金融中介链条不如美国那么长，但我国隐形担保问题比较突出，刚性兑付还未被正式打破，这扭曲了金融产品的价格和造成资源的错配，并且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也在不断上升。此外，他认为除了从供给方对中国影子银行加以研究外，也可以从中国经济对安全资产的需求的外生变化方面加以考虑，并呼吁在座的同学们增加对影子银行体系的研究。
孙立坚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孙立坚教授从金融如何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角度探讨了影子银行。他首先指出，如果不改进市场机制，目前宽松的货币政策不能有效传导到实体经济部门。他认为，当前中国影子银行的主要风险推手是非银行的金融机构，而商业银行和这些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形成非常好的业务合作关系，商业银行为非银行的金融机构提供杠杆，并从中获得高收益。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家庭部门的储蓄面临贬值压力，而这种贬值压力却成为影子银行兴起的动力。虽然影子银行带来了风险，但孙立坚教授认为中国的影子银行不会造成中国金融体系的混乱，因为中国的资本账户没有放开，并且中国的商业银行都是垂直管理体系，不良资产的清算决策是由中央统一决定的。
在讨论环节，嘉宾和听众间的互动非常热烈，让与会者收获颇丰。钱军教授认为金融体系最大的问题是传导机制问题，不是一个流动性的问题，而是货币流向何方的问题。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将资金输送到最需要它且能带来较高收益的部门。
结合嘉宾们的观点，我们有如下总结：中国影子银行主要是由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构成，存款利息限制、存贷比限制及中小银行和四大行间的竞争是近几年理财产品盛行的主要因素。影子银行给中国金融行业带来了较高风险，但主要是集中在那些理财产品发行量大且产品期限短的中小银行，四大国有银行表内和表外业务风险都相对较小。影子银行造成中国金融体系混乱的概率不高，因为中国的资本账户没有放开，且在垂直管理体系下不良资产的清算决策是由中央统一决定的。
4.第10期RICE-CCES公共政策讲座“Overview
of China’s Electric Power Sector”成功举办
2016年5月23日，第10期RICE-CCES公共政策讲座“Overview of China’s Electric Power Sector”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805会议室顺利举行。美国著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匹兹堡大学Thomas G. Rawski教授在会上报告了他关于中国电力部门的最新研究成果，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主持了会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陈诗一教授等数十位来自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的专家学者及来自周边高校的学子参与了讨论。
张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在讲座开始,张军教授回顾了自己与Rawski教授的学术交往经历。他提到恰好在五年前，即2011年5月，Rawski教授应邀访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并在汇丰讲堂主讲“长期视角下的中国经济变革”。张军教授认为，Rawski教授对于中国经济，特别是中国国有部门的研究成果显著，并已经深刻影响了中国高层的有关决策。张军教授了解到，Rawski教授最近几年致力于研究中国的电力部门，去年Rawski教授连续访问了中国的多座电厂，并与电力部门的监管端、运营端，以及研究端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交流。张军相信Rawski教授对于中国电力部门的研究成果将会对有关领域的改革起到提纲挈领的重要作用。
Thomas G. Rawski 匹茨堡大学教授
Rawski教授开门见山地指出，首先，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的有效表现是电能需求的增长。其次，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日益依赖电能的有效匹配，而电力匹配的地理失衡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威胁。但是现在，中国发电企业的相对低利润则表明体制中存在大规模的无效率问题。由此，一套精简且高效的电力系统才真正具备为中国的企业与家庭提供低廉能源的能力，而这应当成为中国重要的政策目标。
中国电力部门面临严峻的金融隐患，改革势在必行。Rawski教授认为，发电企业的金融压力来自于四个方面。首先，发电企业面临环境问题的压力。再者，在中国，容易间断的风能和太阳能电力实际上推升了电网运营商和后备电力企业（以煤电为主）的成本压力。第三，旨在减少高峰期电力需求的管理手段，很可能进一步减少发电企业发电时间。最后，中国央行的升息计划，如果贯彻执行，很可能会抬高借款利率，由此导致成本增加，这对于负债累累的发电企业将会是沉重一击。
因此，电力体制改革是中国的最优选择。Rawski教授认为中国应充分调动各类资源，围绕电力生产和配送问题，努力创造一个高效且低成本的体制，如此才真正与中国在电力部门已经取得的诸多成就和技术进步相得益彰。
金煜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
最后，在讨论环节，关于中美电力系统比较，金煜教授提问认为，中美两国所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也许很难比较这两个国家电力行业的盈利率。对此，Rawski教授认为，其一，现盈利率指标上的中美比较表现出了相同模式。进一步，由于销售利润率装置成本没有关系，而这一指标却同样显示出中国的电力行业盈利率过低，所以Rawski教授认为发展中国家新投资的装置成本高不能解释这种低盈利率。
王永钦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绿庭新兴金融业态研究中心主任
关于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效果，王永钦教授提问，中国政府对于对GDP的管理是否也是一种宏观调控手段，目的在于来协调市场的预期，这可能有点像美联储的预期管理？Rawski教授认为，中国政府实际上对GDP进行了管理，这会通过影响市场的预期而影响经济发展；不过，这也会造成信号的紊乱和资源的误配。
关于中国的制度成本，Rawski教授在报告中指出，与美国相比，中国电力企业拥有更多的经理人。Rawski教授解释认为，一种情况是，这些经理人在努力工作，且工作的内容是与各种制度扭曲进行讨价还价，这证实了中国制度环境的复杂性，经理人的相对数量实际上可以作为中国制度成本的指标。石烁补充认为存在第二种情况，即“闲散”经理人实际上却具有丰富的社会资源支持，电力企业通过雇佣这些“闲散”员工，实际上获得了其背后的社会资源；这样的“闲散”，与1978年之前公有制企业因缺乏有效激励而导致的偷懒是不同的。
5.第10期RICE－CCES沙龙“FinTech与中国金融大变局”成功举办
2016年6月2日晚，第10期RICE－CCES沙龙“FinTech与中国金融大变局”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201会议室顺利举行。会议由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晏副教授主持，主讲嘉宾为小赢理财总裁、耶鲁大学统计学博士黄聪，点评嘉宾由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绿庭新兴金融业态研究中心主任王永钦担任。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及上海财经大学的教师、学生和校友一起参加了本次活动。
黄聪 小赢理财总裁、耶鲁大学统计学博士
黄聪博士从FinTech的基本概念出发，介绍了几种主要的FinTech业态，同时对比分析FinTech在美国和中国的发展情况，最后提出了对行业未来发展的预测。他认为必需借助互联网才能实现的金融业务被统称为FinTech，目前FinTech业态主要包括网上银行、智能理财、P2P及部分对冲基金业务。
讨论FinTech在美国的发展时，黄聪博士首先介绍了一批在业内比较知名的公司以便于听众有个很直观的了解，例如PayPal是美国最大的第三方支付平台，LendingClud和Prosper是最早将互联网引入金融业的公司，Sofi是最早的社交金融公司。他认为，在美国FinTech是对传统金融行业尤其是银行业的补充，不具有很强的替代性，一方面是因为美国传统的银行业本身就很发达能够较好的服务社会各个群体，另一方面则是美国金融监管非常严格限制了金融创新的空间。
在中国FinTech也被称为互联网金融，黄聪博士指出虽然这一概念从2013年起才被广为人知，但2004年支付宝的成立就意味着互联网金融已在我国存在。他将我国的互联网金融业务分成四大类，即支付、保险、理财和贷款，并对各种业务的发展情况做了简要分析。目前我国互联网支付业务已基本成型，支付宝一家独大约占70%的市场份额，财付通占约25%，剩下5%则由300多家公司分享。互联网保险本质和线下保险公司区别不大，且因政策因素线下发展业务受限，所以未来发展空间有限。
黄聪博士认为“互联网理财+互联网贷款”才是未来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核心。因为我国传统银行业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吸收存款时利率低，并且将贷款主要放贷给了国有企业和损失率低于4%的借贷者，还有大量的私有企业、个人及损失率大于4%的主体无法获得信贷。互联网金融公司能够很快实现资金供给方和需求方的匹配，资金使用效率高于传统银行。一方面，它们可以借助大数据，同时借鉴美国银行业的方法采用模型对借贷者的违约风险进行分析，以控制借贷风险；另一方面，通过互联网平台发布借款信息或直接发行理财产品，也为大众提供了一个收益相对较高且风险不高的投资渠道。
在谈到我国互联网金融的未来时，黄聪博士认为理财+贷款的模式将有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当前我国还有2000多家互联网金融公司，但通过市场竞争大部分公司都会被淘汰出市场，那些风险控制能力和盈利能力强的公司将会胜出成为行业巨头，且这些通过竞争优胜出的巨头可能会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
王永钦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绿庭新兴金融业态研究中心主任
在点评环节王永钦教授引用席勒教授的观点，指出技术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金融创新也是一种“技术创新”，因为金融能够“getthings done”,而这往往容易被人们忽视。互联网金融的出现代表金融技术的进步，使得社会金融摩擦减少，在中国这也意味着私有部门更加容易获得融资。最后，王教授认为存款保险制度是金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我国互联网金融规模的不断扩大，应该考虑引入某种保险制度并加强监管，以减少系统风险。
在讨论环节，黄聪博士就互联网金融公司和传统银行未来可能存在的竞争、“e租宝”等违规被查处事件对行业发展的影响，及借贷风险等问题同听众进行了交流。他认为我国互联网金融公司虽然也从事借贷业务，但和银行是不同的借贷群体，因此不存在什么直接竞争，同时银行业本身也无太大动力持续发展互联网金融业务。“e租宝”等被查处事件会使行业的整体发展速度放缓，但不会改变发展趋势。正因为行业还大量存在风险较大的公司，所以互联网金融公司目前融资的利息仍较高，等行业发展成熟时借贷利息将会向银行业看齐。随着经济下滑企业还款能力下降容易形成坏帐，但互联网金融行业目前一般借款是个人借贷，而我国家庭及个人的资产负债情况是比较健康的，且通过合理的模型分析企业借贷的风险也会比银行业低。
综合各位嘉宾的发言，我们对本次沙龙有如下总结：FinTech是指必需借助互联网才能完成的金融业务，在中国也被称为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存款+互联网贷款”是未来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的大方向，通过市场竞争那些风险管控能力和盈利能力强的企业会逐步胜出成为行业巨头。因为互联网金融贷款业务的服务对象是传统银行业未覆盖到的私有部门或是损失率大于4%的个体，这将为社会私有部门的发展壮大提供强有力的动力，成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
6.第11期RICE-CCES公共政策讲座“从新开发银行看全球多边开发金融的发展“顺利举办
2016年6月2日，第11期RICE-CCES公共政策讲座“从新开发银行看全球多边开发金融的发展“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顺利举办。会议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主持，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副行长祝宪进行了主旨演讲。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伟林、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军梅、副书记尹晨、院长助理李丹、卢华、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晏等数十位相关专家，众多同学和校友参与了讨论。
祝宪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副行长、首席运营官
首先，就国际开发金融格局的变革问题，祝宪先生结合自身在世界银行多年的职业经历认为，人们对传统多边开发金融机构的作用有理性的判断，对于新型多边金融格局的出现的客观性应有清晰的认识。值得肯定的是，在二战结束后，传统多边开发金融机构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关键性的资金支持、技术援助和政策建议。但是，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发展中国家普遍开始意识到：在理念层面，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代表的政策体系不能充分反映每个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具体国情，发展中国家应勇于走出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在操作层面，发展中国家不应仅仅处于被援助的角色定位上，而是需要话语权，需要与发达国家一同积极参与到国际经济与金融秩序的构建中来。由此，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多年从事发展事业的有识之士形成共识，那就是应该建设一个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实际需要的新型全球多边发展金融格局。在这一背景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便应运而生，新型全球多边开发金融格局初现规模。
其次，就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创立而言，祝宪先生认为其意义在于两点：其一，这是第一次由发展中国家成立多边发展机构，第二，新开发银行的理念是包容与开放，这对传统体系是有益补充。具体而言，金砖银行是由中国、印度、南非、俄罗斯和巴西，各出资20%共同发起成立的，总部设在上海。第一任行长由印度银行家瓦曼·卡马特先生担任，其它四个国家各委任一位副行长。祝宪先生希望，新开发银行能够成为21世纪的新型开发银行，告别仅仅承载官方援助的传统银行模式，而成为传播平等伙伴性关系理念的新型银行；新开发银行的管理应更加扁平化，业务运营应拒绝官僚化，同时应该积极面向市场，提高自身的竞争力。祝宪先生向复旦大学的学子们递出了热情的橄榄枝，邀请有志于全球发展工作的人才加入到新开发银行工作中来，为建设一个繁荣与包容的世界而共同努力。
最后，在讨论和问答环节，祝宪先生就传统开发金融机构话语权结构、新开发银行成员国体系和项目运营、以及中国与新开发银行的关系等问题与现场专家进行了深入坦率的交流。
张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张军教授提出，传统开发金融机构领导人往往由相关发达国家任命，那么在新开发银行中，中国会不会有相对更大的影响力？祝宪先生认为，中国始终遵循多边原则，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另外四个成员国的总和，但中国将按照20%的出资比例与其它成员国一样享有应有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尹晨教授关心金砖国家体系与新开发银行的关系。祝宪先生认为，金砖五国经济情况是异质的，新开发银行将更多从现实问题出发，在实践的过程中找出一条成功的路。
周伟林 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周伟林教授关心新开发银行的业务市场化问题。祝宪先生认为，市场性项目的开展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而在成立初期，新开发银行可能更为重视政策性的项目或者发展性的项目。张惠岩博士关心新开发银行如何平衡项目的盈利性和持续性。祝宪先生表示，新开发银行虽然不以盈利为核心目的，但也重视项目组合的绩效表现，在操作上可能利用积极的投资策略来平衡利润较薄的长期贷款项目。
王立坤先生关心中国认缴资本金的筹集渠道及其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影响。祝宪先生表示，中国认缴资本金来自财政部，并且是分七年付清，祝宪先生相信，十亿美元的资本金对于我国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言，并不构成决定性影响。
祝宪先生还就新型多边开发金融格局的竞争性、新开发银行的绿色金融原则以及新开发银行的人才选拔与生涯发展问题与在场学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交流。现场气氛热烈，讲座获得了圆满成功。
在讲座之前，祝宪先生与我校党委副书记陈立民教授、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经济学院院长助理李丹副教授、发展研究院金砖国家研究中心副主任沈逸副教授等人进行了亲切的会面和交谈。
祝宪先生访问我校，意欲支持和推动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与复旦在国际人才培养、实践实习、信息共享、合作研究等方面开展合作。校银合作空间广阔，学校可以利用教学科研优势为银行发展提供服务和智力支持；银行则可以为金融等相关专业教师和学生提供高水准的实践教学机会，进而成为一个长期、稳定的实践基地。复旦经济学院愿意通过设立专项研究、联合培养等合作方式，与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构建一个丰富而全面的校银合作体系，校银双方承继各自优势，加强互利合作。
7.第11期RICE-CCES沙龙“解密美式QE：兼论中国的货币政策”顺利举办
2016年6月16日，第11期RICE-CCES沙龙“解密美式QE：兼论中国的货币政策”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大金报告厅顺利举行。会议由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绿庭新兴金融业态研究中心主任王永钦老师主持，主讲嘉宾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王健副教授，点评嘉宾则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和英国布鲁奈尔大学刘芍佳教授担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众多老师、学生及校友一起参加了本次活动。
王健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副教授
王健副教授从美国当年实施货币量化宽松（QE）的背景谈起，详细介绍实施QE的三个阶段及各阶段目的，并回应国内很多媒体和专家对QE的误解，最后分析了国内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及QE政策对当前我国货币政策的启示。
王健老师指出虽然“雷曼兄弟”的倒闭被视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开端，但随着2006年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见顶，2007年美国金融市场就已经出现问题，先后有贝尔斯登、IndyMac等银行倒闭。“雷曼兄弟”作为美国当时第四大投行，管理资产超过6000亿美元，倒闭前市场认为一定会得到救济。因此，其倒闭给金融市场造成了很大震动，短期资金市场出现资本外逃，高峰时日流出达到1000亿美元，金融市场出现严重挤兑现象，短期商业票据利差由1%左右陡增至4.5%。
为应对市场流动性枯竭的风险，美联储紧急推出第一阶段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QE1)，一方面为财政部购买同房地产相关的资产提供数千亿美元贷款，另一方面美联储自身也采取了从市场购买6000亿美元的房地产抵押债券等救助行动。虽然QE1短期内向市场注入了大量流动性基础货币急剧上升，但市场的M2增速并未出现明显上升，没有造成通胀，原因在于市场的货币流通速度因金融危机大幅下降，同时在实施QE1过程中通过合理的技术安排让基础货币又回到了美联储。
流动性问题得到缓解后，美联储后续又实施了QE2和QE3，通过调节短期利率和购买长期债券等方式来降低市场长利率，刺激消费和投资以复苏美国经济。实施QE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美元贬值，这被很多媒体和学者认为美国是在打汇率战，向其他国家转移风险。王健副教授不认同这种观点，并指出美国出口只占GDP的12%，而且其出口对汇率的敏感度不高，因此通过美元贬值刺激经济的可行性不大。
在谈到QE政策效果时，王健老师指出QE1的效果已得到学界的肯定，因为在危机爆发后即刻就实施的政策可以被较好的评估。而QE2和QE3由于在实施前被讨论了很久，市场早已有所预期并采取应对措施，因此在对QE2和QE3效果评估上学界存在很大争议，不同的专家采用不同的计量模型得出的结论是截然相反的。
王健老师认为当前中国经济长期面临人口老年化、环境污染和经济自然减速等问题，短期又面临产能过剩、企业债务高企、人民币贬值压力和资本外流等困难。针对结构性减速和周期性衰退叠加的局面，他给出如下政策建议：（1）短期内通过刺激内需的方式稳定经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加强软件公共品的提供。（2）更新失业等基本经济数据的搜集系统，这既可以直接促进经济的发展，又可以为国家掌握宏观经济情况，为后续制定经济政策提供坚实和可靠的基础。（3）借鉴美国金融危机的经验和教训，为避免出现金融系统风险，通过合理的方式将部分企业债务转移至政府部门，然后在长期逐步消化。（4）进一步加强央行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博士占比，多做一些基础性和前瞻性的研究。
张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在点评环节，张军教授指出国内对是政策因素还是周期性原因导致目前宏观经济形势困难存在很大分歧，主要原因之一是缺乏可靠的统计数据。张军教授认为可以通过产能利用率、总体物价指数和就业数据来判断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二者间的关系是制定宏观经济政策重要依据，但目前我们还缺乏可靠的失业数据。同时，张军教授还指出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还存在较大问题，宏观数据不能和微观数据完全匹配，而且宏观变量之间有时也存在冲突。
刘芍佳 英国布鲁奈尔大学教授
刘芍佳教授在海外经常被BBC等媒体采访，其最近常被问到中国经济是否会因企业债务问题而崩溃，刘教授表示这种担忧是杞人忧天，因为中国的企业内债，可以通过债转股等方式加以解决。刘教授最后还提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让大家思考，刘教授指出发展金融市场的初衷是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那为什么金融业最发达的美国和英国，其实体经济的竞争力不如德国？
在互动环节，王健老师指出储在金融危机期间实施救助时比较注重所投资金的安全性，而财政部则侧重救助那些对市场有较大影响的资产。美联储的政策现在越来越多的受到其他国家经济形势的影响，例如去年中国股市大动荡事件对美国加息时间产生了直接影响。针对美国地产近期下行这一问题，他认为这和前期美联储加息没有直接联系，因为加息影响短期利率，地产更多是受长期利率影响，其下跌的主要原因应该是前期涨幅较大。
综合嘉宾观点，我们对本次沙龙有如下总结：QE是美联储应对金融危机而推出的救助政策，QE1是为解决市场流动性问题，专家对政策效果的评估意见一致，而旨在降低长期利率的QE2和QE3的效果现在分歧较大。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结构性减速和周期性衰退叠加的局面，需要进行短期刺激，同时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基础数据的搜集，为宏观经济决策提供可靠依据。
二、科研成果
（一）学术论文
1. Dennis
Chong, Mingxing Liu,章奇, Collective Resistance under Authoritarianism:
Elite–Mass Strategies in an Experimental Game. Political Behavior，2016年5月30日.
2. 王永钦、高鑫、袁志刚、杜巨澜，《金融发展、资产泡沫与实体经济：一个文献综述》，《金融研究》，2016年5月28日。
3. 陈诗一，《能源环境对国家战略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4月1日。
4. 殷醒民，《供给侧改革中“补短板”的供需平衡效应》，《学习与实践》，2016年4月30日。
5. 殷醒民，《补短板下的信托业机遇》，《金融博览》，2016年6月30日。
6. 殷醒民，《移动杠杆率的核心与金融体系改革的重点——如何平衡过剩产能与巨额金融资产》，《投资与证券》，2016年4月30日。
（二）专著、译著
1.张军、周振华、肖林、权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宏观调控创新》，格致出版社，2016年5月15日。
2.张军，《钓愚：操纵与欺骗的经济学》（译著），中信出版社，2016年4月1日。
3.殷醒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宏观调控创新——中国经济分析2015-2016》，格致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5月31日。
三、学术交流与媒体传播
1. 2016年4月18日，张军教授接受香港电视台专题片摄制组专访，就中国的工业化和国际化发表评论。
2. 2016年5月13日，张军教授在浦东金茂君悦酒店，接受凤凰网专访，题目为《张军：一带一路其实更像升级版的对外援助》。
3. 2016年5月22日，上海浦东。张军教授接受观察者网采访，就中国经济政策选择的分歧和《人民日报》权威人士访谈的观点发表评论。
4. 2016年6月7日，张军教授接受观察者网对9位经济学家的采访，集体就中国经济下行和加强需求管理的必要性发声。
5. 2016年6月24日，张军教授在台北，接受台湾《经济日报》的采访，内容为两岸自由贸易论坛的相关问题。
四、现代经济学系列讲座
第458期
报告题目：Agency
Conflicts and Tax Aggressiveness: Evidence from China
报告时间：2016年4月12日
报告人：幸婧 博士
上海交通大学
第459期
报告题目：How Housing
Boom Affect Individual Labor Supply Decisions?— Evidence from Shanghai
报告时间：2016年4月19日
报告人：张思思
上海财经大学
第460期
报告题目：大饥荒再检验：基于面板数据政策评估的方法
报告时间：2016年5月14日
报告人：方颖
厦门大学
第461期
报告题目：The Formation
and Dynamics of Ethnic Neighborhoods
报告时间：2016年5月17日（周二）13:30-15:00
报告人：Nathan Schiff
上海财经大学
第462期
报告题目：The One Child
Policy and Promotion of Mayors in China
时间：2016年5月17日（周二）15:30-17:00
报告人：张爽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第463期
报告题目：Endogenous
Neo-Confucianism: The Path of Development in Historical China
报告时间：2016年5月24日
报告人：白营
香港中文大学
第464期
报告题目：Rising wages,
Yuan appreciation and China's processing exports
报告时间：2016年5月25日
报告人：邢予青
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
第465期
题目：The Great
Famine and Household Saving in China
报告时间：2016年5月31日
报告人：陈 衡
香港大学
第466期
报告题目：Interfirm
relationships and businiss performance
报告时间：2016年6月14日
报告人：蔡 婧
University of
Michigan
第467期
报告题目：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Initiation of Salary Negotiation: Evidence from Behavioral
Experiments
报告时间：2016年6月21日
报告人：修 琳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Duluth Campus
第468期
报告题目：Banking
Deregulation and the Transition to Home Ownership
报告时间：2016年6月29日（周三）9:00-11:00
报告人：Zhenguo Lin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