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简报]2015年第4季度工作简报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

2015年第4季度工作简报

一、中心大事记

1. 第3期RICE-CCES沙龙“‘供给侧改革’的障碍与途径”成功举行

2015年11月23日下午，RICE-CCES沙龙系列第3期“供给侧改革”的障碍与途径”在学院714会议室成功举行，经济学院院长、RICE智库主任张军教授，来自经济学院各系所的林曙、王永钦、王弟海、葛劲峰、张晏，以及我院校友、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金煜老师分别做了主题发言，陈庆池、杨长江、杭行、兰小欢、吴建峰、朱宏飞、李怀露、卜南阳等老师和数十位同学参会讨论。

RICE智库提倡“基于研究基础的政策分析”和“基于政策问题的科学研究”，希望通过专家们的集中讨论和交流，厘清中国宏观经济的重要特征、事实和机制，并就“供给侧改革”的问题代表复旦大学发声。

张军教授首先做主旨发言，题为“中国经济通缩：现在是关注需求侧问题的时候”。他指出，从2004年开始他就在公开场合批评了“三架马车”的分析框架，后来与朱天合写文章讲结构改革会成为增长的一个源泉，但是这并不否认中国现在面临的是需求问题，而不是供给问题。现在提出关注供给侧的改革，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在需求上面，对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来讲肯定是对的，但并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

通过分析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数据，张军教授指出，经济增长率的急速下行毫无疑问应该是需求侧的问题。需求的收缩已经形成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压力。高融资成本对投资需求而言是巨大的抑制，而若没有投资需求，经济下行的压力是没有办法得到扭转的。而产生通缩压力的主要原因在于需求管理的失误。GDP的下行和增长率的下行，其实主要压力是投资的增长突然减速。这个减速在刚开始有一定的道理，可是在12年年底经济投资的增长率已经回到正常的增长率水平之下时，政府并没有真正去改变宏观的政策，而是依然采取严厉的紧缩，这就导致12年年底投资的增长率进一步回落，低于20%，13年再进一步回落，到14年差不多已经接近10%左右。这届政府为什么要坚持上一届政府最后一年采取的严厉的宏观调控可能跟一种思潮有关系，这种思潮认为我们需要经济更慢地增长来解决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调结构、去库存、去杠杆是其主要内容。在已经经过调控一年半、两年以后，在经济回到了比较低的增长速度之后，在需要开始放松来维持需求的时候，这种思潮坚持另外一种思路，认为我们不需要再关注需求的问题，我们需要经济下行，制造一种压力，加快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这种逻辑和思潮在08年以后中国经济学界当中是占主流的。这影响了政府的宏观政策，所以政府到今天也不是那么理直气壮地要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
张教授还指出，就债务存量而言，更加紧缩的政策会导致融资成本上升，债务负担加重，利息负债滚动的规模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债务存量并没有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流量，要想办法让利息滚动。从这个意义来讲，也需要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大幅度下调人民币汇率，从而减轻债务负担。从经验来看，中国的债务有一个特点，它大多数的债务形成是用于基本建设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换句话说它是有资产支撑的债务，可以做资产证券化。由于中国的债务和欧洲存在巨大差异，我们不能沿用欧洲紧缩存量的办法治理中国债务，中国的债务在资产上面，保持一种需求增长，比去杠杆更重要。中国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应对通缩上显得有些迟缓，货币政策应该帮助结构改革，而不是去阻碍它。
最后，张军教授总结说，现在需求问题已经超过供给侧的问题，需要更多的人关注需求管理的危机或者是事务。任何一个经济持续发展过程当中都会不断产生结构问题，一些结构问题解决了随着收入的提高还会有新的结构问题，这是一个永续的、一直要关注的话题。但是我们并不能够舍近求远，忽视眼下更迫切的问题。
一个经济持续发展过程当中都会不断产生结构问题，一些结构问题解决了随着收入的提高还会有新的结构问题，这是一个永续的、一直要关注的话题。但是我们并不能够舍近求远，忽视眼下更迫切的问题。

林曙老师认为供给侧改革对长期增长很重要，但目前宏观经济主要问题是在需求侧，具体表现在物价和经济增速同时面临下行压力。在通缩压力和企业高负债的情况下，总供给的增加存在困难。从一般均衡的角度来看，减税等政策效果可能被物价下行造成企业实际负债成本上升所抵消。比较可行的办法是降低企业的markup，特别是位于上游的国有企业的垄断力量，放开市场准入。另外，可以考虑结构性的供给端政策，淘汰不需要的落后产能让资源分配到更有效率的企业中。因此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林老师认为，目前当务之急是需要扩大需求。他建议：（1）供给端政策需要需求政策的有效配合，增加供给的同时扩大需求防止通缩加剧增加企业债务负担。（2）适度采用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但是货币政策的效应不宜太依赖，重要是让市场发挥配置金融资源的作用，减少行政干预和隐性担保。（3）切实采取措施降低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可考虑资产证券化等措施。

金煜老师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依然面临下行压力。一些纯结构改革派提出比较激进的观点，希望结构改革能够“急行军”，产业结构向家庭消费和服务业转型以及城市化都要更快速地改变。纯结构改革的观点，往往会忽视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认为货币政策是无关紧要的，或者可能会导致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和其他经济问题，对改革没有任何的帮助。这些观点都是有误导的，结构转型不是解决问题的全部。任何结构改革都需要在一个宏观经济环境中进行，什么样的宏观环境对结构改革更有帮助，是需要讨论的重点。

根据创新毁灭和债务通缩的基本理论，要破解经济转型结构中面临的恢复经济原有增长潜力的难题，政府应该提供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事实上，中国货币金融市场的逐步完善为央行运用货币工具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中央银行可供选择的政策工具越来越多。中央银行也的确采取了多种货币工具，越来越积极地运用宏观政策工具，但是它的行动不流畅、不决断、不够有力。

结构转型需要宽松的宏观经济条件和充足的资金配套来激励企业家创新和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央行应该充分精准地执行货币宽松政策，释放明确信号，昭示保障结构转型的决心。中央银行不仅仅要有政策操作，还要进行积极表达。从组织和制度的角度而言，中国地区差异太大，不适合采取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集权中央银行制度，更需要向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这样的分权组织结构靠拢。中央银行应该是一个有效的制度，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各个地区的市场信息。中央银行也应该是有为的组织，做出精准的前瞻性预测，能够合理操作它的货币工具。

葛劲峰老师认为中国最大的结构问题在于工业和服务业的失衡。从跨国经验来看，服务业的就业占比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上升而上升，然而和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中国服务业的就业占比是非常低的，并且服务业占非农业就业的比例比所有国家都低。

根据Diego Restucia的研究，世界上中等以上发展水平的国家，制造业的TFP水平在1960到2000年相对于美国都是在上升的，但其中很多国家的收入停滞甚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服务业的效率并没有向美国收敛。这对于中国来说非常重要，中国未来能否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我们的服务业是否能够像制造业一样有一个快速的效率提升。

有观点认为，在结构转型的时候经济增长速度应该下来，原因在于向服务业转型的过程中服务业的效率提升空间低。但是服务业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说法，它分为传统的服务业：包括医疗、房地产、教育等；以及非传统的服务业：包括信息部门、金融部门、物流等。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非传统服务业的TFP差距，甚至比制造业的差距更大。所以非传统服务业的效率提升空间是非常大的，而且如果这些部门的效率得到提升的话，依然可以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中国经济转型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移动的时候，经济的增长速度并不一定会下来。

中国的服务业为什么发展比较滞后？和制造业相比，中国的很多服务业中，国有企业比例非常高，比如仓储、物流、教育、医疗等行业。而且这些部门的产业集中度比制造业还要高。这和所有的其他发达国家非常不一样。这意味着中国服务业不开放，而一个行业的垄断性越强，面对需求上升的时候越不愿意增加供给，宏观上经济的资源会过多的配置到市场竞争强的部门。中国制造业的需求可能没有那么高，但是供给非常旺盛；而服务业的很多部门需求旺盛，但是供给跟不上。从长期而言，中国应该在市场准入，尤其在服务业上说的少一些，做的多一些。中国服务业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强供给端的改革。

王弟海老师首先指出，当把正统经济学的供求分析框架用来分析现实经济中的交易问题和经济总量决定问题时，存在两个重要的缺陷：一是供给和需求同价格的关系问题，二是供求结构是否相匹配的问题。现实中供给和需求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是没有办法分开的。一个国家如果要经济增长，只有供给面和需求面都增长才是可持续的，并且供给和需求在结构上还要是匹配的。

中国经济增长现在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过去20年以来，特别是过去10多年以来以投资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了供求结构的失调。从需求方面讲，大部分时间的增长主要是由投资拉动的，而消费占比在不断降低。从2000年到2013年，我国投资增长率平均为16.64％，而消费增长率平均为12.63％，同一时期的消费占比从62.3％下降到49.2％，消费占GDP的比重过去20几年一直下降，2010年达到最低的48.2％，2013年回升至49.8％。这种增长方式是世界上很少见的。

高投资所带来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一方面高投资的增长只有通过递增的投资才可以维持，而这对于我国主要通过政府“铁工基”等建设所主导的投资是不可维持的。另一方面高投资所带来的增长势必会造成生产或供给结构同需求或消费结构的失调，投资拉动的需求方式不可持续。此外，一般规律而言，经济发展过程中消费的需求层次不断上升，但消费的供给层次相对稳定，这也是我国高经济增长难以长久维持的原因之一。

为了应对我国目前经济增长率的急速下降，尤其是应对短期对外出口、政府消费需求以及环境治理所导致的投资需求的下降，还需要政府扩大需求。不过，通过扩大需求来促进增长需要注意所扩大的需求的类型。由于我国生产的主要是低中端的消费品，而这种需要主要是中低收入阶层的需求。因此，我认为需求方面应该主要通过提高中低阶层的收入来推行。比如，提高普通能够老百姓的工资并降低他们的所得税、增加社会救济金和对困难家庭的补助、增加幼儿教育和儿童教育及营养补助等。另外，增加对落后地区的基础建设和教育、医疗支出也可以作为扩大需求方面的措施。

为了应对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问题，主要还是应该从供给面入手。首先，从总量上讲，可以通过降低企业税负、降低产品从生产到消费过程中的各种交易费用来降低商品的生产成本，提高总供给。其次，从供给端来促进生产和增长，最主要的是要适应我国不断提高的消费层次，不断提高我国企业生产的产品质量和层次。同时需要改善国内的市场环境和政府监督等问题，防止“劣币驱除良币”。最后，通过供给侧改革来促进需求和增长，还应该打破行业垄断，放开某些行业的管制，比如说医疗行业、金融服务、电信行业等。极端地讲，有些政府极力管制甚至禁止的行业也可以放开，比如说赌博业和博彩业，还有其他的高档的消费业，只要政府用法规去规范，它们也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点。

张晏老师讨论了减税的空间和制度障碍。供给学派的观点重心是放松管制和降低税负。中国的平均隐形宏观税负是比较重的，但一方面政府不愿意减税，另一方面地方上有大量的越权减免税、返税。地方税收竞争过度和被企业绑架的倒逼机制都导致部分企业的实际税负是低于法定税负的，而另一些较弱的企业应对税务部门征管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未来应该普降税率、严格征管，把不规范的、隐藏的越权税收优惠全部显性化，然后普遍下调税率。这样既能减轻企业的税负，又不一定导致政府真实税收收入的大幅下降，还能营造稳定规范的预期、减少腐败等交易成本，是一种更为健康、有效的制度安排。

此外，尽快发展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人所得税征税体系，减轻家庭税负。同时，减税不是全减，应该考虑有增有减，类似资源税、环境税等关系到长期增长质量的税收，应该加快加强征管。
减税需要考虑来自地方政府的压力。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尤其是2002年以来，地方政府的纵向财政缺口很大，对转移支付的依赖度高，而2008年4万亿宏观调控政策的分权化处理又催生了地方债务负担。地方政府一方面自有收入低，一方面债务问题严重，谈减税给地方政府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这一方面需要加快财政体制的改革，突破行政管理体制对财政体制改革的障碍，另一方面需要发展规范债券市场，拓展公共服务提供的市场化途径。

王永钦老师认同张军老师对中国经济的判断，即目前中国经济进入了一种债务积压（debt overhang）的非常态。他认为这是中国经济放缓的根本原因。

近年来，特别是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的债务大大增加，而名义GDP的增速却快速放缓，这个差距变得越来越大，在这种债务盛宴下，企业面临沉重的还款压力，进而无力进行新的实体经济投资。这是中国经济一个新的反常状态，如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下去，中国经济会慢慢陷入长期的日本式萧条。而且，中国GDP的增速并不是慢慢放缓的，而是非常快的。之前，中国决策者所能容忍的最低经济增速是8%，但在2012年之后，经济增速已经低于8%了；同样从2012年开始，债务的利息偿付已经高于名义GDP的增长额了，这意味着整个经济的增长量远小于债务利息的增长量。

如果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不是很发达，是以银行为基础的体系，那么就很容易出现房地产泡沫。在这样的国家，金融体系中缺乏可以保值的安全资产，投资者缺乏投资的渠道，所以过多的投资会进入地产市场，导致非常严重的房地产市场泡沫，房地产泡沫在抵押和杠杆融资的情况下会加速债务在经济体系中的积累，在经济下行时则会出现债务积压问题。

美国房价过去100年的走势，除了大萧条时期和最近的大衰退之前几年的价格异常，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波动，为什么？因为美国这样的国家有一个非常强劲的金融体系来吸收投资资金。在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普通法系的国家，投资者会选择股票而不是房产进行更多的投资，因此，房地产泡沫很难形成。

结合这些经验教训与中国的实际，王老师认为中国有下面一些事情做错了：

首先是对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中国政府没有加以足够的调节或者是监管。高涨的房价会妨碍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当房价涨得非常快的时候，TFP增长率沿着相反的方向变化。

其次是滞后的金融改革。债券是一种非常好的投资工具，是非常好的基础性资产，而中国缺少的正是这样的非常好的健康资产。从制度层面来讲，债券能最大化交易量；而股票对信息非常敏感，因而能把交易量缩小到最小，所以并不太适合大陆法系的国家。

杨长江老师认为，从汇率问题角度看，目前人民币汇率存在明显高估，并且未来依然面临很大的内部升值压力，可谓“人民币均衡汇率悖论”，其问题出在供给侧，解决问题的途径也主要是供给侧，因此推动供给侧改革迫在眉睫。

在经济学中，发达国家高物价，经济越落后的国家则相对物价越低，这一现象被称为“宾大效应”，是被“至少50年以来相关计量结果所一致证实了”的，被视为“经济学中最接近确凿的规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相对物价水平本来是较低的，但最近几年在人民币迅速升值及国内通胀的双重作用下，相对物价急剧上升而超过了与经济发展阶段相称的水平，可谓“未富先贵”。从汇率评估的角度看，近期有多项研究采取不同方法都得出了人民币汇率被高估的结论。

更加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在未来仍然面临着诸多深层次因素所导致的中长期内价格水平持续迅速上升的压力。例如，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工资的持续上涨趋势已经相当明显；再例如，当前价格体系中存在着较为广泛的“质劣价廉”现象，“地沟油”、“山寨货”等问题的存在，在客观上也拉低了价格水平，随着市场经济秩序的规范，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整个社会价格水平也将有所上升；此外，随着改革的推进，企业原本较少负担的环保成本、资本土地等要素价格的低估等现象都将被纠正，这也会产生显著的价格上涨压力。以上因素综合起来，使得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仅在当期面临严峻的挑战，未来的压力更是不容低估，是当期经济增长率不断下行的重要原因。

 “人民币均衡汇率悖论”的形成原因主要在于供给方面所存在的诸多矛盾。在过去的经济增长中，既有低工资等使得成本、价格被低估的众多因素，也有诸多使得成本价格被高估的因素，这些因素主要都来自供给侧，例如：政府规模过大带来税收成本过高、市场秩序不健全带来交易费用过高、垄断因素带来部分基础性产品价格过高等。而近年来的中国经济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使得原本低估价格的因素逐步消失，而造成价格高估的制度性矛盾则非常突出。
为了恢复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可以有两种途径：名义汇率贬值为外部途径，国内采取各种措施降低企业成本为内部途径。在目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下，汇率政策的运用受到相当大的限制，因此，克服“人民币均衡汇率悖论”主要就只能靠在供给侧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尽管成本较高，但是属于治本之道。从当前形势看，土地制度改革、金融改革与政府自身的职能转变是供给端改革的三个突破口，都会对经济恢复竞争力产生深远的影响。

2. 第4期RICE-CCES沙龙“人民币纳入SDR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成功举行

2015年12月3日晚，RICE-CCES沙龙系列第4期“人民币纳入SDR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在经济学院714会议室成功举行。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学彬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潘英丽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许少强教授、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杨长江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陆前进副教授针对人民币“入篮”对于汇率、利率、金融改革、实体经济的影响，以及SDR背后的国际关系与大国博弈格局进行了深入解读，并提出了兼具实务性与前瞻性的政策意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基于全球经济增长规律以及中国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诉求对专家发言进行了精彩点评。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金清教授、刘军梅副教授、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李天栋副教授、罗忠洲副教授、张卫平副教授、周光友副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吴建峰博士和李婷博士参与了讨论。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张晏副教授主持了本次沙龙。有关专家学者、校友代表以及部分学生也参与了讨论，现场气氛热烈。

【观点精萃】

陈学彬 教授/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陈学彬：“入篮”后的人民币汇率以及汇率政策

人民币加入SDR以后，我国应该继续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将逐步地更加完善，资本项目的开放也将有序地逐步推进。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将呈现稳中趋贬、弹性逐步加大的态势。中国经济继续维持较高速度的增长和适度的贸易顺差的存在，使人民币汇率既不存在大幅贬值的基础，也不存在大幅升值的基础。加入SDR虽然会增加世界一些国家外汇储备中人民币资产的需求，但其数量是有限的、逐步增加的，机构和个人对人民币资产的需求也将是逐步增加的，它们短期内对人民币汇率走势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与美元逐步脱钩、逐步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是人民币加入SDR后的必然趋势。这既是作为SDR篮子构成货币汇率自主变动的需要，也是中国经济和金融发展的需要。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持续升值，幅度达到30%多。近年来美国退出QE，加息预期导致美元出现较大幅度的升值。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虽然基本停止，但盯住美元导致人民币对其他货币大幅升值，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幅度超过56%，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当前美国经济持续复苏、美元进入加息周期，中国经济仍在探底阶段，需要宽松货币金融环境稳定经济，为经济转型创造有利环境，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波幅将逐步扩大，并呈现小幅贬值。人民币有效汇率应在适度回落的基础上趋于稳定。

潘英丽 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潘英丽：人民币国际化重在内在修为

人民币国际化重在内在修为，而加入SDR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并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潘教授回顾SDR的产生发展过程，认为SDR作为国际货币并不成功，甚至受到冷落，人民币加入SDR既有中国的努力，也有IMF借此增加SDR代表性的意愿，体现了国际政治关系的变化。未来中国应通过国际资本运作获得正的利差，这才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真正标志。

从人民币加入SDR的背景看，欧洲主张扩大SDR和IMF作用，这是欧洲利益的体现。他们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同时也以此希望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包括人民币汇率与美元脱钩。美国同意是因为人民币加入SDR并不改变IMF的权力格局，希望中国留在旧的国际金融秩序内，不要另起炉灶。对中国而言，加入SDR等于给人民币做了一个广告，对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有帮助的。中国政府也是希望以此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人民币加入SDR对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目标意义不大。人民币国际化的最低目标是通过推进国际商品和金融市场的人民币计价，帮助中国在参与全球化经济活动中规避国际汇率风险和美元体系的不稳定；最高目标就是使中国能在国际上扮演一个全球银行的角色。人民币国际化成功与否取决于中国制度与中资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全球竞争力，重在内在修为，加入SDR帮不了什么。

许少强 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国际金融系

许少强：人民币“入篮”是双赢

首先，人民币纳入SDR篮子货币实际上是双赢：一方面意味着IMF肯定人民币的国际化的进展，肯定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是中国支持了IMF，支持了SDR。

第二，IMF对人民币纳入SDR的评估当中，有人民币的储备货币占比、国际银行信贷占比、国际债券投资占比、外汇交易占比4个指标。其中储备货币中人民币的数量太少没法统计，信贷占比较大达1.9%，债券投资占比为0.6%。2013年全世界的外汇交易中人民币占1.1%，现在是日均2300亿美元，占比2.2%，但其中境内是550亿美元，绝大部分是境外交易。由于内外人民币资金不互动、离岸和在岸交易是完全分开的，所以即便人民币纳入了SDR篮子货币，人民币离真正的国际化差距还比较大。

舆论担心，人民币纳入SDR篮子货币后，国外反过来会推动我们开放。这种可能性不大，根据李克强总理的讲话，我们仍将有序地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

最后，SDR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一个成果，这个重要成果在当初非常重要，现在不重要了。在谈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时候，从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到后来的俄罗斯、印度，乃至中国，都主张用SDR来替代美元。像这一类的建议肯定会得到共鸣，因为问题是存在的：美元在全世界流通，但由美国发行。但SDR的讨论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结束了，用SDR来替代美元是不可能的，人民币纳入SDR篮子货币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杨长江 教授/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国际金融系

杨长江：人民币“入篮”标志中国金融进入“新常态”

加入SDR是好事，但这其实更多是IMF对现实的判断和承认的过程，这已经来得略晚了些。目前国际金融体系在治理结构、制度安排、理念价值观等很多方面，还停留在几十年前。中国的正确策略应该是一方面积极参与到现有体系中，与之形成良性互动；另一方面，则要审时度势、以我为主、循序渐进、有所作为，要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需求，做一个有主见的改良者。

人民币被纳入SDR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里程碑，更是中国整体金融改革的里程碑。这一年中国为此而在汇率与利率这两个金融改革的关键变量的市场化上进行了冲刺，从而形成了现代市场金融体系的主要制度框架。与这些制度上的突破相一致的，近年来的中国金融运行状况也进入了全新阶段，例如，国际收支、汇率、金融杠杆、货币政策操作等方面，都呈现了整体性的、相对稳定的新特征，我认为可将之称为“金融新常态”，人民币被纳入SDR可以被视为进入“金融新常态”的标志性事件。

人民币被纳入SDR后我们面临着众多政策上的问题。首先，将持续上升的全球人民币资产配置需求与目前人民币金融市场上的“资产荒”之间存在尖锐矛盾，不能让国际投资者“持币四顾心茫然”，要切实在本土的人民币资产市场建设上下功夫。其次，在金融改革与实体改革的关系上，目前主导矛盾已经在实体经济层面，金融改革要继续推行，但不能单兵突进，否则反而会造成经济更多的扭曲。再次，在国际经济关系方面，目前的中美依存格局还是对中国有利的，中国要以踏踏实实提高实体经济竞争力、同时建设一个有效率的本土金融市场为主要战略安排，挑战美元的国际地位至少在10年内都不应该是人民币的目标。

陆前进 副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国际金融系

陆前进：人民币“入篮”后的宏观经济政策

对人民币“入篮”要两面看。首先，中国能够进入特别提款权这个国际舞台，代表自身实力的提升，这是人民币崭露头角的机会，也体现了对中国发展和改革成果的肯定，也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和金融改革开放未来市场化的期待。其次，加入SDR后，因为出现贸易逆差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人民币可能面临贬值的压力，汇率可能会波动，对于基础货币、金融市场以及经济增长方式会有长远影响。

具体而言，国际收支方面，长期以来我国国际收支呈现双顺差，外汇储备持续增加，随着人民币走出去，国外进出口商和金融机构持有的人民币资产将增加，意味着中国国际收支盈余会下降或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其次就基础货币而言，长期以来我国基础货币增加主要源于外汇占款的不断增加，资产方的外汇占款的增加，意味着负债方基础货币也会增加。如果我国国际收支顺差下降，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的影响将下降。人民币走出去，外汇占款支撑基础货币的格局将有所改变。再次，人民币输出对我国的内外均衡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以前过度依赖于出口和投资，人民币输出的越多，国际收支的盈余会下降，中国经济增长必须要更多地依赖内需拉动经济。最后就金融市场而言，我国应发展国债市场，为将来的人民币资金回流做准备。同时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国债还是主要的调控工具和投资工具。我们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尤其是国内的国债市场，为人民币走出去创造有利的条件。

张军 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张军：人民币“入篮”与中国崛起

今晚我来的时候一直在想，今天我们请了这么多重要的嘉宾，非常不容易。但是刚才听大家都在说，SDR其实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那就是说我们请了这么多重要的嘉宾，却讨论了一个非常不重要的问题。不过我想有一点是重要的，那就是大家的发言让我们知道了SDR并没有那么重要。这是我今天晚上得到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既然SDR并不重要，为什么中国的人民币被纳入SDR的篮子在媒体上会引起那么大的关注呢？我想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快速进步。我们知道，进入WTO以来，中国的GDP从20几万亿已经增加到了60万亿的体量，并在2010年超过日本，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去年IMF按照购买力来调整，中国的规模已略超美国。因为中国太重要了，所以很多重大事件都会涉及中国。比如这次的SDR吸纳人民币入篮。我想很快到来的事件可能就是，中国什么时候进入OECD这个所谓的富国俱乐部。中国成为OECD的成员国这件事情在媒体上目前还没有引起讨论。还有，比如说现在中国是G20的成员，什么时候能进入G7？有没有可能真的形成G2？我相信这些都会成为接下来大家都关注的话题。

虽然大家都认为SDR并不怎么重要，但是很明显中国政府，或者说中国的央行在“入篮”问题上还是比较积极的。我们在有些事情上并不是那么积极，但有些事情还是很积极的。IMF总裁拉加德在电视上宣布人民币入篮的时候，他用了QUALIFY这个词，显然是说中国的人民币符合了SDR的要求。这就好像你要去申请一个认证，你通过了，说明你做的还不错。但就像刚才大家谈到的那样，从根本上说，不是人民币符合了SDR的要求，应该是SDR现在非常需要人民币加入进来。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大家并不这么说。各位刚才都提到，时至今日，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市场上的交易量微不足道，在全球储备资产中的份额也是不超过2%，与中国经济在全球的份额不相称。这说明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还远远落后于中国经济在全球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IMF如果再次把人民币拒之门外，当然也是说得过去。但事实上，与五年前相比，IMF今天对人民币“入篮”似乎更加迫切了。那么，中国的央行为什么这两年在人民币“入篮”问题上也这么“拼”呢？可能我们真有一个希望与美元脱钩的动机。是的，我看有可能。不然，人民币入篮不过是增加了美元在SDR的权重罢了。刚才学彬教授说了，过去10多年，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了30%，但同时对其它主要货币的有效实际汇率却升值了超过50%，说明在汇率上人民币事实上盯住了美元。这个问题现在有很大的风险。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办法让人民币跟美元脱钩，我想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长期变动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央行是希望人民币能在“入篮”后实现实际有效汇率的平稳和爬行升值的趋势，而不是继续跟着美元指数在不断的上升。尤其是在今天中国经济有很大下行压力时，这个想法可能很迫切。

最后我想说的是，大家都认为人民币“入篮”的象征意义更大。象征了什么呢？当然是象征了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还很低，但是否可能加快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需求上的问题。那么，什么决定国际上对人民币的需求呢？加入SDR的篮子当然有助于需求的增加。但从根本上说，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需求来自于中国经济在全球的重要性的提高。

那么，我们有可能预测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时间吗？因为决定一种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最重要因素还是GDP、贸易和外部金融实力占全球的份额，只是贸易权重在这里比GDP相对更重大一些。我的好友、在华盛顿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Arvind Subramanian在《大预测：生活在中国经济主导的阴影下》中给出的计量回归中，用GDP、贸易和外部金融实力占全球的份额可以在统计上可以解释对储备货币需求的70%。

因为贸易的权重在预测一个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中的权重更大些，所以，假如中国在2020年之前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者，那么，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时间就应该在2020年之前才对。但由于在位的储备货币有较强的惯性，因此，实际情况往往是，一国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是发生在成为全球经济主导地位之后而不是之前。那么两者的时差会有多大呢？这个问题要由历史来回答。

通常的看法是，美国在19世纪70年代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主体，而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时间是在20世纪30年代，相距至少60年。不过，根据ARVIND提供的数据，因为美国的GDP尽管早在19世纪70年就超过英国，但是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英国的出口依然大于美国，英国的外部金融实力依然强于美国，所以至少在19世纪70年代之后的几十年里，美国还没有真正取代英国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者。

主导角色的转移实际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而根据有关研究的考据，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储备货币的时间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末，大约有10年的滞后。以这个历史经验的数字来简单推断，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时间应该在2020年前后。这比多数中国研究者的估计要乐观一些。根据潘英丽教授的研究和预测，如果不考虑在位货币的惯性优势，到2025年人民币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的份额最高可达26%，接近目前的欧元水平。考虑在位货币的惯性优势，这个份额将下降到最高10%，说明人民币具有仅次于美元和欧元的储备货币的潜能。不过，潘教授预计，人民币成为关键的储备货币最多也就需要20年，也就是2030年前后。

但不管怎么说，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进程已经开始，人民币进入SDR的篮子不能不说是一个象征，一个标志，也是一个期待。

【评论观点精粹】

张卫平 副教授/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

张卫平：人民币“入篮”标志中国进入金融市场国际化阶段

人民币纳入SDR，是IMF自身的需要，IMF不能忽视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这也是中国经济崛起的自然结果。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坚持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从产品和要素市场到金融市场，从国内市场到国际市场，各层次市场机制的建设稳步推进。改革开放以来，改革重在理顺内部市场机制，开放旨在融入国际市场。加入WTO是贸易也就是实体经济上的国际化，现在我们的进程已经到金融市场的国际化了。贸易方面，我国在世界经济中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人民币纳入SDR作为标志性事件，可以是未来提高我国金融国际地位的新起点。它是我们经济发展、国际经济地位提升的自然结果。

周光友 副教授/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

周光友：人民币“入篮”的三大影响

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重要事件，这是人民币作为国际主要货币的开端，对我国金融开放具有重要意义。它对我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人民币国际化、外汇储备管理和中国“走出去”战略三个方面，并且三者之间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

首先，人民币加入SDR会大大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使人民币逐步从贸易计价货币过渡到投资货币，并最终成为世界储备货币，而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是一国货币国际化的重要标志。其次，虽然外汇储备并非多多益善，但我国充足的外汇储备可提升人民币持有者的信心，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保障。同时，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也是促进外汇储备规模回归合理和结构优化的过程，二者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最后，中国的“一带一路”和企业“走出去”战略，为人民币国际化和外汇储备投资管理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同时人民币国际化和外汇储备管理又可支持国家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实现。

为此，我们建议：一是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加强世界各国对人民币的信心，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二是要充分发挥外汇储备保障人民币国际化的特殊作用，同时通过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使我国的外汇储备回归到合理水平；三是要使人民币国际化和外汇储备管理有效对接国家“一带一路”和支持企业“走出去”战略，并通过“丝路基金”、亚投行和金砖银行实现国家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

李天栋 副教授/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

李天栋：从日元欧元经历看人民币“入篮”对汇率和股市的影响

单纯的基于中国的情况，很难判断人民币“入篮”的具体意义，因为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根据历史经验，日元1986年在SDR篮子中的占比是13%，到1991年上升到17%。从13%到17%的占比变化过程中，日元大幅升值，以直接标价来看，日元兑美元汇率大概从250日元左右升到了120日元以下；日经指数在89年时候，从一万点多，飙升到了三万七千点左右，随后大幅下挫。欧元在SDR篮子中的占比在1991年是33%，到了2001年降到29%。在这个过程中，欧元的汇率却是贬值的。随后，在2005年1月，欧元的占比达到了34%，2010年达到了37.4%，期间欧元又持续升值，而欧洲的股值却又走上了下跌轨道。人民币现在能够成功入篮，占比能够达到10.92%，已经很高了，但是其对未来汇率走势的影响非常重要，又非常不确定。人民币“入篮”意义重大，但是这个重大的程度并不清楚。从日元和欧元的历史路径来看，它肯定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基本上在占比发生变化之后的五年到十年里面，汇率与股市市值必定有重大的变化。

在沙龙的讨论环节，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金清教授、金融研究院罗忠洲副教授也就汇率改革、资本市场以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RICE-CCES沙龙的成果将对中国未来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以及有关经济金融决策的制定发挥重要作用。

3.第6期公共政策讲座：“姚树洁：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与挑战”成功举办

姚树洁教授总结了过去37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针对中国经济出现奇迹的原因提出了三个激发点。第一个激发点是：农村改革。在七八十年代后期，农村改革开放了农村的生产体制，连续十年的农村改革使得国民经济的发展第一次走出一穷二白的状态。第二个激发点是：吸引外资。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外资不断上升，这既弥补了我国资本和技术上的缺乏，也有利于营造一种世界水平的竞争氛围。第三个激发点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中国加入WTO以后，国际市场从此敞开，之前没有得到改革的农业、金融、服务行业等全面开放，而且对外开放不再受美国的限制。在此基础上，姚教授通过表格对比，展现了美国与我国在2005年-2014年期间GDP占有率的变化，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出现奇迹的三个成功要素，即强有力的政府、勤劳的人民、教育科学的发展，并从内部改革和外部开发相结合、逐渐改良的实际策略以及教育和技术的发展等方面介绍了中国的发展策略。除此之外，姚教授也从出口增长的减少、GDP增长的减少、生产力过剩、生产技术落后、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方面论述了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所遇到的主要挑战，并从“两个百年目标”和“四个全面”提出了政府的发展目标和策略。 

根据姚教授的报告分享，陈钊教授提出：印度与中国都具备庞大的人口群，为什么没能像中国这样的发展？针对这一问题，现场的老师和研究生们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4. 第7期公共政策讲座：“姚树洁：FDI和对外开放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成功举办

2015年12月9日，复旦大学RICE-CCES公共政策讲座第7期在经济学院710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期讲座由重庆大学经济学教授姚树洁分享了他关于FDI和对外开放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的最新研究成果。张延人博士主持了讲座，来自经济学院、管理学院以及其他院校的师生和研究人员参与了讨论。

姚教授首先结合自己的生活体会介绍了中国自1970年代末以来对外开放政策的演变历程，并阐述了自己的研究背景。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文献中得到了广泛的研究，许多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两者的联系。

Bhagwati(1994)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规模和发挥的作用随着一国对外政策，即是采取出口导向战略(EP)还是进口替代战略(IS)而改变。      

Balasubramanyam等(1996)证实，外商直接投资在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大于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与强调储蓄和投资的早期后凯恩斯主义增长模式和强调技术进步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模型(Slow，1957)不同，内生增长理论强调科学技术、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的外部因素(Roomer，1986，1987；Lucas，1988)。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出口与经济增长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许多经验研究强调出口与增长的联系(Greenaway and Saps ford，1994)、外商直接投资与增长的联系(Chuang and Hsu，2004；Lardy，1995)，或者考察三者间的三角关系(Yao，2006)。虽然现有文献对外商直接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了有益的理论探索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证据，但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如何对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过程做出贡献的具体机制尚未有很好的研究。

此外，外商直接投资本身承载了东道国所不具有的先进技术。这些先进技术将东道国的生产前沿提高到新的水平，使同样数量的物质投入可以带来更多的产出。当然，姚教授认为，这种效应的产生是有前提条件的，即东道国实施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积累足够的人力资本、改善基础设施等。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及长期实施的出口导向战略为验证这些假设提供了典型的范例。

5. 第8期公共政策讲座：“姚树洁：中国股市泡沫形成及破裂的经济心理学剖析” 成功举办

姚教授结合自身在2000年经历的英国科技泡沫的经历，从经济心理学角度比较分析了2007-2008年股市泡沫和2014-2015年泡沫之间的形成与破灭机理。姚教授首先介绍了2014年10月中国牛市启动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7年的漫长熊市累积了市场上涨的期待、房地产疲软、年轻新股民的加入、居民收入的增长和储蓄增加等。姚教授在当时预测到了股市行情的启动，并在股指上涨至4000点左右时，根据市盈率超过20倍这一指标，指出当时股市泡沫业已形成，需要防范风险，而中车复牌则是这一轮股市泡沫破裂的触发点。 

姚教授指出，股市泡沫的形成，除了理性的价格要素、宏观经济周期、短期经济波动等要素外，非理性要素中的贪婪、嫉妒和投机心理等三个要素影响很大。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会阶层分化严重导致了中国股民普遍地存在着的贪婪、嫉妒和投机心理这三大特征，助推了股市泡沫的形成。 

姚教授研究的理论创新点在于，他力图用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股市泡沫在上涨阶段持续时间较长，而在泡沫破裂时，股价在短时间内急剧下跌。他提出，赚钱时，每赚一个单位的钱所带来的幸福指数是递减的，即边际效益递减；而亏钱时，每亏损一个单位的钱所带来的痛苦指数是递增的，即边际效益递增。因此，当股市开始下跌时，股民出逃的速度会非常快，带来股价的快速下跌。 

最后，姚教授指出，2015年的股市泡沫是对2007-2008年的历史重复。股市的大起大落是对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提示股民防范风险，而不是鼓励民众盲目投资股市，同时政府应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 

6 第9期公共政策讲座：“Abebe Aemro Selassie：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经济前景” 成功举办

2015年12月15日，复旦大学RICE-CCES公共政策讲座第9期在经济学院714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期讲座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部副主任Abebe Aemro Selassie先生分享了IMF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经济展望。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张晏副教授主持了本次讲座，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力波教授进行了点评，吴建峰老师和来自复旦大学及周边院校的中外学生出席了本次讲座并进行了积极的讨论。

Selassie先生指出，位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比如南非、乌干达和坦桑尼亚）在产业化方面发展迅速，经济体从以商品贸易为导向转变为以制造业为驱动，同时，由于商品价格的提高、资本流入的增多和治理机制的改善，三分之二非洲国家的经济保持了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持续增长。但是，今年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和全球金融市场环境恶化，上述地区的经济增长加速下滑，在短期内叠加财政和外部风险，经济增长前景不乐观。

Selassie先生指出，非洲经济需要进行重组，减少对商品交易的依赖。从中长期看，非洲地区的青年人力资本将是巨大的推动力，预计到2030年，全球劳动力增长中的一半将来源于非洲，到2050年这一增长数值将达到100%，有助于缓解宏观经济失衡和制度薄弱的劣势。

根据 Selassie先生的演讲，吴力波教授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并与Selassie先生进行了商榷，在场的老师和学生们也都积极提出问题，现场互动和交流气氛十分热烈。

二、科研成果

（一）学术论文

1. 王永钦、戴芸、包特，《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债券设计：不同发行方式与最优信息准确度》，《经济研究》，2015年11月20日。

2. 王永钦、刘紫寒、李嫦、杜巨澜，《识别中国非金融企业的影子银行活动：来自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实证》，《管理世界》，2015年12月15日。

3. 张军，《拥有创造财富的自由才是国富民强的唯一标准》，《上海企业》，2015年9月10日。

（二）专著、译著

1. 兰小欢，《反腐与反腐败的经济学》（专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1日。

2. 陈钊、陆铭，《迈向社会和谐的城乡发展：户籍制度的影响及改革》（专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

（三）成果获奖

1. 张军，《过渡经济学理论》（专著）荣获2015年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国家级特等奖），2015年11月16日。

 三、学术交流与媒体传播

1.2015年10月1-2日，张军教授应邀在巴黎出席了12th Asia Europe Economic Forum并访问了法国高等研究院（IEA）。

2.2015年10月8日，张军教授就TPP被签署接受凤凰卫视的采访。

3.2015年10月9日，张军教授的英文评论“China’s Monetary Policy Choice”在Project Syndicate上发表。并于14日被观察者网记者译为中文“放松货币政策已到了关键时刻”在观察者网上发表。

4.2015年10月10日，张军教授参加复旦首届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并代表主办方发表致辞。

5.2015年10月12日，张军教授接受《解放日报》和《新闻晨报》记者的采访，就Deaton教授荣获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发表评论。

6.2015年10月12日，张军教授与林毅夫和樊纲共同摘取中国经济理论界的大奖-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7.2015年10月15日，张军教授应邀出席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并就货币政策问题发表演讲。

8.2015年10月24日，张军教授出席中国保险资产管理协会的2015年年度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

9.2015年10月25日，张军教授出席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与国家商务部对外经济合作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学术研讨会”并发表致辞。

10.2015年10月25日，陈诗一教授参加了东北大学主办的第一届智能工业数据解析与优化国际研讨会。

11.2015年10月26日，张军教授出席“新丝路、新机遇、新传奇-西凤通江丝路投资基金发布会暨高峰论坛”并作主旨演讲。

12.2015年10月29日，张军教授出席瑞士信贷宏观经济研讨会并发表英文演讲。

13.2015年10月30日，张军教授应邀出席上海金融法律研究所举办的年会“年会2015：镜鉴与前瞻-寻找增长的动力”，并作主旨演讲。

14.2015年10月31日，张军教授参加了上海工商联举办的长江口民营经济论坛发表演讲。

15.2015年11月11日，吴建峰教授参加了北美城市经济学会主办的UEA and North American Meetings of the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RSAI)。

16.2015年11月12日，陈诗一教授参加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中国“双法”研究会能源经济与管理分会和暨南大学联合主办的第六届能源经济与管理学术年会。

17.2015年11月13日，张军教授出席中国经济学家论坛暨2015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奖典礼并发表主旨演讲。

18.2015年11月16日，张军教授接受文汇报文汇学人专刊记者的专访，就宏观经济问题发表意见。

19.2015年11月19日，张军教授应邀参加由海通证券举办的固定收益投资论坛，就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增长发表演讲。

20.2015年11月21日，张军教授参加由华东师大主办的中国经济学会年会，著作《登顶比赛：理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机制》（与范子英和方红生合著）等举行首发式。

21.2015年11月26日，张军教授应邀在上海市人大研究会作关于中国经济的形势的报告，就中国的十三五规划中的经济增长问题做了分析。

22.2015年11月27日，张军教授的长篇采访“张军:加强供给侧改革必须有一个前提”在《文汇报》上发表。

23.2015年11月28日，张军教授应邀出席由日本京都大学主办的“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改革开放的展望”并作首场演讲。

24.2015年12月1日，张军教授的文章“诺思的理论与中国的经验”在《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和澎湃新闻发表。

25.2015年12月1日，张军教授的文章“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于中国的结构转型”（与金煜合作）在FT中文网作为封面文章发表。

26.2015年12月5日，陈钊教授参加了北京大学主办的中国财政学论坛。

27.2015年12月5日，周伟林教授参加了中国上市公司百强高峰论坛组委会、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联合主办的第十五届中国上市公司百强高峰论坛·首届中国百强城市全面发展论坛。

28.2015年12月15日，陈诗一教授参加了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2015年会。

四、现代经济学系列讲座

第442期

报告时间：2015年10月13日

报告题目：Gainers and Losers of Political Instability: Evidence from the Anti-Japanese Demonstration in China

报告人：周泳宏 博士

暨南大学经济学系

第443期

报告时间：2015年10月20日

报告题目：Industrial Upgrading, Structural Change, and Middle Income Trap

报告人：王勇  博士

香港科技大学

 

第444期

报告时间：2015年11月3日

报告题目：Love Me, Love My Dogs: Evidence from International Trade

报告人：罗长远副教授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第445期

报告时间：2015年11月10日

报告题目：弥补那逝去的青春—上山下乡知青对其子女教育的代际补偿效应研究            

报告人：刘愿  副教授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第446期

报告时间：2015年11月10日

报告题目：Skill Complementarities and Returns to Higher Education: Evidence from College Enrollment Expansion in China         

报告人：孟岭生  副教授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第447期

报告时间：2015年11月17日

报告题目：放松生育管制是否弱化了“郎财女貌”？单独二胎政策对婚前择偶标准的影响       

报告人：王丹利 博士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第448期

报告时间：2015年11月17日

报告题目：被宠爱的总是有恃无恐？国有企业的政策信息优势与投资行为研究          

报告人：李辉文 教授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第449期

报告时间：2015年11月24日

报告题目：Estimating Context-Independent Treatment Effects in Education Experiments  

报告人：丁维莉 副教授 

NYU Shanghai & Queen’s University

 

第450期

报告时间：2015年12月3日

报告题目：There Will Be Killing:Collectivization and Death of Draft Animals

报告人： 兰小欢 博士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

 

第451期

报告时间：2015年12月10日

报告题目：Mobile Capital, Pro-competitive Effect and Trade Integration

报告人：曾道智 

东北大学

 

第452期

报告时间：2015年12月22日

报告题目：Skill-biased Imports in China

报告人：李蕾 博士候选人

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第453期

报告时间：2015年12月29日

报告题目：Urban Agglomeration and Local Economic Growth：The Role of China's Industrial Park Policy

报告人：吴建峰 博士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