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
2015年第2季度工作简报
一、中心大事记
1. 第4期RICE-CCES“中国大问题”讲堂 “直面新常态下的中国财政改革”成功举行
2015年4月9日18:30，受张军教授邀请，天津财经大学李炜光教授登上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第4期中国大问题讲堂，就当前财政体制改革的政策导向及存在的问题等做了题为“直面新常态下的中国财政改革”的报告。本次讲堂由吴建峰博士主持，韦森教授担任评论嘉宾。
李教授首先从最近央视曝光的一件财政空转案例切入引题。在央视焦点访谈“子虚的房子、乌有的税”的这期节目中，揭露了江苏灌云县下车镇为了完成税收征收任务，制造虚假信息，盗用当地“板儿爷”朱某的身份，编造虚假的房屋交易合同，进而缴纳房屋契税的造假事件。在这个事件中，当地有关部门为了完成税收任务，让企业代为缴纳契税，契税上交国库后，再按规定下拨地方，再由地方返还给企业，从而完成了所谓的“财政空转”。在这个过程中，表面上“无人受损”，当地政府通过完成税收指标而受益，但财政空转却给国家财政秩序带来损害，即楼继伟部长所指出的，财政空转是目前造成财政困难的原因之一。通过这个案例，李教授生动地阐释了财政空转的含义，并进一步引出对目前财政存在的诸多问题的分析。
李教授指出，目前财政收入下降与我国财税收入结构上以流转税为主有关，流转税受GDP波动影响明显，而教育、科技、农业等税收支出则是刚性的，再加上“营改增”等改革，都对目前财政困难的局面产生影响。楼继伟部长强调，在目前困难局面下，不要征收过头税，竭泽而渔，增加企业负担，并强调财税下降时新常态。同时要坚决防止财政空转行为，切实维护财政经济的良好秩序。李教授指出，最近几年是财税改革的密集期，重要的财税体制改革立法化都要在最近几年完成。
对于财税体制的改革，李教授回到经典理论上去寻找启发。李教授指出，斯密的“法学手稿B”曾提出著名的税收四原则，而其中确定性原则尤为重要。确定性即意味着税收需要有严格的预算，并受到来自外部的监督和控制。斯密说“哪怕税负本身相当不公正，与税收的不确定性相比也是小得多的恶”。即税收征多少不是最大的问题，问题是征税的随意性，任意加税，危害最大，典型的例子是前阵子发改委和财政部随意的、连续三次增加燃油税。李教授认为，中国财税体制的改革步伐还比较缓慢，总体上目前仍是计划经济体制的财税制度。九十年代初中央还曾一度收权，财税上收但事权留给地方，结果导致土地财政问题尾大不掉，直到今日。
布坎南的理论带来的启发是，税收的制定是个政治过程，即是权力的斗争，进入这个政治过程的人都是普通人，即都有自私自利的一面，在办公事的时候，也会时刻谋求私利，因此“官僚不是天使”。完善的财税制度无法依靠官员和政府的自我约束，而一定是需要外部进行约束，预算法就是这样一层外界的约束。但是，李教授指出，目前的问题是，我们尚缺乏一条宪政之索，来约束财政。人大的监督职责被完全虚化，完全起不到监督预算的作用。每年人大审议通过的预算，各部位、各地方在会后仍要进行大规模的修改和讨价还价。在未来几年中，在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约束的情况下要进行大规模的财税体制改革，这将带来难以想象的后果。
熊彼特和瓦格纳的观点是，如果一个国家的财政是宪政的，那么这个国家也基本是民主的，财政是观察一个政权运作的最好切入点。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但是目前我国仍是从上往下的“统治”式的治理，而不是“共治”式的，目前的财税体制缺乏有效的监督，产生了“财政无宪”的现象，比如上述所说的随意提高燃油税即为典型。党政一把手实际上是决定性的预算决策者。而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其预算编制、审议、审查、监督税收立法的权力被虚化，恐难以承担未来数年财政立法和改革的重任。
之后，韦森教授作了点评。韦森教授指出，中西部地区税收空转的现象严重。地方上超额完成税收部分可以作为奖金发放，存在空转的激励机制。更常见的做法是用银行贷款作为税收上缴，再通过一些转移支付或税收返还的财政资金再还给银行，这样地方财政部门可以充政绩、发奖金。另外，据说东部地区则存在税收瞒报现象。韦森认为，中央应该减税，减税是最好的宏观政策，去年GDP7.4%，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仍超过8%,这说明税收弹性仍然超过1。现在中国的财政体制一方面是一些地方税收空转，另一方面是各级政府存在国库里和20多万个财政专户中的几万亿财政存款花不出去。李克强总理上任后，两三年来三令五申地要盘活国库库底资金，但是国库和各地政府财政专户中的财政存款就是降不下来，仍在4万亿元之上。这说明我们的财政体制确实到了不改不行的时候了。从全国来看，居民家庭的、企业的存款占比在下降，唯有政府和机关的存款在增加。这说明我们有减税的空间的。在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下，最好的宏观政策是减税，而不再是政府花钱。因此中央政府应该在整体上提出减税，这样地方就不需要在层层加码来完成上级的征税目标了，也就会慢慢解决各地财政税收空转的问题，也不必因为完不成税收任务而感到压力了。
韦森教授认可楼继伟部长的整体财政体制改革的思路，即在目前的分税制体制下，事权在地方，而财政收入有很大比例以国税的占比较高上收到中央政府，然后再由一般和专项转移支付的形式下到地方。这样就引发了“跑部钱进”的问题，也是目前一方面地方政府负债累累，另一方面国库中政府的财政资金花不掉的问题的根源。2014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其中讲了三个方面的改革，其中包括：一是改进预算管理制度；二是深化税收制度改革；第三是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在保持中央和地方收入格局大体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合理划分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促进权力和责任、办事和花钱相统一，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前两点都有了进一步的动作，包括新预算法的通过和《立法法》确立了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时间表。但是第三点究竟如何改，我们还没有看到具体的改革方案。但估计这方面的改革将会很难，也会遇到很大阻力。但是在目前的高压反腐运动下，也许是推行楼继伟部长的所提出的“财政体制改革”、调整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的一个契机。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具体方案和动作。
对于楼部长的适当调整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份额，要把事权和财权（按照新的提法是“支出责任”）都进一步上收到中央政府改革思路，韦森教授认可，但也认为会遇到巨大阻力，因为这也将引发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改变，是一项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因为，此前一直有学者认为，近些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及地方政府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力量。如果事权和财政收入份额乃至支出责任在将来进一步上收中央，这是否会改变着靠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的增长方式，从而会带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变化？因此，尽管2014年6月份中央政治局就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但是具体财政体制改革方案是什么？如何展开？如何启动？能否在未来几年中推行？目前我们还不大清楚。
李炜光教授回应称，中国GDP的高增长的“故事”到2011年就“讲完”了，从1978-2011年的高增长只有32年，算不上多大的“奇迹”，日、韩、台等都曾经历了这样高速增长的阶段，而且时间持续长达四五十年。但问题是，经历了高增长后的日、韩等城市化率达到了70%以上，然而我国目前的进入新常态后城市化率只有54%。城市化未来的出路在哪里？李教授并不乐观。农民进城一买不起房，二不缴税，也无法享受到城市里的诸多福利待遇。
在之后的交流环节中，在场的专家学者踊跃发言，积极参与讨论，气氛相当热烈。
2. 第2期RICE-CCES沙龙“中国能走出国企局部改革均衡吗?”成功举行
2015年4月29日18时30分在经济学院805会议室举办了第2期RICE-CCES沙龙，本期沙龙的主题是“中国能走出国企局部改革均衡吗?”。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杜巨澜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学的王勇助理教授和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章奇副教授出席了本次沙龙并发表演讲，经济学院陈钊教授和车嘉华教授进行了点评。
首先发言的是复旦大学的章奇副教授。他首先回顾了90年代以来国家对国有企业实施的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之后，他重点谈到了国有企业的局部性改革问题，他认为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得益最大的是央企及其利益相关者，同时他们也是反对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的主体。他认为从权利角度来看，如果权利结构本身不发生大的变化，未来受国有企业改革冲击的将主要是地方企业，央企的强势地位不会变。
杜巨澜副教授报告的是他关于中国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活动的一项研究。他谈到中国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都有比较好的信贷获取能力，这些实体企业通过向银行贷款，再向受信贷约束的实体企业进行再放贷，实际上发挥了影子银行的作用。他的研究发现再放贷活动，主要集中在央企和地方国企。
王勇教授认为国有企业问题已经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从全球化的角度看待中国的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改革是非常必要的。他指出过去10年间，国有企业高利润率的出现，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垂直型产业结构、廉价劳动力优势和贸易开放政策。因此，国有企业的高利润率，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果。如果去掉上游的垄断，中国经济的GDP会更大，社会福利会更高，但是也会触及一些人的利益。伴随中国企业的进一步转型，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和实际汇率都会上升，如果上游国有企业不改革，就会导致下游民营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失去竞争力，进而影响上游国有企业的发展，这样一种倒逼机制将促进上游国有企业的改革。
最后，陈钊教授和车嘉华教授在点评时谈到，国有企业的主要问题出在代理人缺位。解决方案应该一分为二，对于应该放开的行业和部门，政府不要设置进入壁垒，应该允许企业自由竞争；对于因某些原因必须保留国有企业的，不能用利益激励，而是应该运用行政的晋升激励或是问责机制。要保证这种激励真正有效，背后一定要以政治领域的改革作为配套。 另外，韦森教授、陆铭教授，也分别针对国有企业改革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此次沙龙活动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RICE-CCES沙龙系列由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RICE）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CCES）联合主办。该系列活动将定期邀请经济学家就当下社会的热点、焦点话题进行研讨和交流，旨在以学术研究为基础、以资政启民为导向，从经济学的视角为各类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献言建策。
2.第2期RICE-CCES沙龙“中国能走出国企局部改革均衡吗?” 成功举行
2015年4月29日18时30分在经济学院805会议室举办了第2期RICE-CCES沙龙，本期沙龙的主题是“中国能走出国企局部改革均衡吗?”。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杜巨澜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学的王勇助理教授和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章奇副教授出席了本次沙龙并发表演讲，经济学院陈钊教授和车嘉华教授进行了点评。
首先发言的是复旦大学的章奇副教授。他首先回顾了90年代以来国家对国有企业实施的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之后，他重点谈到了国有企业的局部性改革问题，他认为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得益最大的是央企及其利益相关者，同时他们也是反对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的主体。他认为从权利角度来看，如果权利结构本身不发生大的变化，未来受国有企业改革冲击的将主要是地方企业，央企的强势地位不会变。
杜巨澜副教授报告的是他关于中国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活动的一项研究。他谈到中国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都有比较好的信贷获取能力，这些实体企业通过向银行贷款，再向受信贷约束的实体企业进行再放贷，实际上发挥了影子银行的作用。他的研究发现再放贷活动，主要集中在央企和地方国企。
王勇教授认为国有企业问题已经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从全球化的角度看待中国的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改革是非常必要的。他指出过去10年间，国有企业高利润率的出现，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垂直型产业结构、廉价劳动力优势和贸易开放政策。因此，国有企业的高利润率，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果。如果去掉上游的垄断，中国经济的GDP会更大，社会福利会更高，但是也会触及一些人的利益。伴随中国企业的进一步转型，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和实际汇率都会上升，如果上游国有企业不改革，就会导致下游民营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失去竞争力，进而影响上游国有企业的发展，这样一种倒逼机制将促进上游国有企业的改革。
最后，陈钊教授和车嘉华教授在点评时谈到，国有企业的主要问题出在代理人缺位。解决方案应该一分为二，对于应该放开的行业和部门，政府不要设置进入壁垒，应该允许企业自由竞争；对于因某些原因必须保留国有企业的，不能用利益激励，而是应该运用行政的晋升激励或是问责机制。要保证这种激励真正有效，背后一定要以政治领域的改革作为配套。 另外，韦森教授、陆铭教授，也分别针对国有企业改革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此次沙龙活动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RICE-CCES沙龙系列由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RICE）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CCES）联合主办。该系列活动将定期邀请经济学家就当下社会的热点、焦点话题进行研讨和交流，旨在以学术研究为基础、以资政启民为导向，从经济学的视角为各类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献言建策。
二、科研成果
（一）评论与随笔
1. 寇宗来，《寻找新常态下的创新密码》，《解放日报》，2015年5月10日。
2. 陈钊，《专车可以有但也要竞争》，《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2015年4月7日。
（二）学术论文
1. 陈钊，《面向和谐发展的城乡融合：目标、难点与突破》，《国际经济评论》， 2015年5月27日。
2. 王永钦，《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一个东亚模式的理论框架》，《学术月刊》，2015年4月20日。
3.陈诗一,The Evaluation Indicator of Ecological Development
Transition in China's Regional Economy, Ecological Indicators,2015年4月.
4. 周亚虹、蒲余路、陈诗一、方芳，《政府扶持与新型产业发展——以新能源为例》，《经济研究》，2015年6月20日。
5.寇宗来, and Min Zhou, Hotelling’s Competition with Relative
Performance Evaluation，Economics Letters,2015年5月。
6. 盘宇章、寇宗来，《创新政策对中国上市公司专利行为的影响——基于专利生产函数估计》，《产业经济研究》，2015年5月20日。
三、学术交流与媒体传播
1.2015年4月1日，张军教授在CCTV财经频道担任现场嘉宾，讨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话题。
2.2015年4月5日，张军教授与里夫金的长篇对话：里夫金谈物联网大时代同时在《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和澎湃新闻推出。
3.2015年4月10日，张军教授主持了复旦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联合举办的全球论坛，并参加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建院30周年的庆祝活动的启动仪式。
4.2015年4月17日，张军教授接受担任《辞海》第7版分科主编聘书。
5.2015年4月18日，张军教授应邀出席上海万源城举行的论坛，就中国经济的前途发表演讲。
6.2015年4月19日，张军教授文章“张军：除了降准还需大幅降息”。《上海观察》发表。
7.2015年4月20-24日，张军教授应邀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进行访问并发表英文演讲，并出席 “经济学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nference）。
8.2015年4月29日，张军教授获得2010-2014年度上海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9．2015年5月4日，张军教授接受《解放日报》专访，就人生、职业和学术等问题接受了记者的提问。
10.2015年5月7日，张军教授应邀出席中国内衣产业全球峰会的论坛“变革的力量”并就中国经济的现状发表主旨演讲。
11.2015年5月8日，张军教授应邀出席新加坡华侨银行举行的2015春季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
12.2015年5月15日，张军教授出席上海财经大学举办的自贸区与中国开放经济新阶段的国际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
13.2015年5月20日，张军教授应邀出席第一财经在复旦大学举行的“财经名人谈之对话泰勒考恩”活动，与Tyler Cowen和涂子沛共话新经济模式、技术高原和未来增长。
14.2015年5月23日，周伟林教授参加了复旦大学主办的上海论坛2015年会。
15.2015年5月24日，张军教授与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Myron Scholes教授进行精彩对话。
16.2015年5月26日，张军教授出席上海教育系统表彰劳模与先进工作者会议。
17.2015年5月29日，张军教授应邀出席第一财经全球房地产金融峰会并发表关于中国宏观经济的主旨演讲。
18.2015年5月28日，张军教授与伯南克的对话实录编辑版“张军对话伯南克：新兴经济体，要有所担当”在观察者网发表。
19.2015年5月30日，张军教授与伯南克的对话全文“张军对话伯南克：金融危机时很孤独，不后悔选择QE”在澎湃新闻发表。
20.2016年6月3日，张军教授的引文评论文章“China’s Pursuit of a New World Economic Order”在Project Syndicate发表。
21.2015年6月6日，张军教授应邀出席在杭州举行的“混合经济与民营经济发展高峰论坛”并做主旨演讲“中国经济的非常态”。
22.2015年6月6日，张军教授的英文评论“特别提款权对中国有多重要？”被翻译成中文在澎湃新闻网发表。
23.2015年6月8日，张军教授出席复旦大学与英国杜伦大学联合举行的学术研讨会并做“China’s Overdose of Credit”的演讲。
24.2015年6月11日，张军教授在 “中国自贸区与中国开放新阶段高峰论坛”上的主旨演讲“自贸区实验应追求‘可控的金融开放’” 在《解放日报》发表。
25.2015年6月13日，张军教授参加了重庆大学主办的中国经济新常态与深化综合改革的高级研讨会。
26.2015年6月18日，张军教授出席了广州暨南大学兼职教授敦聘仪式暨张军教授学术报告会。
27.2015年6月25日，张军教授参加了南京大学主办的“江苏发展高层论坛”并发表演讲。
28.2015年6月27日，陈钊教授参加了上海交通大学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发展研究双年会。
29.2015年6月27-7月1日，张军教授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出席“Crawford Australian Ledership Forum”并在中国圆桌专场做嘉宾发言。
四、现代经济学系列讲座
第426期
报告时间：2015年4月17日
报告题目：Simultaneous Reporting of Credit Ratings May Discipline
Rating Agencies
报告人：汪天喜博士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Essex
第427期
报告时间：2015年4月21日
报告题目：The Great Expectations: Impact of One-Child Policy on
Education of Girls
报告人：孙昂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
第428期
报告时间：2015年4月30日
报告题目：State Power and Taxation in Autocracie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Late Imperial China
报告人：陈 强 教授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第429期
报告时间：2015年5月5日
报告题目：More Trusting, Less Trust? An Investigation of Early
E-commerce in China
报告人：刘冲博士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
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第430期
报告时间：2015年5月12日
报告题目： Access to Imported Intermediates and Intra-firm
Wage Inequality
报告人： Prof.Tony Fang 讲席教授
纽芬兰纪念大学
第431期
报告时间：2015年5月14日
报告题目：实际权威性与反腐败力度——来自中国省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经验证据
报告人：杨其静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第432期
报告时间：2015年5月18日
报告题目：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Procurement Auctions
with Asymmetric Sellers
报告人： 郝丽 Assistant Professor of Economics
Walton College of Business, University of
Arkansas
第433期
报告时间：2015年5月19日
报告题目：Price and Quantity in Offshoring
报告人：Dr. Ben G. Li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Boston
College
第434期
报告时间：2015年5月26日
报告题目：Walled Cit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报告人：Junfu Zhang, Associate
Professor
Clark University
第435期
报告时间：2015年6月9日
报告题目：The Great Housing Boom of China
报告人：陈凯迹 教授
Emory University
第436期
报告时间：2015年6月16日
报告题目：Review Extortion in an On-line
Marketplace
报告人：张凯夫 助理教授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第437期
报告时间：2015年6月19日
报告题目：The Primal Approach to Optimal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Income Taxation in Growth Models
报告人：金戈 教授
浙江财经大学财政系主任
第438期
报告时间：2015年6月25日
报告题目：One-Child Policy, Marriage Outcomes and
Welfare Loss
报告人：黄炜
哈佛大学
第439期
报告时间：2015年6月26日
报告题目：环境事件中的网络舆论研究——以PX项目为例
报告人：李丁 副教授
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
第440期
报告时间：2015年6月30日
报告题目：Do R&D Tax Incentives Work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China
报告人：贾俊雪 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