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届生涯教育论坛
2026年4月25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第十届生涯教育论坛在复旦大学袁天凡、慧敏校园经济学院睿郡报告厅顺利举行。以下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志阔在论坛上的主旨演讲《中国经济转型与职业路径重塑》。
各位好，非常高兴今天能在复旦经济学院新启用的大楼与大家分享我的思考。作为复旦的毕业生，今天能够站在这座象征着学院新气象的大楼里，和大家一起探讨中国经济转型对个人职业路径的深远影响，我感到非常激动。这座新大楼不仅是经济学院的崭新起点，更象征着复旦经济学科的蓬勃发展和无限潜力。
关于今天演讲的主题，经过反复斟酌，我还是以“研究”为主线，探讨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对个体职业路径的深远影响。
01. 中国经济的基本状况
讨论中国经济问题，往往先从总量出发。根据最新数据，2025年中国的 GDP 将突破 140万亿元人民币，稳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过美国，达到 1.3倍。这一经济体量的持续增长，成为讨论中国经济积极面的有力支撑，也充分证明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持续崛起。
▲图1：全球主要国家的GDP总量
然而，尽管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依然是人均收入水平上的中低收入国家。今天，美国的人均 GDP 依然是中国的 6倍以上，即便日本经历了长达三十年的经济停滞，其人均 GDP 仍将近是中国3倍。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得到两个深刻的启示：第一，尽管我们已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但中国经济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第二，发展依然是解决中国一切经济问题的根本途径。
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正在放缓。2026年 GDP 增长预期约为 4.5%–5%。过去多年，中国 GDP 总量及其占全球经济的比例持续上升，直到近几年出现拐点。刚开始时，我们认为这是暂时性的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将其归因于美国通胀、汇率波动等外部因素；然而，经过三到四年的观察，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这是否意味着一个长期趋势的形成。历史上，日本的经济轨迹为我们提供了警示。在日本 GDP 占全球总量 18% 时，恰逢中国当前的经济转折点。随后，日本经历了长达三十年的停滞，GDP 从占全球 18% 下降至如今的 4%。这一历史经验促使我们必须深思：中国是否也会经历类似的经济转型？
▲图2：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全球GDP占比
答案并不悲观：第一，中国和日本的发展阶段截然不同。日本在达到经济拐点时，已经是发达国家。在日本GDP占全球18%的时候，其人均GDP是美国的1.4倍。而今天，中国的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6，这意味着中国未来的增长潜力和上升空间，远超当年的日本。第二，中国与日本在制造业体量和全球影响力方面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日本在鼎盛时期，出口占全球比重不足10%；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不仅在制造业和出口市场体量上远超当年的日本，还拥有覆盖几乎所有工业门类的完整产业链。
▲图3：中国和日本的全球制造业产值份额
▲图4：中国和日本的全球商品出口份额
与当年的日本相比，今天的中国在多个关键领域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尤其在产业发展方面展现出令人振奋的进步。首先，近年来中国在多个战略性产业领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突破，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已经迎头赶上，展现出巨大的潜力和竞争力。我们可以看到，尚无任何一个国家在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展现出如此强烈的“AI焦虑”。这一点，无疑是全球范围内的难得成就。
中国在新兴制造业领域的进步同样显著。无论是在高端装备制造、绿色能源、还是在新能源车等多个行业，中国的产业已经进入了全球竞争的前沿。昨天，复旦经济学院2014届校友、张雪机车的独家天使投资人曹斌博士返校分享，讲述了一系列关于中国产业升级的真实故事。他的分享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中国的产业进步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更深刻地渗透到产业链的每个环节、商业模式的创新、以及全球市场竞争力的提升等多个维度。正是这一切推动着中国不断突破过去的瓶颈，逐渐实现从“制造”到“智造”的华丽转型。
与此同时，在科研领域，中国的进步同样是惊人的。我国的论文产出、专利数量、基础研究能力等各项指标，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升。中国的科研创新不仅局限于理论的突破，更体现在能够推动产业和技术应用的实际能力上。在这其中，复旦大学的校友和在校师生也在持续贡献他们的智慧与力量。当然，作为国内经济学研究的领军高校，复旦经院始终聚焦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不仅在国内外顶尖学术期刊上取得了显著成果，也积极推动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智力支持。
这些宏观叙事让人振奋，展现出持续向前的发展势头。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人在微观层面的切身体验却存在明显落差。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长期发布的《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中的就业感受指数，公众对就业形势的整体信心持续下降，感知到的就业难度不断上升；与此同时，工资增速显著放缓，收入增长明显减速。
▲图5：居民就业感受调查
▲图6：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
宏观产业的进步与微观就业感知的恶化，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也带来了深刻的困惑：为何经济仍在增长，而人们的就业感受却不断走弱？这一问题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深刻的原因，也是我近期研究的重点——单位 GDP 增长所带动的就业变化。过去，这一指标通常为正，意味着只要经济增长就能推动就业扩张；然而，近年来这一指标急剧下降，甚至转为负值，意味着尽管 GDP 总量依然增长，整体就业却在萎缩。这揭示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产业扩张和技术进步不再自动带来就业增长。
这一现象背后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产业升级高度依赖资本投入与自动化。例如，在全球新增的工业机器人装机量中，持续超过一半以上集中在国内。我们在调研中常见所谓的“黑灯工厂”——全程自动化运行，几乎不需要人工干预。技术效率的飞跃推动了生产力的提升，但也大幅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其二，人工智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取代人力。近年来，AI 加速渗透和替代各类岗位，许多曾由人力完成的工作正被高效算法所接管。这种技术变革尽管提升了整体效率，却也直接削弱了公众对就业的感知。
此外，就业形态本身也在发生深刻的结构性转变。过去，“一份工作干一辈子”是常态，除非主动寻求更好的机会，人们通常拥有稳定的雇佣关系。然而，近年来，传统的“正规就业”比例持续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劳务派遣、劳务外包、平台零工等灵活就业形式。目前，我国的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超过2亿。
02. 体制内热潮与未来
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深刻转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职业的稳定性，体制内工作已经成为许多人心目中的“理想选择”。根据最新的数据，2025年考公人数首次超过考研，考公人数已达到370万。更值得注意的是，顶尖高校的毕业生选择报考体制内岗位的比例显著上升。这一变化引发了我持续的思考：从经济学视角来看，如何理解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
一方面，近年来经济增速放缓和劳动市场的不确定性加剧，使得高学历群体在选择职业时更倾向于规避风险。体制内工作，尤其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长期以来被认为提供了工作保障、固定薪酬增长和稳定晋升通道。在当前经济背景下，不少学生认为与其选择风险较大的行业，体制内的岗位显得更为安全、可靠。
另一方面，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看，学生们不仅关注短期的薪酬，更重视长期的职业回报。近年来，许多大平台和企业的招聘规模逐渐缩小，尤其是一些传统行业和高科技领域，自动化和技术革新使得岗位需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稳定岗位越来越稀缺。对于顶尖高校学生而言，学历的信号价值也在决定职业选择时扮演着重要角色，体制内工作不仅能够回报这一信号，还能在未来提供更强的职业信号和持续的社会资本积累。因此，顶尖高校的学生偏好体制内工作，不仅是对当前经济形势和就业市场变化的理性反应，更是对未来职业路径、稳定收入和社会认可的深思熟虑的选择。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思考：体制内工作的长期趋势究竟如何？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开展的一项系统研究，聚焦一个长期未被充分量化的问题：当前中国财政供养人员的规模、结构与空间分布特征。我们的研究基于多源统计数据，对过去几十年财政供养人员的规模和变化趋势进行了系统估算，得出了几个基本结论。
首先，中国财政供养人员的总体规模长期上升，占总人口的比重逐步提高，但增速已趋于放缓。这表明，供养人员数量的上升并非短期膨胀，而是受到人口老龄化和制度性因素长期影响的趋势性特征。其次，从内部结构看，财政供养人员的规模增长主要来自离退休人员和编外人员的增加，而编制内在职人员数量相对稳定。这意味着体制内岗位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离退休人员和编外岗位的扩张所掩盖的表象，而非制度性扩张的结果。第三，从空间分布来看，财政供养人口在区域之间存在显著错配。特别是在东部发达地区，人口大量流入，供养岗位的编制数量远远不足；而在人口流出较多的中西部地区，体制内岗位却高度饱和，部分地区甚至县城几乎全是编制内的工作。这样的空间错配不仅反映了资源配置与人口流动之间的不协调，也提示了体制内岗位的“稳定性”并非均衡保障，而在区域发展上存在深刻的不平衡。
另外，许多人对体制内工作抱有“退休金高”的普遍印象，但这种认知忽视了一个逐渐显现的事实：当前领取较高养老金的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大多是60后及更早出生的一代人。自2014年起，机关事业单位全面实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新入职人员的养老金已与企业职工基本并轨。因此，如果你今天进入体制内，未来退休时的养老金水平将与大型企业员工相差并不大。近年来，养老金替代率（即退休后收入与退休前工资之比）持续下降，这一变化不可忽视。特别是在地方财政压力日益增大的背景下，退休人员的待遇调整空间受限，工资增长也明显放缓。
理解这些趋势，有助于我们更客观地评估体制内就业的吸引力，并为未来就业和财政政策的制定提供更严谨的事实基础。体制内岗位的所谓“稳定性”和“保障性”并不一定真正存在，更多是由财政供养体系的结构性约束和人口变化等长期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单纯将其作为高福利、退休金或长远保障的象征，可能会忽视体制内岗位在未来面临的种种挑战和变化。特别是，随着中国人口流动的趋势变化，财政供养人员的配置也将随之动态调整。如果仍以“某地好考”“门槛较低”作为择业依据，今天看似容易进入的地方，未来或许会成为职业发展的重大瓶颈。因此，选择体制内岗位时，我们应更加理性，特别是要衡量自身的职业发展目标与岗位提供的长期回报，谨慎评估是否仅凭“稳定性”作为决策依据。
当然，在当前背景下，选择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依然具有其独特的意义。对于许多人而言，体制内岗位不仅是职业选择，更是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体现。尤其是在国家治理和公共服务的领域，体制内工作为个人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平台，让员工能够直接参与到社会的建设和进步中，贡献个人的力量。这种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情怀，依然是许多人选择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重要动因。
03. 中国企业出海成为大势所趋
我们不断追问，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一系列结构性挑战的根源究竟何在？我认为，这与近年来中国科技的快速崛起，以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华实施的高科技遏制密切相关。
起初，我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并不系统，但直觉告诉我它至关重要。于是，我花了数年时间深入研究一个问题：美国究竟是如何制裁中国的？美国的制裁手段多种多样——如出口管制、实体清单、投资限制、技术封锁等，细节繁杂。然而，从数据来看，趋势却十分明确：无论是新增制裁的数量（增量），还是累计制裁的总量（存量），美国对华高科技企业的打压都在持续加剧。
▲图7：美国对华高科技企业制裁数量变化｜资料来源：刘志阔和鲁菁菁（2025）
更重要的是，这已不仅仅是中美之间的博弈，而是一个新兴经济体与全球既有高科技产业体系之间的深度对抗，我们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中国能否扛住这些压力，并在冲击中保持持续发展的能力，这一问题，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趋势性现象与周期性问题的深刻交织。
在这种背景下，中美之间的直接贸易联系正在经历快速而深刻的变化。自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在美国进口中的占比持续攀升，直到贸易战前夕，达到了 22% 的历史最高点。然而，自2018年贸易战爆发后，中美之间的贸易联系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贸易总额迅速回落，现已回到2000年左右的水平。这一变化标志着两国直接经济联系的历史性断裂。历史上，从未有两个大国在非战争情况下，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经历如此剧烈的经济“脱钩”。这种脱钩不仅体现在贸易领域，实际上在科技、教育等多个领域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高科技和学术合作方面，影响更为深刻。这一变化不仅深刻改变了两国之间的经济互动，也对全球供应链和科技创新带来了重大冲击。
▲图8：中美直接贸易份额变化｜资料来源：陈诺、刘志阔和莫蕊（2026）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企业正在加速“出海”，寻求新的市场和增长机会。我们系统梳理了中国企业在海外布局的变化，发现其全球化进程经历了两个清晰的阶段。最初，中国企业的海外布局主要以“转口贸易”为主。为绕过美国对华加征的高额关税，大量企业选择将产能转移至越南、墨西哥等国家，通过这些第三国进行加工后，再出口到最终目的地。这种做法在当时有效避免了贸易战带来的直接冲击，成为许多企业短期内的应急选择。
然而，近年来这一趋势正在发生变化。中国企业不再仅仅将海外设厂视为规避关税的工具，而是将其作为实实在在的全球化战略的一部分，真正扎根于国外市场进行深耕。这些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布局逐渐转向本地化生产、研发和市场拓展，力求在全球市场中占据更稳固的位置。随着全球化战略的深化，许多企业开始在供应链、品牌建设、技术创新等方面与国际竞争对手展开更加全面的竞争。
▲图9：中国上市公司海外子公司数量｜资料来源：冯净冰、刘志阔、吴肖乐和俞抒（2026）
那些较早、较深完成全球化布局的企业，往往在全球市场中表现出了强大的韧性和竞争力，无论是在业绩的稳定性还是资本市场的估值上，都表现优异。根据中国所有上市公司披露的年报，2024年企业海外总收入已经突破了 15万亿人民币。这些企业通过多元化市场布局，不仅能够有效应对国内市场增长放缓的挑战，还能够利用全球资源、技术和市场机会，获得更为丰厚的回报。相比之下，仍局限于本土市场、未能有效“出海”的企业，在全球化竞争中缺乏足够的抗压能力，无法利用国际化带来的机遇，面临更高的经营风险。
这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关键的启示：在思考未来就业机会时，我们需要意识到当前的一个重要趋势——必须跟随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进程，实现个人的全球化。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离不开企业的全球化与人才的国际化进程，中国的崛起必然伴随着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而企业的全球化则需要人的全球化。“人的全球化”并不复杂，关键在于将个人的职业选择主动嵌入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进程之中。如果放到十年前，我们在毕业时首选北上广。但今天，我特别强调的是，我们必须从全球视角去看待就业选择。不要仅仅考虑是否留在大陆工作，而应当思考能否走向世界，去到越南、墨西哥、巴西，甚至其他新兴市场国家。
这一进程中，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目前的人才储备和教育体系滞后于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实际需求。当前我们对海外的认知非常有限——除了对欧美发达国家的法律、文化、语言有一定了解外，我们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知之甚少。而正是这些国家，成为了中国企业出海的主要战场。因此，率先跟随中国企业走向全球的第一批人才，将毫无疑问地享受到“先行者红利”。近几年，我认识的几位毕业生中，有的常驻巴西，有的扎根墨西哥，还有的在越南开拓市场。他们普遍反馈：工作节奏更合理，内卷现象远低于国内，而且有机会深入学习当地的语言、法律以及商业文化等。
我特别想说，无论中国是否被定义为“崛起”，其全球化进程都将持续推进。而这一轮全球化，与中国早期由国有企业主导的全球化截然不同，今天的全球化主要由中国民营企业主导，且具有更加明确的市场导向。这不仅是一次职业跃迁的机会，更是一个历史性趋势。这一转变要求我们在选择企业时，不仅要看其国内市场表现，更要考量其全球化布局是否深入，是否能提供国际化的职业平台。
回到开始提到的的中日比较，中国的全球化与当年日本的全球化存在一个显著的差异：日本并未实现“日本人的全球化”。由于日本在当时已经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其国民普遍缺乏动力去跟随企业“出海”。结果是，日本企业的全球化主要表现为海外资产的扩展，而非人力和组织的深入落地。在上海有大量日企，但在这些日企中，只有高层管理人员来自日本，并且高管经常每三年轮换一次。加上日本制造业体量有限，海外投资往往集中在少数高利润赛道，一旦技术浪潮更迭，未能及时布局下一代产业，日本产业的竞争力就会逐渐衰退。而中国今天的全球化则不同，中国人正在实实在在地跟随中国企业走向世界，这为中国企业及其员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04. 未来职业路径的变化
回顾历史轨迹，再审视中国当下的发展，要真正突破当前的发展困境，必须具备“在海外再造一个中国”的战略魄力。我们可以明确看到，未来毕业生跟随中国企业走向全球，将成为关键的时代趋势。只有将产能、供应链、人才乃至生态体系深度嵌入全球市场，才能实现经济在国民意义上的实质性触底反弹。
与此同时，服务业内部正在发生深刻的结构性职业变迁，这一点同样不容忽视。服务业可分为两大类：生活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纵观各国的发展历程，制造业的就业占比普遍呈下降趋势，而唯一持续扩张的是生产性服务业。这种扩张不仅仅局限于本地的小型服务业，更体现在能够进行商业模式扩展和全球化布局的细分服务业。值得注意的是，今天在场的各位嘉宾几乎都来自服务业，而且都在各自的细分领域内，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过去几十年中，几乎所有就业增长都来自于服务业。
服务业的一个关键要素是“位置”。真正具有成长潜力的细分服务业，只有在大城市才能蓬勃发展。虽然当前部分小城市也出现了一些就业机会，但从整个职业生涯的人力资本积累角度来看，大城市的职业平台无可替代。大城市服务业不仅规模庞大，而且持续进行着动态的迭代，孕育出新的发展赛道。这种动态的职业成长环境，恰恰是职业发展的核心土壤。因此，我想特别强调，真正的就业机会，特别是在服务业领域，依然集中在大城市。大家在选择就业区位时，也应该更加关注大城市所带来的人力资本溢价。
此外，现在另一个重要的选择正在重新变得有价值，那就是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过去，我并不轻易鼓励学生读博，但如今，无论是在业界、国家层面，还是在未来发展中，高水平、系统性研究能力的需求正前所未有地真实存在。而这种研究能力，在顶尖的高校和学院里能得到很好培养。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为例，我们的博士培养不仅没有贬值，反而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持续升值——因为社会对专业性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因此，大家可以考虑在复旦继续深造，或是申请海外一流院校。
回想我们当年读书时，许多人一心想要攻读博士学位，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后来，我们逐渐意识到，做研究的真正意义，远不仅仅是为了在高校任职。研究不仅是一项工作，它更是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帮助我们更深入地分析问题、发现规律、提出创新解决方案。许多同学因为具备了这种研究中的思维方式，他们在各自的行业领域中取得了卓越成就。正是这种思维方式，使他们能够站在更高的角度解决复杂的实际问题，推动所在行业的发展。因此，博士学位不仅仅是学术职业的通行证，它同样为多种职业路径提供了深厚的支持，帮助我们在不同领域内实现跨越式发展。
这就是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参与。十年来，江源老师、张馨老师等学工老师为论坛的筹备倾注了大量心血与精力，再次表示感谢，谢谢！
文章来源 | 经生经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