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复旦大学文科一级教授、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谈这一轮经济刺激政策出台的原因与运作的逻辑。张军教授表示，这一轮经济刺激政策重在通过刺激股市、楼市扭转人们对中国经济的预期。展望未来，刺激的重点应该放到服务业上，从培育购买力的角度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股市、楼市是扭转预期的突破口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哪些因素促使决策层推出这一轮经济刺激政策？
张军：决策转变的过程确实比较难。大约在10年前我们开始感受到上一轮大规模经济刺激过后遗留的问题，包括房地产泡沫、环境污染等。因为这些“后遗症”，决策层下决心改变宏观经济的管控方式，不能遇到经济波动就刺激需求，特别是基建投资。2014—2015年，决策层开始主动下调经济增长目标，提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并将经济政策的发力点从需求侧转移到供给侧，调整经济结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2015年5月，《人民日报》访问权威人士，当时提出“如果采取大规模强刺激和拼投资等老办法，可能会积累新矛盾”。
这样的思路一直坚持到2022年，当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同时，经济政策口径开始调整，提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在原来强调供给侧的政策的基础上寻求平衡，因为新冠疫情冲击导致需求收缩。
2022年开始强调扩大内需，2023年经济一度呈现比较强劲的反弹。但是2024年上半年一些经济指标没有达到预期，而且不同领域在经历疫情后的恢复情况极不平衡，很多领域并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更重要的是，“预期转弱”愈发成为突出的问题。老百姓在茶余饭后谈论的房价、就业等内容，都是预期持续转弱的反映，同时又在加强负面预期。
2015年以后，决策层更加强调“跨周期调节”，疫情期间转为强调将跨周期调节与逆周期调节相结合。今年9月2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则强调“加大财政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发生这样的转变就是因为预期持续恶化，让决策层意识到，如果预期不发生逆转，无论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是扩大内需战略的效果都将受到影响。比如2022年年底以来，货币政策一直相对宽松，但是钱却贷不出去。因此问题的焦点并非面对经济波动需求侧政策是否及时出台、跟进，而是预期尚未扭转，导致在流动性相对宽裕的情况下，今年二季度经济增速仍然无法维持。9月底一系列表态、政策便是决策层意识到一定要扭转预期的表现。
《中国新闻周刊》：疫情后经济复苏以来，各类经济政策不断加码，你认为这一轮经济刺激政策有哪些“新意”？
张军：扭转预期，一方面需要出台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另一方面就是要选择一个好的突破口，也就是找到效果最好的政策，如果只是释放更多流动性，或是加大投资项目的力度，可能不会产生好的效果。决策层一定在这方面进行了精心设计，人们最为关心的无非就是资本市场与房地产市场，这两个市场一旦恢复“人气”，就意味着预期问题开始改善。因此此次将沪指拉回3000点以上，并提出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都是希望借修复这两个市场的情绪，扭转人们的预期。
在市场经济中，参与者的animal spirit（动物本能，指影响与引导人类经济行为的本能、习惯与情感等非理性因素）至关重要，其中就包括冒险精神。因此重要的是让人们在市场中看到机会，这样才能激发人们的冒险精神。人们不看好经济形势可以找到N个理由，但是这些理由都抵不过一个可以赚钱的机会。很多外资投行也纷纷改口，认为中国的资本市场值得投资，正是因为看到决策层以这两个市场为突破口，扭转预期的决心。
《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看待后续财政政策推出的节奏？
张军：如今央行先行一步，在不增加基础货币投放的情况下拉升股市，随着市场预期的逐渐改善，财政政策一定需要跟进。未来收支间的缺口可能被拉大，赤字率也可能突破3％的上限，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倒逼财政政策有所突破，但是政策风格仍是稳健审慎。中国的政策风格一般会在解决眼下问题的同时兼顾长远问题，需要平衡短期与中长期目标。
《中国新闻周刊》：市场对于财政政策发力的方向分歧比较大，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张军：政策制定者与市场沟通未来出台的增量政策时，肯定不会针对某个单一领域，强调综合治理是中国政策的特色，意味着中国不会像美国那样只给家庭发放现金，或是针对某个领域一次性给足政策支持力度。一如10月8日发改委负责人在强调政策支持改善民生的同时，也会强调对于有效投资的支持。当然，综合治理需要找到一个突破口，首先让市场情绪有所改变，再在各个方向上发力。
将刺激的重点放到服务业上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服务业与建筑业收入情况不容乐观，建议政策应该更多扶持这两个行业，这两个行业的表现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联是什么？
张军：就业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就业属于自谋职业，而服务业中的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在疫情期间受到的冲击比较大，一些个体工商户直接歇业、转行。疫情结束后我们应该出台政策帮助这些自谋职业者，比如给予他们包括税费、房租减免等政策。很多家庭的生计都依靠一家小店，帮助他们的经营水平恢复到疫情前，可以解决这部分家庭的收入问题，从而带动消费支出。
目前帮扶政策更多关注制造业，我们近期进行的一项数据分析发现，疫情后生产恢复得比较快，但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特别是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并没有回到疫情前的增长趋势，甚至增速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以致拖累消费支出。因此无论从就业优先的角度来说，还是促进消费支出的增长能够略微高于名义GDP增速的角度来说，我们都需要通过帮扶政策让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8月初，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9月，中央发布《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此前外界对于这两份文件的重视程度似乎不够。其实，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已经不具备2008年实施“四万亿计划”时的条件，但是如果将刺激的重点放到服务业之上，也就是围绕前述两个文件展开的话，可以帮助到更多居民、家庭，效果也会更好。如今很多政策意在恢复生产，看似可以拉升GDP，但是居民、家庭缺少切身感受。
《中国新闻周刊》：从更加长期的视角来看，如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张军：客观来讲，我们确实面临需求不足的问题，如果我们将生产调整到与需求相匹配的水平，意味着经济增速将受到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出口与内需共同支撑现有产能。
我们现行的体制，包括政府体制都是围绕生产建立的，比如对于各级政府而言，主政者思考更多的还是生产，争相上马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热门项目，在导致产能过剩的同时导致内卷，一方面导致企业更多思考如何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做到极致，缺少创新技术的能力；另一方面员工工资很难提升，始终维持一种低水平均衡。理想的状况可能是企业数量更少，但是规模更大、效率更高，将更多资源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吸纳更多就业。服务业越发达，劳工工资水平越高，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整体工资水平，如果只依靠制造业便会发现工资上涨越来越慢。
从生产主导的体制切换到消费主导的体制会比较艰难，需要财政体制、官僚体系等将注意力从企业逐步转向家庭。但是转型方向肯定如此，正因为如此才提出国内大循环，更多依靠国内市场消化自身产能，逐步从世界工厂转型为世界市场。这就需要考虑如何在未来培育购买力，像养老、医疗、教育等问题都变得至关重要，只有更好地提供这些公共服务，才能降低居民家庭自我保障的负担，从而培育出比较合理的购买力。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