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经济周刊联合百度APP，邀请代表委员、学者型官员、商界领袖、经济学家、行业专家，推出《两会大家谈》系列直播，旨在通过专业的探讨，分析现象背后的本质。3月11日的第五场直播关注民营经济话题：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目标定为5%左右，要想达到5%左右的经济增速，可能会面临哪些困难，应该如何应对，如何突破经济的内部约束？民营企业家“出海”有何经验可循？新质生产力的提高将对就业和消费产生哪些影响？复旦大学文科一级教授、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等嘉宾应邀出席访谈，回应以上问题。
问：如何从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看待5%的增速？从2023年的情况出发，可能从今年起，我们要达到年均4.5-4.6%的增速。但是另一方面，可能我们现在增速下行的趋势略微有些快，可能从2010年之后我们的GDP增速每年都要下降0.3%以上。
张军：我们过去长期将增长的潜力看作外生的、给定的东西，我们从与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的差距中预判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但实际上还有很多其他的限制条件。如刚才提到每年增速要下降0.3%，但我不认为是线性的持续发展态势。关键是我们能不能从内部突破一些约束，这样我们的发展潜力可能就可以释放得更多一些。我的看法是，潜在增长率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给定的，还是要联系到我们本身的经济结构，以及经济动能发生的一些变化，包括人口因素造成的影响等。目前我们潜在增长率，可能取决于能在多大程度上突破所面临的一些约束，更好地释放增长空间。
问：刚刚您提到了我们的经济面临一些内部约束，如果在短期内想要取得更大成效，您认为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放在何处？
张军：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约束在需求层面。我认为，应从整体上考虑力度更大的政策，来改善我们的消费需求。我一直强调，我们需要一个超级购买力。在地方政府面临财务约束越来越紧的情况下，这个超级购买力应与中央政府有关。因为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经济实力、主权信用等各方面非常好，中央政府应该更大力度地发行国债。过去我们可能依靠出口、投资等超级购买力，但在情况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国家应该考虑更多地发行国债，解决购买力不足的问题。目前国家给家庭的转移支付，比如基础教育、医疗等，还是相对比较欠缺的。从投资角度上，民营企业也面临类似的状况。
问：新质生产力的提高，可能对我们目前的就业情况产生影响，请问张军教授如何看待这一影响呢？
张军：我认为经济是多个部门的组合，新质生产力在制造业得到提升，那势必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短期内会制造很多失业人口，但市场会创造出其他机会吸纳这部分生产力。例如在工业革命、二战以来，因技术提升而造成的失业人口，逐渐被消费性的、生产性的服务业等部门吸纳。在任何一个经济体、服务部门在管制不太多的情况下，都有扩张的本能。目前我国服务业受到的管制比较多，我们应在政策上更多地支持、鼓励服务业的发展，以此促进工资的提高、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就业空间的扩大。从另一角度，期待一人工作养活一家的想法，或许就需要依赖新质生产力对制造业的提升，进一步溢出至服务业。
问：您的学生中应该有很多优秀的民营企业家，想必也会有人有“出海”的经历，您能否总结一下“出海”的经验？
张军：“出海”对制造业大国来说是必然的。当一个企业具备核心技术，培养好自身品牌后可以出海，即便是代工企业也可能因成本变化选择出海，这是民营企业自己的选择。因为目前与发达国家存在贸易方面的摩擦，与相关国家的直接双边贸易可能受到影响。从过去经验来看，可以通过第三方转移一部分供应链，以此继续向我们的贸易伙伴出口。如果从政府角度，当然期待具备相应的政策支持。就去年全球主要国家海外直接投资的累计总额，中国未来企业出海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而这个趋势也是不可改变的。
问：新质生产力的介入，可能将更多第二产业的工作转移至新兴消费服务的新岗位。围绕消费问题，请问您认为当前居民的消费潜力还有多大？
张军：消费从需求角度、支出角度来看是不同的概念，很大程度上与整个政策环境有关。如果将中国收入划为五等分，中等以下家庭的消费潜力更大。因为中位以下家庭的消费意愿更大，而他们受到资源的限制也更大，不能转化为相应的开支，所以我们应将有限的资源更多用于这类群体。看到这次两会上也有委员提到，国家应该为儿童与老人提供更多免费的服务。政府应该提高融资的规模，支持受疫情冲击较大的行业，帮助中国经济走出来，这样大家都会恢复信心。
文章来源 | 复旦发展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