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经济下行时，一定要想办法让经济走出低谷，要尽快实行宽松货币政策，尽可能对企业宽松，提升信心。”
北京时间10月10日，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由于在银行与金融危机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Ben Shalom Bernanke）、芝加哥大学教授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W. Diamond）和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教授菲利普· 迪布维格 （Philip H. Dybvig）折桂。伯南克以研究大萧条闻名，而后两位则是现代银行理论的奠基人。在全球央行加息、衰退预期强烈和金融动荡加剧的当下，这一奖项的颁发难免让人感觉带有强烈的现实关照意义。不过，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王永钦在接受界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不能算作三位学者获奖的主要原因，毕竟，若主要考虑现实意义，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颁发给他们这一奖项要比现在更加适合。确切地说，是三位所作出的开创性研究本身，让他们赢得了这一桂冠。他说，他们的理论对于理解金融危机的机理和防范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当下全球央行和决策层来说，有两大启示尤其值得关注：第一，几乎所有的金融危机都是短期债的流动性危机；第二，“金融加速器”效应会加速经济的顺周期。所以当经济下行时，一定要想办法让经济走出低谷。王永钦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耶鲁大学博士后。在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前，他就预测今年的诺奖大概率会授予金融经济学领域，特别是研究流动性和金融危机方面的经济学家。而这也正是他的研究专长所在。以下是采访实录，经过编辑整理。
界面新闻：您准确地预测到了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奖情况，诺奖揭晓后是什么感想？
王永钦：非常高兴。因为诺奖已经很多年都没有颁给这一领域的学者。银行制度、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这都关乎基础的构建。现在有个领域在业界很时髦，叫“金融管道”（financial plumbing），就是关注最底层的金融基础设施。我想如果早些关注这些问题，可能也不会有2008年的金融危机了。虽然学术界在1983年就撰写了相关文章，但真正抵达政策界还是有相当长的距离。今年他们三位终于获诺奖了，我是非常高兴的。
界面新闻：请您介绍下今年三位诺奖得主的主要贡献？
王永钦：戴蒙德和迪布维格的主要贡献在于奠定了银行理论和银行危机理论的基础。银行是化解社会流动性风险的一种方法。什么是流动性风险？简单说就是，每个人在一生的某个时刻都可能面临不时之需，譬如要去读书、结婚，或者遭遇变故；企业也是，可能突然需要一笔投资。因此，每个个体或者企业，都可能面临流动性风险。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时有流动性要求，所以可以采取社会保险的制度来安排，就像互助组一样，将社会的资源汇集在一起。银行的存在就是创造流动性（短期债），在资产端则转化为长期的实体经济投资项目，银行这样将长期的缺乏流动性的项目转变成了流动性，一方面创造了流动性，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尽管这种银行制度早在中世纪就已经出现在意大利，但戴蒙德在1983年和迪布维格合作的文章中，第一次说明了银行的经济学实质是什么，也是第一次让我们真正明白了银行背后的哲学（理论）含义。这是其一。
其二，银行在资产端可以去放贷、投资，而投资的一般都是长期项目。一方面，对储户来说，“保险”是有流动性的，而且还可以从中获得一笔收益；另一方面，银行将钱投资给企业，可以做大蛋糕。这是一种帕累托改进的制度安排，皆大欢喜。所以，一个国家要想发展，就要有银行体系。如果看中国的信贷历史（如杨联陞先生的书）就会发现，跟西方近现代社会相比，中国同时期经常处于缺钱、即流动性缺乏的状态，现在的大规模的分工经济很难得以发展。当时中国发展相对落后的原因之一，可能就是没能创造出一个现代金融体系。
戴蒙德和迪布维格的这篇论文也证明了，银行创造流动性（短期债）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有其内在的脆弱性。银行本质上是一种流动性的社会保险安排，而保险制度最怕的就是同时出现问题。一般来说，不会所有人同时面临流动性问题，但当恐慌情绪出现，由于短期债问题，银行就会出现挤兑，问题就会出现。
这一内在脆弱性就体现在期限错配上。银行负债端是短期债，但资产端是长期贷款。无论是1929年的危机，还是2008年金融危机，实际上都是短期债危机，跟戴蒙德的模型一致，只是表现形式不一样，1929年是传统银行挤兑，而2009年出现问题的则是影子银行，但本质上都是短期债危机。戴蒙德和迪布维格的这篇文章就告诉大家，金融危机都是关于短期债相关的流动性危机。
为此，第一，银行必须受到监管；第二，要有存款保险的安排。美联储在1934年金融危机后成立了存款保险公司以防挤兑。从那之后的70年再没有爆发银行危机，直到2008年。2008年出现问题的影子银行是当时美联储不够了解的，但影子银行本质上也是银行，因此他们的理论也是适用的。
纵观过去一两百年，监管者一直在盯着各种新形式的“银行”，跟金融创新“赛跑”。包括最近几年国内的资管新规，其实也是为了解决期限错配等问题，这跟戴蒙德和迪布维格的理论也是吻合的。
伯南克则是从企业角度入手。他认为，企业借贷是顺周期的，经济好的时候，企业利润就高；利润高，银行就更愿意放贷，因为企业有更多的担保品。反之，在企业最需要钱的时候，银行却不愿意贷款，由此就会导致经济波动。
评价伯南克的贡献，需要放在经济学的发展上来看。在伯南克之前，大家认为经济周期是由技术变化导致的，比如铁路、互联网的出现等。然而这个理论跟现实并不很吻合。伯南克本身就是研究经济史的，他认为，1929年大萧条并不是因为技术原因导致的。在1980年代初对大萧条的实证研究中他发现，银行信贷萎缩在加剧经济衰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08年的经济危机也是。他是较早从金融角度来解释经济波动的学者。跟戴蒙德和迪布维格不同，他是从企业和经济周期角度来看宏观经济。所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将这两个理论放在一起非常合适。这两个理论的结合也产生了一个新的领域，宏观金融（macro finance），即从金融角度理解宏观经济的波动、周期等。
界面新闻：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这三位学者，有没有为现实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考量？
王永钦：我认为不完全是，至少不应该以这个考量为主。因为按理说，跟他们的理论最吻合的阶段应该是2008年，但当时的诺奖并没有颁发给他们。所以，我认为，主要还是因为他们的理论本身非常经典，已经写入教科书。再加上2008年金融危机后，大家越来越觉得，他们的理论非常重要、非常现实。因为现在谈到金融危机，表现形式就是流动性危机、短期债危机，均来自戴蒙德和迪布维格的D-D模型；而要谈到顺周期，就不能不提伯南克。所以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这三个人。
界面新闻：谈到2008年金融危机就绕不开雷曼破产；而如今很多人在担心瑞士信贷可能会成为下一个雷曼，您怎么看？
王永钦：我感觉不会。因为雷曼破产当时是由各种原因导致的，包括伯南克在前几年的回忆录里也非常含蓄地提到，美国政治非常复杂，国会拒绝拯救雷曼；而在业界，雷曼时任CEO人缘也不好。
除政治因素外，当时没有救雷曼的另一个原因是低估了雷曼的影响。当时政策界对影子银行的理解也不是很深，没有意识到雷曼其实是跟很多企业通过资产负债表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抵押品渠道。比如雷曼如果要跟别人借钱的话，就需要提供债券等抵押品，但当雷曼倒闭时，对方就只能抛售这些债券，抛售就会带来资产暴跌，持有这些债券的其他机构也会受到无辜牵连。而当时美联储没有完全理解这种抵押品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未来这个领域很可能也会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认为，瑞信不会成为下一个雷曼，因为我们现在对金融市场的理解要比2008年时强得多。而且，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再遇到雷曼这种场景，大家都会吸取教训，特别是欧洲人非常保守，不可能对此坐视不管。另外，有人曾经计算过，瑞信的情形也没有雷曼当年那么糟糕。
界面新闻：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新晋得主的理论对当下全球金融监管机构有何启示？
王永钦：其实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要注意两个方面：第一，几乎所有的金融危机都是短期债危机，2008年也好，1920年代的危机也好，毫无例外。所以短期内会引起流动性危机的，包括影子银行和各种“宝”，都应该成为金融监管者密切关注的方向。
第二，伯南克告诉我们，“金融加速器”效应会加速经济的顺周期。所以当经济下行时，一定要想办法让经济走出低谷。
这两方面合在一起的含义就是，要加强逆周期管理，即经济不好时，要尽快实行宽松货币政策，尽可能对企业宽松，提升信心。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文章来源 | 界面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