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世界讲述中国经济》张军 著|东方出版中心
作为复旦大学最年轻的文科资深教授，张军一直坚持观察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内在逻辑，并对政府决策及时发出提醒与建议。
2005年起，他应邀为海外平台“世界报业辛迪加”撰写关于中国经济的原创评论文章，一写就写了16年。从上海发出的“中国声音”，在国际经济学界得到重视、收获“点赞”。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菲尔普斯教授评价：复旦张军的文章，是我迄今读到的对中国经济奇迹真正好的解释。
把新旧政策衔接得更好
跟市场做更好的解读和沟通
读书周刊：《向世界讲述中国经济》收录了在海外平台公开发表的48篇文章，篇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是“增长”，如“理解中国增长模式”“中国增长的秘密”“中国在超越GDP增长的目标”“过去10年中国的经济实力何以迅速增强”。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如何理解这一新常态？
张军：从大趋势上看，经济增速放缓是正常的。2021年，中国GDP已经突破110万亿元。这个量是很大的，发展速度慢下来是客观趋势，就像滚雪球一样，雪球越大滚得越慢。
但我觉得，增速下行除了趋势性的因素和政府最初主动下调增长目标以外，后面更多跟政策环境、市场预期有一定的关系。比如，一些政策在时间上的不一致、不连续，导致不确定性增加；一些政策在地方执行中一刀切，扰动市场主体对未来的看法乃至信心，从而影响投资、消费等。
在这样的新常态下，关键是要认真评估，把新旧政策衔接得更好，跟市场做更好的解读和沟通，而不是“急转弯”。
这次全国两会期间，我看有报道说，总书记专门强调，“双碳”目标是从全国来看的，哪里减，哪里清零，哪里还能保留，甚至哪里要作为保能源的措施还要增加，都要从全国角度来衡量。
绿色转型是一个中长期过程，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要实现一个中长期的好目标，最好的方式是利用市场机制，在稳定预期中不断改善和逼近结果。这也是代价最小的做法。比如关于实现碳中和，我想碳配额的交易市场就是应该大力发展的解决机制。
归根结底，要“先立后破”，而不能“未立先破”。就像总书记指出的，“不能把手里吃饭的家伙先扔了，结果新的吃饭家伙还没拿到手”。这一点对于各地政府来说是万万不可马虎的。
读书周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预期增长5.5%左右。您怎么解读这一目标？
张军：5.5%左右这个预期增长率，是在高基数基础上的中高速增长，没有必要悲观。
应该看到，经过这些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的底子是厚实的，发展韧性好、潜力足、空间大的特征没有变，经济稳定恢复和转型升级态势没有变，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没有变。关键是要在全社会形成持续发展的共识。
事实上，此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了发展是第一要务。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我们的很多问题还要靠发展来解决。这也释放了一个信号，与一些已经发展不动的发达国家不同，我们的“蛋糕”还要做大、必须做大。
读书周刊：2022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从宏观调控的角度来看，如何才能确保“稳”可预期、“进”有动能？
张军：在宏观调控方面，我们需要真正把预期管理置于中心的位置。政策制定部门和市场之间要保持频繁、有效的双向沟通，多用价格型调控政策，稳住市场主体的预期。
举个例子，信贷政策是数量型政策，信贷数量多了少了，在短期内带来的变化会很大，对预期的稳定也有影响。新形势下，如果我们多考虑价格型政策，比如让高利率降下来，把融资成本降低，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状况是不是就能得到改善？
坦率地讲，如果继续多用数量型政策，即便释放更多信贷，恐怕只会催生出更多盲目投资、重复投资和无效投资，未必能真正缓解市场主体的融资约束。
去年以来，我一直在呼吁：制定宏观政策时，市场预期应当成为一个锚。这个参照由市场主体对经济前景的看法构成，尤其是企业家的看法。政策要稳住市场预期这个锚，就要高度关注市场主体的看法。这是确保“稳”可预期、“进”有动能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中国底层的活力、韧性
是外力所不能打断、削弱的
读书周刊：早在2005年，您就公开呼吁依托国内消费支持，以实现真正安全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现在来看，相关判断有什么需要深化的地方吗？
张军：确实，在新书收录的《中国增长弱点》一文中，我曾明确提出，消费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弱项。
对于消费这个问题，还是要辩证地看。在我们经济增长最快的十几年里，消费支出的增长其实并不低，在全球是高的。不过，在“三驾马车”中，它所占的份额相对不高，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的投资更快、更强。所以，在投资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阶段，消费占比和动力还不是个大问题。
现在因为经济增速有所放缓，所以关于消费能不能成为类似于投资那样拉动经济增长的力量，就受到了格外关注。
中国的家庭消费习惯受传统文化影响比较大，节俭是美德，而且更看重下一代。虽然我们的消费在扩大、在升级，但不像西方一些国家对当期消费那么看重，“有钱就月光”，甚至常常借助于信贷实现超前消费。中国人的边际储蓄意愿更强，更愿意为孩子进行投资，要为住房和养老储蓄，所以消费内生动力不是那么强劲。
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扩大内需的成效还跟服务业发展状况直接相关。这是一个双向的影响。服务业不发达抑制了家庭在服务上的支出；反过来，因为大家在这方面不愿意支出，所以服务业相对来说也就发展得慢。
发展服务业，我们还要破除很多认识上的误区。比如，很多人总是认为服务业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对劳动力的要求也比较低，没有门槛。还有人认为，服务业里体现不出技术进步，发展服务业不如搞制造业。其实，这些都是误区。
服务业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市场需求，也对技术进步有很大的依赖。看看今天的互联网经济和数字经济，我们就会更容易明白其中的道理。数字经济和电商的发展，有力促进了消费，也改善了社会的福利。
读书周刊：除了关注消费，还有哪些需要重视的活跃因子？
张军：这些年来，我跟海外企业家、经济学者交流比较多，总是提醒他们要看到中国本土公司的活力。
诚然，中国企业这些年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外部挑战。但目前来看，它们并没有能够真正打断中国本土企业的发展和创新步伐。这首先应该归因于中国拥有的超大的内生市场和人口规模。这个14亿人的市场，因发达的交通、通信、互联网和柔性供应链，以一种超乎想象的方式联系在一起。
近些年，有些国际厂商和品牌“退出”中国。这主要是因为它们未能成功面对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未能有效实现本土化。
在中国市场，技术的优势是短暂的。即使国际公司的技术略胜一筹，但在服务中国市场方面，本土公司显然享有更明显的优势：不高高在上，与市场需求更近，管理层次更少，决策更加灵活，更重要的是进步更快。
读书周刊：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并不是像一些西方媒体声称的搞“封闭的内循环”吧？
张军：中国强调的新发展格局，核心要义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即便经济重心内移，中国也不可能孤立于全球技术供应链，更不会“闭关锁国”。相反，中国仍将是全球贸易投资体系的参与者、贡献者，并将因更大、更有效的开放而更紧密地与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通过改善全球贸易不平衡而更有力地支持和推进全球化。
全球化是重要的，因为它大大促进了信息、技术、学术和思想的充分交流，每个国家都难以真正抗拒。“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将创造更大的市场规模，给予企业更多的技术创新机会，并在鼓励全球技术流动中更好作为。个别国家以为强制一些企业与中国技术脱钩，就可以轻而易举阻止中国经济发展的想法，实在是过于霸凌与天真。
读书周刊：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际上会为中国本土企业的国际化提供更大助力，也必然有利于全球经济增长。
张军：举个例子，十几年前，一家位于长三角的服装企业主要经营跨境电商业务，以亚马逊等国际电商平台为主战场。从2014年起，这家企业开始创建自主服装品牌，并推出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序（App），还在美国、欧洲、中东、印度等地推出网站，甚至进军国际知名服装品牌ZARA的老家西班牙。
拥有自己的柔性供应链，是这一电商品牌的核心竞争力。公开数据显示，这一电商品牌的新品从设计到成品只需两周时间，并且能在一周内运往全球主要市场。这比ZARA等传统快时尚产品的周期缩短太多了。后者通常在欧洲完成设计，再到东南亚和中国制造，而且在统一向世界市场发货前还要送回欧洲总部仓储。
目前，这个来自长三角的电商品牌，在“最受美国年轻人喜爱的电商网站”中排名第二。这不过是中国企业创造力、进取心的一个缩影。
事实上，除了TikTok（抖音国际版）之外，从中国“出海”的公司、品牌还有很多。更重要的是，它们在欧美和南亚市场的影响力日趋上升，在一些国家如印度甚至到了不能被忽视的地步。
我相信，中国底层的这种活力、韧性是任何外力所不能打断、削弱的。在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时，看不到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将为全球投资者、消费者创造的机会，都会被历史证明是鼠目寸光。
我们说“中国制造”强
不仅体现在单一的制造业上
读书周刊：有观点提出，中国城镇化已经来到“中后期”，正在转向全面提升质量的新阶段。这一新阶段与此前的快速城镇化有何不同？
张军：中国经济仅用三四十年就变得强大起来，可以说是以大流动、大繁荣为特征的时代的成功。其间，城镇化及劳动力的迁徙配置，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形势下，伴随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一些超级大城市和正在崛起的城市群正在成为推动经济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主力。还有必要进一步推进都市圈建设，不仅中心城区能带动郊区，而且经济中心城市能带动周边欠发达地区的发展。
在实施都市圈发展战略方面，粤港澳大湾区走在了前面。仅从2010年到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的GDP就由5.42万亿元增加到9.35万亿元，其经济规模位于东京都市圈、纽约都市圈之后，跻身全球三强。另外，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口还在快速增长之中，其人均GDP还不到东京的一半。这意味着，这一地区的增长潜力仍然十分巨大。
读书周刊：从粤港澳到长三角，区域经济融合与集聚到底有何好处？
张军：在经济地理学的概念框架里，资源或生产要素总是趋于在空间上实现聚集。在地理上相邻的地区，驱动资源配置的市场力量往往会超越行政区划和种种阻碍因素的限制，进而产生规模报酬递增效应，促进更有效率的经济增长与更高阶段的发展。这是市场逻辑，资本和企业是其中当然的主角。
从实际效果来看，过去我们理解珠三角，以为就是制造业。其实，在这个区域，一个产品从设计到物流分发出去，中间经过生产，整个是一条龙的，这是聚集带来的综合效应。
我们说“中国制造”强，这个强不仅仅体现在单一的制造业上，而更多表现为“一环扣一环”，每个环节都强。这是一个强大的供应链、生产链概念。
读书周刊：在长三角一体化中，上海怎样更好地发挥集聚与辐射作用？
张军：上海与苏浙皖地理相邻、文化相亲，空间集聚效应潜力巨大。
上海很早就看到了长三角经济走向一体化的可行性、必然性。上世纪80年代，“上海经济区”的规划设想就是一个证明。我曾多次聆听老市长汪道涵先生就这一话题所做的精彩演讲。即使在县域工业化如火如荼展开之际，长三角城市之间还是成立了经济协调会。
进入21世纪，长三角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特别是，上海加快经济转型与建设国际大都市的步伐，对周边显现出巨大的外溢影响。
从城市经济形态上看，长三角显现典型的“中心—外围”的特点。上海是独一无二的国际大都市，也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和长三角的龙头。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在本质上是加强上海与其他地区、城市在经济上的深度融合，实现资源在更大空间上的集聚。
我理解，它包含两个重要的推进战略：一是推进上海大都市圈经济的成形；二是通过打造苏浙皖三地的城市群，加强上海与长三角多个城市群之间的辐射与融合关系。
新时代是推进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好时机，应该深入研究和推进形成联动、共享和合作机制。比如，上海自由贸易港区的建设必然带动离岸贸易与转口贸易的发展，长三角港口的联动合作与利益分享机制是什么？再如，在长三角地区，如何分别布局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战略行业产业链？
在推进形成上海大都市圈的实践中，上海应该更主动地把自身经济转型、全球城市建设与推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结合起来。在向周边城市提供更多对接和承接机会上，上海应有更大的胸怀和格局。在全球城市建设中，也应该积极研究考虑如何疏解一部分非核心功能。
在自贸区、自由港建设中，上海要有更高的视野和格局来考虑与长三角腹地的辐射、融合关系。比如，站在全球角度超前考虑，如何更好利用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来突破传统自贸区的运作模式，包括交易、物流、金融和海关监管模式。
读书周刊：对上海来说，如何勾勒长板、补齐短板？
张军：上海是一个人均GDP较高的特大型城市，是肩负国家战略重任、对标卓越全球城市的前沿窗口。上海的经济增长需要放长远想，肯定不是靠每年投多少钱进去就行的。
上海有不少新兴企业、高科技企业，它们的竞争优势并不是仅仅靠投资驱动起来的，而更多是基于人的原生创造力。
一座城市可以不断投大项目，靠基建项目拉动增长，但总有投完的时候。上海人有这样的紧迫感和超前意识，明白从长远来说GDP增长不是政府可以支配的，而要靠每个人的聪明才智。
只要创造好的营商环境、创新生态，汇聚各界人才，让想做事的人、想创业的人、想创新的人活力迸发，增长点就能够发展起来。这就是“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就能拓展“稳”的成果、增强“进”的动能。
技术在改变经济和生活
期待年轻人做更多原创研究
读书周刊：经济学者可以说是“走出书房、参与社会”的先行者。从您的经验来看，经济学家要影响公众、助力决策，应当注意些什么？
张军：经济学不能与现实脱节。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我总是希望能推演出更多的确定性。因为经济学基于数据，至少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再由此预测未来，里面虽然也有风险，但还是有百分之七八十的把握说明一件事情。
我的一个体会是，对于比较严谨的经济学研究，公众是欢迎的。我每年参加的论坛不少，每次演讲都尽量不重复之前讲过的东西，要有思想，这是我一直坚守的底线。这个比跑量、整天在媒体上出现更有价值。
经济学家给政府决策咨询出主意，当然是需要的。但经济学家能够通过自己的扎实研究，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进而能够影响到政策制定者和监管当局，出台更好的政策，让监管更好地服务市场秩序和竞争的公平性，我认为意义更大。
读书周刊：但也有一些人觉得，当代经济学离现实越来越远了，经济学研究的内容甚至已经落后于时代。
张军：上世纪80年代，我上大学时，很多人都在谈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思潮、西方经济流派。可接触西方学者后，如果问他属于哪个流派，很少有人说得清楚。
中国的一些经济学者似乎喜欢贴标签，比如货币主义、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国外其实很少有这些标签。说白了，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是很具体的，要解决的也是具体的问题。近20年来微观经济领域中发展最快的一个分支——机制设计理论，就是研究不同情形下的定价原理，以找到最好的解决办法。比如，上海拍卖汽车牌照的机制，怎么做到公平又有效率？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一直在争论什么理论更适合中国。但我感觉，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的经济学越来越以问题为导向。
坦率地讲，中国经济发展得太快了，让我们总感觉没有跟上。无论在国内发表的期刊论文，还是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总体上还是遵循一些传统的命题，如经济增长、生产率、结构变化。即便一些有趣的主题，也只不过改用了中国的数据来做验证，有原创思想的东西目前并不多。但我有信心，中国经济学家站到世界前沿的时代，一定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这就要求我们敢于研究不同的东西。我们的经济生活正在发生很大的改变。比如，区块链到底怎么改变经济，怎么改变信用？
数字经济的经济学原理跟传统经济不一样了，经济学的范式会老化、方法会陈旧。如果研究内容过于传统，基本上跟现实经济没什么关系，这样的落差会变得越来越大。期待年轻人做更多基础性的原创研究。
读书周刊：您跟海外经济学界、企业界和媒体界人士联系颇多，他们观察中国经济的视角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启发？
张军：过去10年，中国在互联网、通信、交通以及科技领域取得的成就让世界刮目相看。特别是高铁网络，让发达国家的有识之士惊叹不已。但也许是缘于政治体制的表象，一些人对中国经济的成功总是要么表示怀疑，要么感到困惑。
这些看法流于表面了。中国拥有独特的政党体制，有着坚定的发展目标。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政府允许乃至鼓励地方试验、学习和自下而上的体制创新。这是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重要因素。
认识中国经济成功发展的经验是非常有必要的，不仅因为它作为一个现象还未能真正被理解，而且也在告诫和提醒我们，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强大执行力和有作为的国家，即便业已成为国力雄厚的经济体，仍然需要保持开放、学习并包容、鼓励企业家精神与基层创造力。
文章来源 | 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