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小欢尝试用通俗的语言，介绍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强调书本知识和逻辑推理的局限性，注重描述现实。当不可避免涉及“怎么办”时，则注重解释正在实施的政策和改革，因为“了解政府认为应该怎么办，比了解‘我’认为应该怎么办，重要得多。”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杨楠 发自上海
本文转载自《南方人物周刊》
兰小欢始料未及的是，《置身事内》在2021年8月出版后两个月内就成了畅销书。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脱胎于兰小欢在复旦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课程讲义，他用通俗的语言讲述核心内容和观念：在我国，政府不但影响“蛋糕”的分配，也参与“蛋糕”的生产。
对普通人而言，如何理解政府、政策、经济与民生之间的关系，是一件熟悉又陌生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置身经济发展的洪流之中，其中有令人骄傲的繁华，也有不断攀升的房价；我们又很少有机会系统了解我们及父辈所经历的变迁与变革。
“这本书写给大学生和对经济话题感兴趣的读者，希望能帮他们理解身边的世界，从热闹的政经新闻中看出些门道，从乏味的政府文件中觉察出些机会。”兰小欢说。他从地方政府入手，介绍了土地财政、土地开发、产业投资等等运作方式，也介绍了地方权力受到的约束：做事的能力与做事的意愿。之后则谈了这些运作方式带来的结果。他选择了三个大众关心的角度分析现状的由来：贫富差距，包括城乡差异和房价走高；债务和金融体系的风险；以及中美贸易战。
尽管这是一本面向大众的经济书，但其中对数据和文献的引用密度很高。为不影响阅读的流畅性，这些引用多见于尾注，引用的260多种文献中绝大多数发表于2010年之后，是前沿研究成果。兰小欢甚至在书的前勒口印上了二维码，可获取与各章节内容相匹配的课件。他注重系统性地解答一些经济问题：面向当下去理解过去。有时候兰小欢会抗拒采访，因为总会被问到对当下经济热点的看法。他总是“坦率说这方面我有知识缺口”，“不是专家不想谈。”
与中国许多行业的发展史一样，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也经历了从封闭到全盘开放，再到立足自身的过程。传统经济学的理想模型并不能适应中国现实，比如传统经济学认为政府参与市场活动会干扰竞争秩序，降低竞争效率。但规模超大、人口超多的国情，以及中央-地方的政治结构，促使中国地方政府参与经济，是促进竞争、并为后期民营企业的竞争和崛起创造先决条件。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往往都是强势的，只是现状会让人忘记。“我会和学生说多去读欧美国家的经济史。在经济发展中，这些国家政府的作用是非常强的，但并非是今天中国政府作用的方式。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战争，欧洲的小国通过打仗来推行工业化，政府变得很强势。”兰小欢说。
他重视研究发展过程，“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的做法，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的做法。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断去解决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
对写作《置身事内》而言，两年的调研经历对兰小欢最为重要。在现实中走了一圈，他对中国经济有了实感。在经济学理论之外的中国经济，运转起来比逻辑推演更为复杂，方方面面的利益博弈都需要点滴谈判完成。“这些对我的态度有非常大的改变：要谨慎。批评人很简单，但是干成一件事很难。”他说。
《南方人物周刊》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兰小欢聊了聊《置身事内》，既有关经济学者对贫穷的痛感，有关他对中国经济的乐观由何而来；也有他对经济学教育和政府转型的思考。我们也聊到了一名中年人对“时间”的观念，还有一名经济学者的初心——正如他在全书结尾所说：生活过得好一点，比大多数宏伟更宏伟。
经济学家眼中的“幸福”
南方人物周刊：从全书的结束语说起吧。你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乐观，源于一种朴素的信念——相信中国会更好。
兰小欢：我在书里写了，这种信念不是源于学术训练，而是源于司马迁、杜甫、苏轼，源于“一条大河波浪宽”，源于对中国人勤奋实干的钦佩。
阅读只是一方面，更主要还是生活经历。我上学较早，绝大多数同学都是“70后”，对“70后”“80后”来说，努力学习和工作，翻天覆地似的改变自己生活的人，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回头看，哪怕是我上大学的90年代，都感觉是非常遥远的时代。尽管我在国内很多城市生活过，在美国也生活过很多年，但不同地方给我的感受并没有时间维度给我的感受大。这些事，靠琢磨是琢磨不出来的，就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对我认识这个世界帮助很大，比较明白书本知识和逻辑推理的局限性。
对《置身事内》这本书视角和框架影响最大的是两年的实地调研。当时正好有机会帮一个省级政府做招商引资的咨询，作为工作的一部分，我参与到各种各样的谈判中。见的人、谈的事和做研究时都不一样：以前政府官员是个抽象的群体，在实务中我对他们有了直观的认识。我认识到，原来一件事需要这么复杂的工序，大家一点点谈，需要解决很多利益冲突。在现实中，办成一件大事涉及方方面面，离不开政府。办成一件事太难了，可能尝试十件事，只能做成一件。
无论在学界还是业界，勤奋实干都非常普遍。一流大学里，很少看见闲着的人。中国的实业界竞争激烈，节奏更快。我们在政府这里开会，有时会开到半夜一两点。有一次我赶周末晚上8点多的飞机，从北京飞回上海。机舱广播把我笑坏了：“欢迎130多位乘客登机，包括我们20多位白金卡旅客和90多位金卡旅客。”
这些对我态度有非常大的改变：要谨慎。批评人很简单，但是干成一件事很难。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你觉得你博弈论或者机制设计学得不错，对人性有深刻的洞察，那你试试给老小区安一个电梯？你去和一楼二楼的人谈，你就会明白事情是非常复杂的，而且不同小区有不同的做法。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书里自陈乐观后，又加上了一句，说乐观也有局限性，但你接受这种局限性，没有改变的打算。
兰小欢：人年纪越大，可能会变得比较有局限性，不会像年轻时那样觉得自己能改变世界，或者说自己对世界很重要。而做学术研究，自然也会不断感受到自身的渺小。从这点上说，我不追求成为一个没有局限的人，因为这不可能。
乐观和悲观的人，看同一件事，甚至同一段话，有各自的偏差。但不见得悲观的偏差就比乐观更加高级。悲观的人很容易显得深刻，因为人对负面信息的反应更为强烈。老说坏的事情就容易看起来深刻，但不见得一定有道理。
南方人物周刊：全书最后一句话是：“我是个经济学家，基于专业训练的朴素信念也有一个：生活过得好一点，比大多数宏伟更宏伟。”对普通人来说，生活如何过得更好？
兰小欢：如果你问的是具体的人的话，我不知道。但如果你问的是宏观的问题的话，我只能说保持一个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能继续改革和推动经济增长，就能给更多人创造出更多机会。没有经济增长，就只能分已有的蛋糕，机会就更少，争夺和矛盾就更激烈。对中低收入人群来说，尤其是这样。
宏观地比较各国数据，人均收入越高的国家，人民对生活越满意，感受越好。在人均GDP从几百美元到一万多美元之间，经济增长所伴随的满意程度上升非常快。之后作用会逐渐减弱一些，但在人均GDP达到五六万美元之前，二者的正相关程度一直很高。我们距离这个收入水平还很远。我希望我能有机会看到我国的人均GDP达到两三万美元。我觉得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最重要也是最难的，还是不断地经济增长，提高生活水平。
经济增长非常难，有的国家已经停止增长很多年了，穷人依然很穷。《置身事内》第一章讲的是事权划分，这是理解政府间权力和资源分配的基础，既包括上下级政府间的纵向分布，也包括同级政府间的横向分布。事实上，中央能统筹的事情是少数，大多数事情都是地方政府来做，它们是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一环，事务繁杂，自主权力很大。只要大伙儿在一起，矛盾没有激化，能一起推进经济增长，就很不错了。
作为经济学者，我们对“穷”有切实的痛感。因为从国家的角度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比穷更罪恶：社会治安差、预期寿命短、没有幸福的婚姻和家庭，这些都和“穷”紧紧联系在一起。进一步说，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经济增长，所有人都没有机会，尤其是穷人和新人更没有机会。我举个例子，全国各地领着退休金、跳着广场舞的大爷大妈们，大部分是普通人吧？如果经济不增长了，他们的退休金怎么保证呢？再举个例子，大多数刚毕业的学生或者刚进城找工作的农民工，是普通人吧？如果已有的工作都有人干了，就不需要雇新手。只有业务增长，有新的需求，才会有年轻人的未来。
当然经济情况不是唯一的因素，但肯定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这对改变人的主观感受，作用很大。
南方人物周刊：那抽象来说吧，你觉得什么是“幸福”？
兰小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不过从广泛的数据上来说，多数人一生最幸福的时候是20岁出头，之后幸福感一路下滑，直到五十多岁才开始反弹。从数据上看，基本上从大学到退休这个阶段，无论你挣多少钱，幸福感都是不断下滑的，直到退休后开始回弹，但也弹不回二十多岁的时候。
粗糙地理解这个变化，就是压力更大了，对幸福的要求更高了。20岁的时候吃顿好的就能让你幸福，但年纪越大，压力越大，对“幸福”也会越来越钝感。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应该对学生好一点，因为生活会修理他们的，不需要老师去修理。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书里举了一些例子，关于居高不下的房价怎么来的，关于贫富差距为何会变大。你也提到你的学生越来越焦虑，你对这种焦虑有办法么？
兰小欢：老师很难在这么细的事情上给建议，因为学生的焦虑非常实在，都是真金白银的焦虑，你要在上海生存，就是要付这么多钱，房价就是一直在上升。上海放开毕业落户，不断出台新的购房政策，就是政策上的帮助。但从经济学来看，好的资源不断向上海聚集，经济引人，人才也越来越多、水平越来越高，竞争就很激烈。以前进复旦就是你在上海立足的垫脚石，现在复旦毕业保证不了任何事。我很多学生毕业就直接回家乡了，根本不跟你玩这套。
从这个角度来说，更多城市发展得好，年轻人也就有更多选择。《置身事内》分析过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其根源之一在于土地和人口等生产要素流动受限。若人口不能自由流动，被限制在农村或经济落后地区，那人与人之间、地区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会拉大。就此，总的思路仍然是提高资源的流动。而假如用地指标可以跟着人口流动，人口流出地的用地指标减少，人口流入地的指标增多，就可能缓解土地供需矛盾、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所以近年来在土地流转和户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非常重要。从长期看，消除土地流转和户籍制度对人口和土地流动的限制需要更深入的市场化改革。但在中短期内，调整行政区划、扩大城市规模乃至建设都市圈也能发挥作用。
▲2020年12月，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支尔莫乡阿土列尔村，“悬崖村”的年轻人背着“双十一”采购的货物爬钢梯回村 图/新华社
中国的“模式”
南方人物周刊：在《置身事内》中，你多次提到未来的改革方向，政府应当承担更加多元的职能，由“生产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这种转型的动力是什么？
兰小欢：不少地方都经历了“重土地、轻人”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可以快速推进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但缺点是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推高了房价和居民债务负担，拉大了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
《置身事内》第七章谈的就是要调整经济结构失衡，关键是将更多资源从政府和国企转到居民手中，在降低政府投资支出的同时加大其民生支出。经济发达国家，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往往也高，其中大部分是保障民生的支出。就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来说，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养老方面的政府平均支出占到GDP的24%，我国只有13%。一方面，随着国家变富裕，民众对这类服务的需求会增加；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内在的不稳定和波动会产生失业和贫富差距等问题，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力量去做缓冲。
南方人物周刊：你最关注的民生领域是什么？
兰小欢：就是大家都关心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住房。这四个领域政府都得管，但政府在每个领域参与的方式都不一样。最近两年，媒体比较关注的是住房和教育的问题。在这两个领域里，民营企业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在房地产行业，并非要限制民营企业未来的占比和发展空间。但在义务教育阶段这个领域，民营教育占比是要受到限制的。
南方人物周刊：为什么对国企改革那么感兴趣？
兰小欢：我对国企改革的关注是近两年的事，这种关注是系统性的，因为这是中国经济改革中最核心的一环。这时候再追溯我的经历，过往看到的很多事情才慢慢有了意义，才会站在历史的角度去理解这件事的意义。
我一直很希望国企三年脱困这么大的事，能多些像《平凡的世界》那样的艺术作品来体现。我看完了电视剧《大江大河》，有一些我感兴趣的内容在里面，但整体还是太打鸡血。多数的学科研究，关注的都是数字，都是抽象的人，只有文学艺术能具体到个人。
南方人物周刊：《置身事内》提到，强力政府不仅在于它有能力和资源支持企业发展，也在于有能力拒绝对企业提供帮助。政府兜底的边界在哪里？
兰小欢：我觉得抽象谈论政府兜底的边界没有意义。具体的事情，兜底也不是个“0-1”的变量，兜多少、怎么兜，现实中都有很多方式。政府当然可以拒绝帮助某家企业，甚至是某家大企业、好几家大企业，但我不觉得政府能拒绝整个行业，或者一大拨行业。美国也不行。
南方人物周刊：《置身事内》里说，从消除贫困和降低全世界范围的不平等而言，过去40年发生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中国的崛起。怎么理解中国模式？
兰小欢：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成功的，赶上了各种天时地利人和。要扩展成一个模式，目前的成功还不够，我觉得可能至少要人均收入到三万美元以上再来讨论。
我觉得中国有三个基因：规模超大，人超多；政府能力超强，这是历史上传下来的；从历史而言，文化一贯而下，强盛的时间特别长，近代史的苦难离现在又很近，所以国民有想要奋斗的动力。我重视过程，那就一定要重视起点，起点意味着你能干什么、什么干不了，这是硬约束。所以如果从这三个基因来看，我会怀疑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不是可以给别的国家复制。如果没有这三个基因，别的国家能复制的或许只有一些更具体层面的东西，比如管理的方式等等。
《置身事内》一个关键视角就是要区分发展过程和发展目标。就算能看清对岸的风景，也不见得就能摸着石头成功过河，绊脚石或深坑比比皆是。就算每个人都对改革方向和目的有共识（事实上不可能），但对改革路径和步骤也会有分歧。所以，既不要高估其他国家经验的普适性，也不要高估过去的成功经验在未来的适用性。老话说回来，还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解决问题，一步一个脚印，继续推进改革。
▲2021年9月12日，贵州省从江县东朗镇摆啊村村民在分拣朝天椒 图/新华社
“时间观念”
南方人物周刊：在高校经济学院执教的这些年，你有什么观察？
兰小欢：当代中国经济的课程是设置给大四学生和研究生的，但我在教学中发现最大的痛点是学生对中国经济的知识极度匮乏，非常不接地气。大学的经济学教育当然要为此负一部分责任，因为通用教材是美国主流的经济学教材。有的理论抽象得太厉害，在美国都被很多人批评远离实际情况，而这些理论再套用到中国现实，就是双重不接地气。
就算是学主流经济学，有些东西在我们这代人看来也是有点“学歪了”。有一次上课我问学生，你们觉得过去三四年学到最重要的经济学概念是什么，有学生说最重要的是identification——识别（寻找引起被解释变量变化的核心变量）。这件事对我的震撼程度就好像问在厨师学校学了四年的孩子，厨子最重要的是什么，他说桌布要干净。桌布干净肯定是重要的，但我总觉得这事不对。所以我就想写一本介绍中国经济的书，让大家能从这里学到事实是什么样的，而不是空对空地讲模型。
国内这几年已经在经济学教育上转变了非常多，在复旦，学生都要选择有关中国当代经济的课程，我自己就开了两门关于中国经济的课。之前我去北大拜访周黎安老师，他们也在光华管理学院给学生开了类似的课程，非常受学生欢迎。
我读大学时还没有什么“现代经济学”的概念，看看老的政经课本，打打算盘——必须达到珠算六级才能毕业，学学会计账目，摆弄些票据什么的。封闭必然要走向开放，最初就是完全开放，什么都是国外的好，结果跑偏了，然后再慢慢回到中间状态。工业也是从全盘引进开始，之后再走到自主创新。社会科学学术界可能也是这样一个过程，比工业要慢一点，但最后也还是要立足中国本土，多讲中国的事儿。
另一方面，大学生阅历和经验都比较浅，可能对经济学缺少很切实的感受。经济学有形式化的部分，可以很年轻的时候就学得懂。但经济学不等于真实的经济，经济的复杂程度，需要慢慢去体验。
社会科学是关于人的学问。它不是物理和数学，不管你多少岁，懂了就是懂了。关于人的事情，20岁的懂和40岁的之间，差了许多。随着科技手段发展或网络普及，摄取信息无疑变得更方便了，但依然取代不了阅历和经验。没必要用阅历和历练去否定书本知识和逻辑，但也不能以为书本知识能取代阅历。
南方人物周刊：《置身事内》每个章节后的扩展阅读很受读者喜欢，是你教课时列给学生的书单吗？
兰小欢：对。不过这是个悖论。很多人都喜欢扩展阅读的部分，我知道大家喜欢所以放上去了。本质上我觉得不是那么重要，学生老让我列书单，但基本不会去读。可是现在大家看到书名，就会觉得自己的知识仿佛增长了。因为人很焦虑，会觉得占有信息特别重要，看到书单就赶紧记下来了，有一种占有的冲动。
当然，看一个有用的书单总比看一个差的书单节省时间。我没指望大家都读那些书，但如果对极少数读者有用就行了。
南方人物周刊：成长于内蒙，在北京、大连、上海、深圳、武汉都长期待过，在美国也待了六年，这种丰富的生活经历对你的学术研究和追求有什么影响？为什么博士阶段选择研究在美国的外国博士的困境？
兰小欢：生活经历当然对我的研究影响很大，我比较没有想象力，所以只能研究一些自己经历过的或者比较熟悉的事情。我博士论文就研究美国的博士生怎么找工作。美国的其他事情，我不太懂也不太感兴趣。我真正感兴趣的，还是中国的事情。
我读本科时，在一个信息相对闭塞的环境下，对什么东西开窍是有很大偶然性的，取决于某个时间点上发生了什么，或者是看到了什么书。当时还没有“现代经济学”的概念，但有个很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国内当时引进的斯蒂格利茨写的《经济学》课本，又大又厚，包装精美，拿在手里看上去就很有学问的样子。就买了一套，没想到看进去了。
好奇心是最重要的，甚至比观察和思考更重要。是不是真的对经济现象有兴趣？没有兴趣，就没有深挖的动力。没有兴趣，再多的信息，也只是过眼云烟，不会吸引你的注意，既不会转化成知识，也不会积累成阅历。
南方人物周刊：从微博到写经济学通俗读物，你为什么会在做研究的同时，主动分出精力与大众讨论经济学？
兰小欢：我觉得中国跟美国不一样，美国的公共媒体在各个话题上的竞争比较激烈，各个话题上的专业性也比较强。比如美国的财经记者、科学记者的水平都很高，经验丰富，他们能够把象牙塔里的纯学问向大众普及，非常精准。他们的社会分工很明确，不排除有些学者影响力大，但大部分学者教授是专心做学问的，普及的事情由公共媒体完成。
但在中国，学者承担的社会功能相对要多一些，尤其是经济学者，因为经济与每个人都密切相关，所以我们出名的经济学家和活跃在媒体上的经济学家还是很多的。这和做学术研究有区别，但我觉得没什么不好：社会有这个需求，有人去填充这个需求就挺好的。
但我现在已经很少在网络上发言了。要么就不谈，要谈就系统地谈，那系统地谈，微博之类就不是一个很合适的载体。
写书面向的读者和写论文是不一样的。写书我会用大白话把事情说清楚，尽量站在读者思维习惯的角度去写。一本书不能做所有的事情，我追求的是任何一个人拿起这本书，都能看懂、看得下去，觉得内容挺清楚的；都能在一天内读完，我写得尽量短，毕竟大家都挺忙的。
南方人物周刊：在写《置身事内》的过程中，你说你会真正想到“时间观念”。怎么理解你说的“时间观念”？
兰小欢：我自己的研究不涉及“时间”，经济学也没有什么工具是真正研究时间的。但作为我个人感受世界而言，“时间观念”是很重的。我觉得“时间观念”真正内化成自身的感受，就只有一种方式，就是岁数大了，感受到了时间的力量，感受到了一步一步慢慢走所产生的累积的力量。
经济学有很多动态模型，这些模型里有“t”（时间变量），但这个模型里的t是一天、一个月还是一年呢？一件事到底应该花多长时间做到？14亿人的城市化应该花多长时间完成才算比较好？没有人能告诉你。一旦有了时间观念，我对很多事情的评价就变了。你不能静态地拿今天的中国和今天的美国去比，那会有很大差距。但我们过去30年一直在前进，而且前进的速度还不慢。
对个人理解世界而言，时间是个非常重要的维度。一件事是三天发生的、还是三年发生的，有本质差别，所以我的研究聚焦发展过程，一件事为什么发生、如何发生、带来了什么。
文章来源 | 《南方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