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13日，第51期RICE-CCES沙龙“从政府工作报告展望十五五经济前景”在线上召开并同步直播，讲座由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RICE）、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CCES）联合主办。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军、封进、王永钦、杨长江、罗长远、章奇、刘志阔等多位专家学者出席讲座，共同研判十五五经济前景，讲座由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晏老师主持。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老师从宏观层面出发，指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核心挑战是需求收缩与通缩压力。他强调，应高度关注实际GDP增速与名义GDP增速的“倒挂”现象，这反映了经济中存在持久的通缩压力，并会进一步抑制总需求。为实现2035年中等发达国家收入水平的目标，未来十年名义GDP增速需保持在5.5%左右。因此，扭转GDP名义增速过低应该成为当前宏观政策的重心。他建议宏观政策应从稳增长转向稳楼市稳股市，特别是要着力解决房地产投资大幅下滑这一痛点。他呼吁政府拿出具有紧迫感和清晰时间表的可行的稳楼市方案，如通过国家力量设立收储基金，解决房地产的债务和存量过剩问题，稳定楼价，同时保持资本市场的向好势头，共同托底总需求，给市场以“定心丸”。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章奇教授认为，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及“十五五”期间的政策导向呈现出显著的“结构性”和“统筹性”特征。政策不再是简单的凯恩斯式刺激，而是更注重短期需求管理与中长期结构转型的结合。具体表现为：1）促消费政策从单一的“以旧换新”扩展为包含收入支持、融资担保、服务供给在内的综合性框架；2）供给端在强调新质生产力的同时，开始关注“治理内卷”，允许新兴产业适度产能冗余以促进竞争创新，并约束地方政府的特惠性政策；3）将“投资于人”提升到战略高度，如完善免费学前教育政策，标志着对人的投资从方向性表态进入制度化阶段。这意味着未来的宏观政策将更加强调经济、社会与治理政策的联动，对中央政府的统筹协调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刘志阔教授聚焦财政领域，分析了当前财政收支的矛盾与改革方向。他指出，财政支出虽有增长，但受限于财政收入增速长期低于GDP的压力。为提高有限财政资源的效率，他主张财政政策应更注重精准性与科学管理。核心在于，政策设计（如以旧换新、消费补贴）应挂钩居民收入，通过现有税收和社保体系识别不同收入群体，实现精准支持，避免“撒胡椒面”式的低效。此外，他强调了加强对居民收入与就业统计、以及进行长期财政趋势研究的重要性，例如测算提高养老金标准对未来财政的持续影响，以在各方对财政的巨大需求和有限的财政资源之间做出科学配置，并保持一定的政策空间以应对未来不确定性。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永钦从金融与债务视角，对当前经济问题的根源进行了系统剖析。他指出，现阶段经济运行的核心症结在于，以房地产作为主要抵押品的信用体系正遭遇结构性冲击。2012年以来，债务利息负担已持续超过GDP增量，经济增长动能减弱与债务压力上升之间形成相互强化的负反馈循环。房地产价格下行导致抵押品价值收缩，显著压缩了家庭、企业与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空间，从而对内需形成持续挤压。他进一步强调，地方政府债务具有较强的资源占用与排他性特征，对民营企业投资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削弱了经济内生活力。
针对这一困局，其政策思路可概括为“短期稳预期、长期重结构”。短期内，需要采取有力举措实现“托底修复”：一是依托国家力量稳定房地产市场，重建抵押品价值体系；二是推动地方债务向国债的有序置换。这不仅有助于化解存量风险、缓解对实体部门的挤出效应，同时还能扩充安全资产供给，为货币政策操作提供更大空间。从中长期看，则需以制度性改革为抓手，盘活农村土地、国有资产等存量资源，推动信用体系由“土地抵押驱动”向“未来现金流驱动”转型，从根本上重塑经济增长的金融基础。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杨长江老师从内外均衡的视角提出，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可能迎来一个外部压力相对纾缓的战略机遇期。这基于美国关税政策受限、地缘政治影响相对可控以及中国供应链韧性等因素。然而，外部顺差与内部需求不足的组合也带来了人民币升值压力等新的内外冲突风险。他主张，应抓住此机遇，以内部改革为核心，而不是依赖汇率升值来解决外部失衡。具体而言：1）利用外部压力相对可控的窗口期，更主动地运用降息等货币政策以推动增长，并推进要素市场一体化等改革措施以治理“内卷”等问题；2）推进外汇市场改革，增加汇率弹性，并用明确的政策宣示引导汇率预期，尝试推行与出口退税政策相结合的“结构性汇率政策”；3）将资本账户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相结合，尤其应将提供“全球安全资产”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新战略目标，大力发展国债市场及其衍生品。
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副处长、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罗长远教授主要围绕外资外贸和开放经济政策分享他的观点。他指出，2025年出口强劲但进口疲软，外贸顺差巨大。在此背景下，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涉外板块发生了重要变化：将“自主开放”和“贸易谈判”置于“稳外贸”之前，作为优先任务。这表明政策思路从追求短期贸易数据转向了构建长期、稳定的外部经贸环境，以应对全球供应链重组的挑战。他认为，面对出口“早熟”和进口滞后的情况，缓解通缩压力也需要从涉外经济入手。通过加快与发达国家（如欧洲五国、加拿大）的贸易谈判，增加高质量产品进口，促进贸易平衡，这不仅能直接拉动内需，还能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从而有助于对抗国内的通缩环境。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公共经济学系主任封进老师聚焦于“投资于人”的民生建设议题。她指出，在财政约束下，提升民生保障仍有空间。首先，提高农村居民养老金具有可行性和经济价值。通过将历史贡献（如“三提五统”、义务工）视同缴费进行差异化补贴，其财政压力并非不可承受，且能有效促进消费和银发经济发展。其次，民生类政府投资应创新模式，特别是在智慧养老领域。政府应投资搭建信息系统等基础设施，而非仅补贴单个机构，以降低技术应用成本，吸引年轻人进入养老行业，实现技术与劳动力的互补。最后，针对AI带来的就业冲击，政府需加强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调整培训，同时完善与新就业形态（如灵活就业）相适应的社保体系，如“居民医保+职业伤害保障”的模式，实现“保基本、兜底线”。
在沙龙的最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晏老师对整场讨论进行了凝练与延伸。她强调，当前中国正迎来一个外部经济环境相对平和的战略窗口期，这为推进内部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宝贵时机。未来政策的重心不仅在于财政政策的精准性与效率提升，更在于深化财政收入与支出体系的体制机制改革。张老师指出，央地政府间的有效协调将是决定未来政策执行成效的关键一环，这反映出当前政策制定中结构性问题的优先级已显著提升。
本次沙龙为理解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及展望未来五年的经济发展路径，提供了丰富而深刻的学术视角与政策思考。专家们普遍认为，面对复杂局面，未来的政策设计需要更强的统筹力与精准性，既要通过果断有力的措施稳定预期、托底经济，也要以结构性改革为抓手，激发长期增长潜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