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21日，CCES Workshop on Urb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710会议室举办。本次研讨会由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办，报告人是来自复旦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和哥德堡大学的学者。
活动由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王之老师主持，她对李明和肖韫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介绍了老师们在发展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领域优秀的学术贡献。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李明老师的报告的题目为“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Market Integration”，关注中国户籍制度改革背景下，城乡移民对国内市场一体化的经济影响。以往文献多集中于移民对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但并未探究这种迁移对城乡投资和贸易的影响。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研究团队首先建立了1978年至2020年期间的全国城市户籍政策数据库，并结合企业增值税交易数据、市场监管总局的投资流数据以及人口普查中的迁移信息。此外，团队基于户籍改革的自然实验构造了移出地-移入地-时间层面的潜在落户比例。研究发现目的城市落户资格比例提高10个百分点时，农村—城市间贸易流增加约1.5%，投资流提升4%，迁移流增长3%。进一步量化分析表明，户籍改革显著提升了农村地区的迁移、贸易和资本市场可达性，促进了城乡间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李老师的研究告诉我们人口流动不仅优化了劳动力配置，还降低了信息与交易摩擦，加强了商品与资本的双向流动。这最终加深了区域市场融合，对理解中国新型城镇化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瑞典哥德堡大学肖韫老师报告的题目为“Long Run Distortions in Talent Allocation from Land Rights Insecurity”，探讨了土地产权不确定对人力资本投资与人才配置的长期影响。以往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居民因担心外出务工会失去土地承包权，往往选择留在农业部门，抑制其对教育的投资和向高生产率行业的流动。肖老师基于全国固定点调查等数据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分省推进，实证检验了土地确权改革的代际效应。结果表明，改革显著提高了农村青少年的高中和大学入学率，尤其是15岁以下的群体；这些年轻人在成年后更有可能从事高技能职业并获得更高收入。研究启示我们不安全的土地权容易造成更低的教育投资，而土地制度改革通过强化产权保障，有效增加了人力资本投资，从而促进结构转型与社会流动。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吴建峰老师报告的题目为“Early Industrialization and Later Marriage: The Sino-Soviet Alliance’s Impact on the Gender Gap in Marriage Age in China”，研究了20世纪50年代中苏合作工业化项目对中国婚姻行为的长期影响。论文利用中苏联盟援建项目这一外生冲击，采用代际双重差分（cohort difference-in-difference）方法，识别早期工业化对初婚年龄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在工业化冲击的地区，其居民的初婚年龄显著推迟。此外，偏远县份的女性群体婚龄推迟更明显，且这种影响会在代际间延续。机制分析表明，工业化通过提升教育机会与女性就业机会，改变了女性的婚姻选择与人生规划，从而缩小了性别间的婚龄差距。该研究揭示了经济结构变迁对社会行为与性别平等的深远影响，也为理解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转型提供了重要经验证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左雪静老师的报告的题目为“Status and Hierarchy: Field Evidence from Vervet Monkeys and Human Children”，通过一项别开生面的田野实验，比较了长尾猕猴群体与幼儿园儿童群体中地位与等级结构的形成机制及其行为后果。研究以高频互动观测为基础，首先构建每个群体的等级排序（David’s score），再在个体间随机赋予额外资源，考察在控制期与处理期之间社会互动的变化。实验首先发现在获得额外资源的情况下，受惠个体在互动阶段获得的积极社交行为显著增加；而群体中处于最高位的个体在收到的积极互动减少，并表现得更具攻击性。此外，低等级但拥有额外资源的个体在社交网络中心性上显著上升，说明他人更愿意与实际有利可图的个体建立联系。这项研究告诉我们地位不仅是社会结构的结果，也是行为博弈的过程。人类对地位的偏好在很大程度由文化与早期经验塑造，并不只是生物进化的遗产。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王之老师报告的题目为“Industrial Preferences of Local Governments: Evidence from Industrial Land Transactions in China”，聚焦于中国快速工业化背景下，地方政府如何借助工业用地这一关键要素“选育”产业。文章基于2007至2019 年全国工业用地成交记录等数据和边界断点回归方法，发现县级政府在以低价供地时明显偏向本地优势产业。具体而言，某行业在当地就业占比每提高 1 个标准差，该行业拿地价格相对于基准价的折扣平均增加约 17%，且在潜在集聚外部性更大的行业中尤为突出。虽然地方政府整体上会遵循上级产业政策，但当上级重点与本地比较优势不符时，这种一致性明显减弱。研究进一步指出，受扶持行业的遴选多由“自下而上”机制驱动：地方政府凭借信息优势，更倾向挑选与自身产业禀赋相契合、且最具增长潜力的行业。王老师的研究告诉我们地方虽渴望复制“硅谷式”前沿集群，却终究受制于本地产业基础；未来可进一步探讨减税、低息信贷等政策工具与土地供给的协同效应，以全面评估地方产业扶持行为。
与会者围绕区域和发展等相关议题展开深度讨论。本次活动得到了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房地产经济研究中心和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的支持。
摄影 | 李国徽
编辑 | 朱红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