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回顾 | RICE-CCES沙龙第47期:中国经济研究如何回应重大现实问题

  • 发布时间:2025年05月30日浏览次数:

2025年5月25日,为庆祝复旦大学建校120周年,智库周特别活动、第47期RICE-CCES沙龙“中国经济研究如何回应重大现实问题”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801会议室举行,讲座由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RICE)、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CCES)联合主办。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军、陈钊、章元、兰小欢、陈硕、吴建峰、王之、奚锡灿多位专家学者出席讲座,共同探讨经济学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回应。讲座由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陈钊教授主持。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王之副教授表达了三个观点。首先,与政治学和社会学相比,经济学有其独特的审美标准和研究特性,强调其强烈的反直觉性。王老师提出经济学家往往在研究政策时发现“意外后果”。例如减负政策可能加重学生负担,保护女性的政策反而让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失去竞争力。这种复杂性以及对一般均衡的关注,使得经济学拥有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审美趣味。


王老师接着探讨了经济学研究中因果识别的重要性和现状。她引用数据显示,自1990年代以来,经济学论文中以实证和因果研究为主的比例不断上升。一些研究设计会通过舍弃更具一般性的样本,以提高因果识别的严谨性。然而,这种局部样本的选择影响了结论的外推性,从而使得经济学研究容易受到质疑。面对这些挑战,越来越多的经济学期刊开始刊登结合因果识别和模型量化模拟的文章,迈出了向现实政策提供可靠建议的重要一步。


王老师的第二个讨论点聚焦于城市与区域经济学的重大现实问题。她强调了全球气候变暖对经济地理重塑的影响,特别是对于沿海城市的经济活动构成的新挑战。此外,她还探讨了科技对城市经济的变革。她强调需要重新审视传统城市经济理论,并以新的模型刻画人工智能等科技对人们工作和生活方式的影响。结合今年中心TED会议上David Nagy教授的研究,她指出国家的产业政策将深刻影响地方的发展和产业结构,应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她还提到了新书《新一轮的城市洗牌,谁将胜出?》,提出在时代变革下,哪些城市能够展现出韧性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


最后,王老师讨论了经济学研究者理想的科研状态。她强调理想的研究应当立足于现实,超越时代。这样的研究既能回应现实关切,也能进行学术探索。通过将现实问题与长远的理论思考结合,研究者能够创造出有深度、有远见的学术价值。王老师总结道,这种探索精神不仅是经济学研究者的期望,也是推动学术进步的重要动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陈硕教授围绕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近十几年来的变化和重要性展开讨论。他回忆起十几年以前,经济学家对“地区研究”重视不够,认为没有理论上的贡献。只有基于理论展开,利用现实数据或模型对其证实或证伪。总的来说,学者需要从理论中来,在回到理论中去,这样的研究才有价值。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选题观念悄然变化。很多学者周围我国重大问题出发,选题更加自信。陈老师指出过去的几年里,很多国内优秀学者将自己研究直接围绕重大议题展开。同时,对理论的选择更为自信。基于中国的研究同样具备全球话语。总的来说,从重大议题中来,在回到重大意义中去,研究同样具备价值。


陈老师以自己和学院老师承担的研究为例,探讨诸如“天人合一”、“隐士文化”等传统中国政治和社会文化主题。陈老师提出,在十年前选这样的主题可能被视为“地区研究”,质疑一般性学术价值。但在研究中,他们采用贝叶斯游说理论、国家建设理论等前沿理论为这些现象提供理论基础。因此,基于地区的研究同样具备理论深度。


通过这些分享,陈老师向在座的学者和年轻研究者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经济学研究的未来可以从两个方向选题:第一,从理论出发,用数据或模型检验理论,最后回到理论;第二,从现实出发,寻找恰当理论和现实结合,最后回到现实。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兰小欢教授通过自己在美国留学时的经历引入对重大问题研究的讨论。兰老师回忆起2010年,诺贝尔奖得主Heckman曾鼓励年轻学者多关注经济学中的基本问题。这种建议却遭到了不少年轻学者的反对,他们觉得Heckman未考虑年轻人面临的生存压力。兰老师认为这个问题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尤其是对在学术界还处于起步阶段的学者而言。对于这些学术上尚未站稳脚的年轻人来说,追求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往往会因生存压力而被迫搁置。


兰老师进一步探讨了中国经济学面临的行业危机。他指出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经济学主要依靠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红利。但如今这一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他提到今年二、三线高校的经济学招生情况非常严峻,甚至连头部名校也在本科招生中遇到了困难。这种现状反映出经济学行业面临的全面危机,尤其是在应对重大现实问题时,经济学的教育和研究似乎与实际需求脱节。兰老师对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持谨慎态度,认为如果不进行转型,可能难以再迎来下一个三十年。


随着对经济学深入的思考,兰老师分享了自己近年来的反思和转变。他强调学者必须明确研究目标,以及如何将学术和现实紧密结合。他提到接下来的十年,他愿意更多地关注重大现实问题,尤其是基础设施和通用技术等领域的发展。兰老师强调理解复杂的现实问题需要大量时间和实践经验,这促使他将精力转向对中国基础设施的研究。他认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独特性,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在谈到自己的研究计划时,兰老师希望到2030年能够将经济学与他所调研的新兴科技和基础设施相结合。虽然目前尚未明确结合的形式,但他深信这样能够更好地帮助他理解中国经济。兰老师提到年轻一代对理解中国的需求日益强烈,这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机遇。新时代的年轻人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书本和学术文章,而是通过多种媒体和形式传播他们对中国的理解,这为学术界带来了冲击和启发。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奚锡灿副教授在会议上呼应前述发言。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因果识别和计量方法的迅速发展彻底改变了经济学研究的版图。中国在这一方法上的进展有目共睹,在顶级学术期刊发表的成果也层出不穷。 然而,如果我们对某一种方法过度依赖,将限制我们对许多重要问题的深入理解。 近年来,中国在微观数据的获取上仍面临很大困难,使得学者无法就某些重要问题开展基于因果识别研究。


另一方面,很多重要问题需要运用一般均衡的视角来分析,例如中国的消费不振和内外失衡等问题。另一个例子,是中国制造业正在经历的自动化和资本深化。中国正在以比发达国家低得多的成本进行装备生产,并以此为基础快速实现自动化。这会让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和角色发生根本改变。以往,国际社会将中国视为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的制造大国,但如今这一观点逐渐与现实脱节。这些重要的变化将如何改变国际贸易的格局和走向,依然需要基于一般均衡的分析。


此外,奚老师还强调了调研的价值。以中国产业工人的现状为例,奚老师指出,吃苦耐劳、训练有素的产业工人是中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但我们对产业工人现状的研究十分不足,其中一大原因是缺乏详实的劳动市场调查数据。这时候,深入一线的调研工作,能让我们对工人和企业双方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有切身的体会。


最后,奚老师认为,我们在关注中国重大现实问题的同时,更应该强调全球化的研究视野。中国经济问题的影响早已经超出了国界,但我国学者对相关问题的国际影响和普适意义的关注是不够的。在国际经济学界对中国问题的兴趣有所减退的背景下,中国学者更需要以全球化的视野讲好中国故事。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章元教授强调了经济学研究在回应中国重大现实问题方面的重要性。他指出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以研究中国问题为特色,老师们围绕这一主题展开深入的探索。在过去十几年里中心开始将更多精力放在回应现实问题上,例如其自己在减贫和乡村振兴等重大现实问题的持续关注和研究。


章老师认为作为高校研究者,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思想上澄清学界、政策和思想界的一些认知误区。很多时候,思想的误区导致学界对重大问题的理解有误,就会导致政策出问题。在接下来的讨论中,章老师指出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时面临的现实挑战。许多地方因为没有资源或足够的信息,缺乏独特发展路径。例如,各县市选择的产业同质化严重,造成了“谷贱伤农”的局面。


最后章老师还以移民搬迁中的“拆旧宅”为例,分析了搬迁户中的老人对迁入新房的不适应,以及地方政府不得不再出一笔钱让搬迁户拆除旧宅,从而导致扶贫资金的浪费。他强调认为,面对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复杂性,研究者有责任通过调研去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的建议。最后,他强调了思想解放的重要性,强调了高校经济学者要基于微观调研发现问题,从而帮政策制定者更好的理解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提出科学应对方案的重要性。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陈钊教授在发言中围绕“重大现实问题”这一关键词展开讨论,强调了学术界在定义和回应这些问题中的重要角色。他首先指出,虽然官方文件中提出的议题被视为重大现实问题,但进一步的判断应由学术共同体来完成。学者们应当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解读与分析,发挥创造性来发现和提出更深层次的问题。陈教授认为,提出问题和解读政策是研究的前提,这一点在经济学研究中尤为重要。


在回应重大现实问题时,陈老师指出,首先必须对中国的重要事实和特征进行充分梳理。他认为,了解现实情况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可以展开更深入的研究。他强调,在进行这样的研究时,必须根植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制度背景,确保研究能够体现出中国的独特性。陈老师为进一步阐述这一点,将研究类型分为前瞻性研究和政策回应研究。他认为,前瞻性研究需要把握时代发展的趋势,而政策回应研究则需要评估政策的合理性及其效果,以便提出调整建议。


关于如何进行有效的研究,陈老师指出,需要同时关注重大问题和科学的回答。他强调科学回答的构成包括事实呈现和经验研究。首先,研究者需要清晰地阐明事实,分析问题并提出具体的研究问题。这不仅涉及理论的探讨,还包括经验数据的分析和因果关系的识别。通过建立清晰的因果链,研究者能够更好地评估政策的效果并进行反事实分析。他认为,研究方法的选择应当依据问题的性质,而非简单高低之分。


最后,陈老师结合章元老师提到的宅基地问题,表示宅基地的交易应被视为村民的一种财产权利,允许更大的交易范围能够有效地增加收入和缩小贫富差距。他认为宅基地流转与实现这些目标并不矛盾,既然政府将宅基地视为重要问题,那么学术界是否可以提出更多的观点和研究。在他看来,宽松的讨论空间将有助于更好地回应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推动经济研究向前发展。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吴建峰副教授在发言中分享了他对经济学研究及其未来方向的思考,重点讨论了经济学的美学价值与学术生态的重要性。他认为经济学研究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理解和研究。


第一层次是审美层面。尽管经济学理论往往复杂,但这种复杂性和学术之美给了他和学生很大的愉悦感。吴老师认为,扎实的学术研究虽然可能与现实世界的紧密结合并不总是显著,但它确实为精神生活提供了重要的支撑,这种学术上的满足感是推动人类思想发展的动力之一。


第二层次是前瞻性。在当前的不确定世界中,面对人工智能等新兴挑战,经济学的研究方向需要向前沿探索。他认为学校应当建立一种研究生态,鼓励对重要问题保持敏锐的前瞻意识,同时引入跨学科的研究人员。这一生态不仅仅是为了提供基本生存保障,更是让研究者能够遵循自己的兴趣开展研究,使得他们能够在探索未知领域时找到并享受乐趣。


为了形象表达这一点,吴老师分享了他与一位咖啡师的对话,讲述了云南咖啡豆的种植过程。咖啡豆的质量在五年后才会显著提升,所以在生产链的早期阶段给予耐心和支持很重要。如果过早地对制作过程进行评分可能会对咖农造成伤害,这对整个产业的发展是有害的。他认为经济学研究亦是如此,应该为有潜力的研究给予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以便在未来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在发言中探讨了中国经济学研究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呼吁学者们关注这些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政府决策过程中的知识储备不足。他首先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研究所经历的阶段性变化,强调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无论老一代还是新生代经济学者们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经济体制改革和推动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用什么手段和政策的设计能够有效地推动经济的市场化而又不会引起政治上和社会上的重大不稳定,成为当时最重要的话题。在那时,资深的经济学家如薛暮桥、马洪、张薰华、吴敬琏、厉以宁等人,以及一批还在读研究生的年轻人都积极参与到政策讨论中,就像1984年的莫干山会,提出了针对价格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银行改革和财税改革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和建议。


随后张老师指出,随着引入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也别是随着计量经济学的引入,过去二十年我们更年轻一代的经济研究无论在方法还是内容上开始发生显著变化。由于从事经济学的新生代的队伍越来越庞大,发表论文的压力越来越突出,于是过度追求技术复杂而对选题的重要性和现实性关照不够,甚至出现了以识别因果关系作为经济研究的主要目的,那些跟国家的战略更直接和更重要的,跟重大社会经济问题更相关的论题因为不能很好纳入识别因果关系既有的计量方法论中,就不再受到关注。这导致,现在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虽然规模越来越大,但跟国家和时代相连的那些主要问题和政策讨论却越来越不相干。他认为,许多年轻学者可能更倾向于选择那些易于识别英国关系和易于发表的课题,避开那些实际关系深远的重大现实问题。此外,张老师提及当今的经济发展程度已经变得十分复杂,过去简单的经济模型和理论已经无法充分解读当前的经济状况,反而需要我们关注更大和更深层的问题。


张老师举例说,在我国住房保障和养老制度的政策时,能够把这些问题讲清楚并能给出合理改革方案的研究几乎没有,同样,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如何改革来适应新的阶段,防止过去那样在地方政府层面出现过多的负债,现在很多财政界的经济学家也没有能给出合理的改革方案供高层讨论,现在大多数人的讨论基本都是强调了改革的重要性和应该遵循的原则,但没有建立在学术研究之上的具体的和可以操作的实施方案及模拟结果。这让决策层无法评估可能改革的后果等。他认为,现有的住房保障、养老和医疗保险体系都缺乏全国统一和稳定的框架,导致公众对这些保障制度的信任度不高。

张老师还指出,当前的研究普遍存在选题的重要性持续下降的趋势,除了在发表上走向过度竞争和内卷之外,也跟主要数据不开放给研究者有关。他强调,中国经济学家要更好地回应这些现实重大问题,研究者需要得到扎实的基础数据,虽然走进真实世界去了解现实的变化和从观察中捕捉到新的现象设计重要的,但国家向经济学家开放主要数据是推动中国经济学走向重大现实问题研究的关键一步。


最后,张老师提到了一项关于《经济研究》和《管理世界》期刊的文本分析,观察到围绕高层关心的主题的词频变化。他提出,虽然期刊的关键词和趋势近年来确实反映了政策的关注点(如全要素生产率、共同富裕和人工智能等),但实际的研究成果与政策需求之间的连接尚未得到充分建立。因此,张老师呼吁经济学者们加强对国家重大现实问题的社科理解,研究选题不仅要为了发表出来,更需要关注自己的研究是否能为讨论国家重大现实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吸引更多经济学人转向同一问题的讨论与研究, 能够为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有用的帮助和知识支持。

在提问互动环节,在座师生进行了热烈讨论。最后,陈钊教授在总结发言中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首先,他强调经济学不仅是一门学科,更是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可以被应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即使是在非经济学领域。其次,陈老师指出,研究的灵感往往来自于对现实的观察,他鼓励学生关注自己熟悉的领域,深入了解各种重要问题。无论将来身处何种环境,解决现实问题都是每个人的责任。他呼吁毕业生与老师保持联系,分享他们在社会中的发现和困惑,共同为回应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贡献力量。


撰稿 | 钟岳霖

摄影 | 崔   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