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25日，第43期RICE-CCES沙龙“如何认识产能过剩”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805会议室举行，讲座由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RICE）和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CCES）联合举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张军、章元、张晏、章奇、吴建峰、王之、章逸然等多位专家学者参加讲座，复旦发展研究院石烁博士也参与了讨论交流。
讲座由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张晏老师主持。张老师指出上半年楼市松绑政策效应有限、地方非税收入上升、居民消费激励不足等，提议与会师生结合有关产能过剩的争论和这些典型的经济现象，对下半年的经济态势作一些展望和讨论。
章奇老师对产能过剩的概念界定及背后的政治色彩做了深入剖析。他指出单从数字层面看，中国的产能利用率并不是很低。产能过剩这一概念也并不是很严谨的学术概念，中国大量的产品出口说明有需求面的支撑，也很可能是竞争力的表现。近年来产能过剩成为美国和欧盟对中国施压的要点，其背后有着政治上的考量。但章老师也从另一个角度指出，发达国家指责中国产能过剩的直接原因是中国出口过多，而出口过多可能与消费不足和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相关联。不管国外的批评有其自利的考虑，但即使从我们自身利益出发，也有必要进行政策调整，其结果是可以利己利人的。
张军老师回顾了国际主流学术界围绕生产链全球化这一问题的观点变化历程。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他的学生巴格瓦迪曾有一场著名的师生争论，前者指出发达国家的生产外包降低了本国劳动收入，而后者则持相反的观点。克鲁格曼曾经支持巴格瓦迪的观点，近期发生了转变。克鲁格曼本人也承认这种观点转变背后的政治考量，由于中国新产品的进入，拜登政府产业补贴所挂钩的就业条件更难触发。张老师还进一步指出，新的阶段不仅经济学界开始考量生产外包的全球影响，中国也不再具备前一阶段的各领域相对优势。因此中国需要在新阶段下全面考虑战略转型，重视产能的全球调整和国内消费能力的提升问题。
章元老师认为美国提出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本质上反映的是中美科技竞争的问题，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专利技术全球第一，体现了中国的科技进步，这是美国担心的，而反观其他国家，例如澳大利亚等国家并不反对从中国进口所谓的中国过剩的新能源汽车，这是因为他们本国没有这些产业，因而不需要面对中国新能源汽车的竞争。章老师还展望了下半年的经济态势，结合当前的经济指标论证认为中国还需要强有力的一揽子宏观政策来推动经济复苏。
吴建峰老师认为产能过剩并不好定义，尤其是因何种指标来界定“过剩”。从国际贸易视角来说，吴老师认为美国各界对中国产能过剩的讨论，除了进口大量廉价商品外，还涉及到对美国本土就业的影响。就讨论较多的新能源部门的产能过剩，吴老师认为新能源产能多来自民营企业，生产更多依赖市场机制而非直接来自政府的补贴。就应对措施来说，吴老师认为当下我们更需要研判如何应对人口生育率下降和养老问题以及如何释放出更大的消费需求。
章逸然老师从中国新兴产业出口的角度探讨了两个有意思的现象。其一，以新能源汽车行业为例，中国的新兴产业出口体现出在发展中国家市场的显著优势，全球化的表现并不逊色于发达国家。其二，中国企业出口到第三世界国家常常依靠贴合这些市场需求的增量创新，而不太依赖颠覆性创新。例如，一家中国手机企业凭借针对非洲特殊环境和人种需求的几项技术创新，占据了非洲约四成的市场。
王之老师讲解了与教育就业相关的热门话题“张雪峰现象”背后的深层次经济思考。这一现象反映出，中国的高考专业填报似乎被认为与就业前景强关联。进一步值得深思的问题是，教育过程中的学习曲线短、试错成本高，更强调“充分卡位”而非保持开放选择的重要性。这种教育和就业选择的模式可能成为产能过剩的原因，大家都做确定的事情，而没有人愿意去试错。
石烁博士分析了美国批评中国产能过剩所承受的通胀成本。学术界早有观点指出，美国能够长期维持低通胀的格局，依赖于中国出口的大量低成本商品。对于美国当前高通胀压力长期化的原因，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倾向于强调总需求过热。石烁博士指出，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美国对华脱钩断链和高关税，导致总供给不足。在多重地缘冲突风险加剧的局面下，美联储的利率政策越发僵硬，难以根除高通胀问题。高通胀由此成为美国批评中国产能过剩的成本，对美国经济的长期影响值得中国学界关注。
在观点分享过程中，张军老师还针对老师们提及的重要话题做了一些穿插点评。围绕克鲁格曼的观点细节、对跨周期调节政策的认识、对金融风险的评价、日本宏观经济的启示等话题，张老师做了一些扩展，大大丰富了我们的认知。
与会学生围绕税收征管力度的决定、经济周期的把握、地方债务问题的新进展等话题踊跃提问，沙龙在热烈的氛围中结束。
撰稿 | 尚庆宇
摄影 | 李国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