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CE-CCES议两会
3月11日晚，复旦大学第37期RICE-CCES沙龙活动顺利举行，此次沙龙主题为“RICE-CCES议两会”。出席会议的嘉宾有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老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副处长罗长远老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寇宗来老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陈钊老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章元老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章奇老师、吴建峰老师、鞠高升老师、王之老师、刘志阔老师、李婷老师、奚锡灿老师、章逸然老师。会议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晏老师主持。
张军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第一位演讲的嘉宾是张军老师，他从宏观视角解读了政府工作报告，并展望了未来中长期的宏观经济走向。张老师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经济部分的重点概括为“承前启后”。疫情之前我国GDP增长率为6%以上，疫情以来，按照两年核算的平均增长率为5.1%，因而今年所设定的5.5%增长率目标正是对疫情冲击前后两个发展阶段的衔接。在设定增长目标的同时，政府工作报告将更多精力放在了稳字上，尤其强调了稳就业和减税降费的重要性，此外，由于去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低于市场预期，以及发达国家纷纷收紧货币政策，使得今年并没有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在此背景下，今后几年的长期增长态势与政策环境尤其值得关注。张老师强调，为了稳经济，今后几年，我们必须要减少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降低新政对宏观经济的短期冲击。近年来中央各部委密集出台了许多全局性的中长期发展政策，包括共同富裕、双碳、稳定房地产市场等，但这些政策之间缺乏事先的协调和衔接，导致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出现偏误，过犹不及，导致政策倾向反复逆转，不利于市场预期稳定。为了避免这些现象，张老师指出，应避免短时间内频繁出台可能引起需求收缩的政策，更好地与市场互动，同时要做好预期管理工作，建议发改委尽快形成基于模型的经济预测定期公布制度，发挥调节和引导预期的功能。央行、发改委和财政部等应该加快实现宏观管理职能的现代化，更好地推动宏观经济的增长与稳定。
寇宗来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第二位演讲的嘉宾是寇宗来老师，他将政府工作报告的主要内容概括为“稳”与“增”，并从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与国内就业两个视角分析了稳定的重要性。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地缘政治不断挑战现行的国际合约与世界秩序，粮食、石油、镍等大宗商品的交易常受到国家间战略博弈的影响，这些重要商品应在多大程度上自给自足，确保供给的安全与稳定，是值得深思的重要议题。为了促进就业稳定，最重要的途径是深化“放管服”改革，激发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活力，寇老师从产业经济视角提出三点政策要义。一是政府要进行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其中5G与数字经济相关设施的建设将是重点领域。二是持续推动技术创新，双碳战略要在保证国内就业稳定的前提下有序推进、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相协同的波特效应，其关键在于绿色技术的创新。同时，由于我国科技发展已进入新阶段，创新路径由追赶模仿转为主动突破，因此加强国家实验室建设、推动高校与产业界研究合作，对于保障技术安全、降低试错成本、实现前沿关键技术突破都有重要意义。三是坚持开放，在国际局势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以开放的态度欢迎外资，对于提升政策的可预测性、稳定企业对自身发展的预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罗长远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文科科研处副处长
第三位演讲的嘉宾是罗长远老师，他从开放视角分析了未来一年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罗老师首先对比了近两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对外开放的表述变化，认为稳定是今年外贸领域最重要的主题，例如去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推动进出口稳定发展”转变为今年的“多措并举稳定外贸”，“积极有效利用外资”转变为“积极利用外资”等。接着，罗老师介绍了今年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将发生的变化，我国将迎来中共二十大，政策倾向趋于稳定；美国将面临国会中期选举，持续的贸易不平衡使得中美经贸关系仍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中欧峰会即将举行，法国、德国对中态度趋向友好，中欧经贸关系值得期待；韩国大选结束，澳大利亚将迎来新一轮选举，中韩、中澳关系有待观察；菲律宾也将迎来大选，中菲及东盟的经贸往来有望持续推进。最后，罗老师分析归纳了今后中国在对外经贸领域将采取的重要举措，即“一体两翼三抓手”。“一体”是指进一步整合国内市场，形成一个可以依托的内循环；“两翼”是指全力推进RCEP建设，并加强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的谈判；“三抓手”是指推动CAI落地以强化中欧经贸往来、恢复中美贸易谈判、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三位老师的全局性演讲结束后，沙龙进入专题讨论阶段，各位老师分别就自己关注和研究的领域发表了观点。
章元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章元老师从粮食和粮食安全统计的视角出发，分享了自己对粮食安全问题的观点。粮食与猪肉价格是CPI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会进一步影响宏观货币政策，在国际地缘冲突时有发生的当下，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尤为突出。章老师首先介绍了中西方在粮食统计口径上的巨大差异，我国统计语境下的“粮食”包括谷物、薯类、豆类三类食物，另有“口粮（水稻、小麦）”和“杂粮（玉米、豆类、薯类）”的说法，而西方统计术语中没有专门的“粮食”概念，取而代之的是更宽泛的“Food”，肉类、果蔬等众多食品都包含其中。统计口径的差异也引发了中西方对“粮食安全”的不同定位，我国更关注谷物尤其是口粮的自给自足，而世界粮农组织所定义的“Food Security”则以消除饥荒和营养不良为目标。章老师指出，近年来我国粮食进口量屡创新高，但他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粮食安全出现重大问题，需从统计视角分解粮食进口的实际构成及用途来分析。我国进口的主要为大豆和玉米，它们并非口粮，主要用途不是直接供人们食用，而是用于榨油、生产饲料和工业原料。而近年来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已从追求“吃得饱”转为“吃得好”，肉、禽、果蔬类等食物的消费比例显著增加，因此进口大豆和玉米的增加也顺应了居民需求的转变。此外，由于我国在进口粮食的同时也伴随着食品出口，净进口才是精确反映粮食对外依存度的更合适指标。最后，章老师给出了两条政策建议，即在粮食统计口径上对接“Food”概念，在粮食安全战略上更关注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变和未来的居民食物需求增长点。
奚锡灿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
奚锡灿老师接着“安全”话题，分享了自己对粮食安全与能源安全的思考。奚老师同样认为在统计口径上应使用更宽泛的“Food”概念，但若要设定粮食安全红线，则需平衡好安全与效率，重点关注口粮作物的自给自足。我国面临耕地总面积的紧约束，如果要实现大豆等非口粮作物的完全自给自足，就需要占据很大比例的口粮耕种面积。而口粮的需求弹性更低，其供给安全应得到首要保障。同时，由于粮食的种植收益低于经济作物，农民的生产激励也是粮食安全中不容忽视的重要议题。能源安全方面，今年5.5%增长目标的实现，需要能源供给的及时跟进。奚老师从横向地区和纵向产业链两个视角做了分析。横向来看，由于各地的能源生产与消费存在重大差异，能源政策应因地制宜，实现区域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和优势互补，从而提高能源的整体使用效率。纵向来看，我国能源生产部门的市场化程度较低，能源供给存在较强的刚性，而消费能源的下游制造业部门市场化程度较高，能源需求灵活多变，容易形成供需之间的不匹配。因此，应推动能源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在信息处理上的优势，通过价格机制来引导企业预期，缩小能源供需之间的缺口。
刘志阔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刘志阔老师重点分析了今年的财政政策。刘老师首先介绍了减税降费的新举措，即1.5万亿元的退税政策，将有效减轻中小企业负担，但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会面临央地分摊机制的设计问题，中央与地方政府分别承担多大比例的退税额，才能平衡好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与开展项目的积极性，将是后续值得关注的议题。接着，刘老师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一是赤字率问题，今年2.8%的赤字率预算在字面上低于去年，但由于增加了央行等留存利润所调入的资金、以及去年财政结余资金两个收入渠道，实际的财政支出规模仍将高于去年。二是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即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直接抵达基层地方政府，该机制有利于缓解基层政府的财政困难。但是，需要加强对直达资金的考核和监控，以及直达资金和预算资金信息系统的打通。最后，刘老师指出了目前应该增加财政信息的透明性，目前缺乏公开可获得的财税数据，尤其县区层面的数据缺失，这对政策和学术研究都造成了不便。
吴建峰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吴建峰老师分享了近年来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状况与政策取向。吴老师首先分析了去年4月发改委的政策通知，认为发挥和重视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已成为政策面的共识。对于城市的发展路径问题，吴老师认为部分省会城市通过行政力量来壮大自身的做法值得警惕，这种非市场的发展路径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城市群的协同发展。由于中国的城镇化率已超60%，城市内部收入不平等问题将是相当一段时期内新型城镇化面临的重要挑战。吴老师指出，目前的许多城市问题，包括生育率低下、制造业工人数量下降等，都是与中国城镇化迈入新阶段相关的全局性系统性问题，不能简单地通过末端治理的方法加以解决。此外，疫情冲击对城市发展可能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譬如一些的高科技公司选择落户非一线大城市，但这种现象是否具有持续性还有待观察。
王之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王之老师分享了自己对民生问题的看法。根据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地方的重要公共品，包括教育、医疗等，将以城市常住人口为依据进行供给规划，王老师认为，由于我国流动人口众多，相较于过去以户籍人口或非农户籍人口为依据，城市常住人口基准能为更多人提供公共服务，但是，鉴于我国城市人口增长率的时序相关系数相比过去已经降低不少，在实施以常住人口为基准的规划中，能否根据过去几年的常住人口数据来预测未来的城市人口规模与空间分布，有待于更严谨和科学的模型分析。王老师也认同了吴老师关于城市生育率低下问题的观点，人口问题不能简单通过鼓励生育的方式加以解决，需要对问题产生的源头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李婷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
李婷老师讨论了医疗改革的议题。李老师认为，在医保得到落实之后，深化改革的方向在于如何提高医保资金的使用效率，去年开始的门诊统筹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表示将进一步开展“医保省级统筹”，各省内的医保供给有望趋向平衡，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需要解决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所导致的医保筹资与待遇差异问题。此外，李老师也对基层医疗和互联网医疗的现状表达了担忧，医生资源的稀缺性依然是最大的发展瓶颈。
鞠高升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鞠高升老师分享了自己对于数字经济的思考。在当前的发展模式下，互联网平台经济最终必然会走向垄断，而平台经济的特性决定了传统的反垄断方式可能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一个可能的替代方案是考虑由国家政府以非营利模式经营平台的部分功能。为防止国营可能带来的效率损失和对技术进步的阻碍，需要进行有效的设计。鞠老师基于IT的分层思维初步设计了一个三层式的框架，即将整个互联网经济自上而下分解为应用层、中间业务层和技术层，其中顶部的应用层可由国家出面成立综合平台来管理和交易，部分业务层和底部的技术实现层则交由竞争性企业去完成。此框架既可让政府和企业各自做它们应该做的事情，政府可以在交易层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又不会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接着，鞠老师分析了平台经济新框架对大数据社会的影响。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经成为生产函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但数据确权问题仍未解决。平台上的买卖方是数据的实际生产者，而在目前的平台框架下，数据所有权实质上归属于平台，导致企业和个人需要额外支付费用才能使用到自己的数据，并未有效利用数据信息的公共品属性，没有实现数据的效益最大化。在鞠老师提出的三层分离框架下，或可以做到数据全民公有，通过脱敏和隐私处理，可以让更多人使用到数据资源。这不但有利于提高微观企业的生产效率，也有利于宏观经济的管理，另外也能推进经济学学术研究。
章逸然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
章逸然老师从创新视角解读了政府工作报告。本次政府工作报告从既有政策和未来规划等各方面对创新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其中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推动产学研结合、加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等具体举措，对提升我国的基础性和应用性科学创新都具有重要意义。不过，章老师也指出，由于政府和社会能够调动的创新人力与财力有限，这种同时提出过多目标的政策设计可能会面临较强的资源约束，导致实际执行效果不及预期，因此需要在更详实的数据支撑下进行更科学的研究，提高创新资源的使用效率。在数据信息的披露方面，章老师也对前几位老师的观点表示认同，并补充了对数据安全性的思考，大数据时代需要更加重视数据的使用权利与边界管理。
八位老师精彩的主题演讲之后，章奇老师和陈钊老师分别进行了总结性发言。
章奇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章奇老师强调了政策稳定性和对外经贸的重要性。政策稳定性将通过影响投资环境和投资预期来进一步影响宏观经济，对保就业稳增长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但近年来一些政策张弛失度，甚至前后有所矛盾，不仅直接冲击了相关市场主体，还对其他企业的市场预期造成负面影响，导致企业家投资信心不足，因此宏观经济的前景依然有赖于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章老师认为内循环不能脱离外循环，外贸依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而俄乌冲突可能会使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进一步的变化，未来的回旋空间可能会有限，中国应抓住当下的机遇，维护对外经济联系和外贸环境，加快推进改革与发展。
陈钊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陈钊老师将整场沙龙讨论的主线归纳为“坚持市场化改革”。陈老师以教育为例，指出目前教育“内卷”的根本原因不是优质教育资源的不足，而是因为全社会收入分配出了问题。由于市场化程度还不够高，行业间、所有制间的收入差距过大，国有部门等上游垄断行业具有极高的利润率，而以民营企业为主的制造业却面临极大的生存压力。这导致包括大学学历在内的诸多身份标签化，成为进入少数高收入行业或是进入“体制内”的门槛。因此，只有全社会各个领域继续坚定市场化改革，才能真正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才能解决包括教育在内的许多长期性系统性问题。
本次活动得到了复旦大学学生的踊跃参与。在活动结束前，张晏老师还代表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感谢了倪德明学术发展基金对RICE-CCES沙龙的大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