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16日，由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RICE-CCES沙龙“把脉未来经济发展新格局”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801会议室召开。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陈钊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寇宗来教授，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副处长、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罗长远教授，复旦大学绿庭新兴金融业态研究中心主任王永钦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章元教授、王之副教授、刘志阔副教授、奚锡灿助理教授、李婷助理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张明海老师出席了此次沙龙并进行了精彩的分享。活动由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晏副教授主持。
章元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章元教授从共同富裕的角度探讨了如何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章教授最近的研究发现我国的基尼系数和城乡收入差距均在2008-2009年后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而这恰恰是可以由同一时间我国低端服务业就业占比上升所解释的。此外，省份层面的数据显示服务业就业占比和劳动收入比也是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的。因此，实现共同富裕、改善收入差距的关键就是保就业和改善收入分配。
寇宗来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寇宗来教授认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做好经济的四个循环。第一是做好生产和消费间的循环，本质是分配和效率之间的关系。第二是做好生产部门和研发部门之间的循环，这其中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解决好我国自主技术的独立性问题。第三是做好军事和民生之间的循环，即通过军事投资和军民融合溢出到民生部门。最后需要做好国内和国外的循环，这便需要发挥好我国内需巨大、产业链齐全的优势，继续坚持对外开放，尤其是“一带一路”方面的建设。
王永钦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复旦大学绿庭新兴金融业态研究中心主任
王永钦教授着重探讨了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周期性问题。王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在2012年后的急剧下滑和债务的激增是息息相关的。我国家庭债的规模在2007年是4万亿，今年则增长到了60万亿。债务规模的膨胀进一步导致了需求的不足，从而引发了经济的衰退。因此，中国当下需要解决好债务减免的问题。第一步便是减债，之后在经济发展好的阶段征收房产税，让房地产从抵押品回到住房的属性，从而降低房地产的杠杆作用和债务规模。
罗长远 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副处长、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罗长远教授从自贸协定、外资、进出口和一带一路的角度分享了他对经济发展新格局的思考。首先，罗教授认为尽管目前社会上出现了对中美谈判陷入胶着的担心，但回顾中国近些年在各项外贸协定的谈判过程便会发现，自贸协定的谈判往往需要花费长达十年左右的时间。因此，面对开放的推进，我们一方面需要更多的耐心，另一方面也需要我们的政府和企业对即将到来的协定生效做好准备。在外资方面，罗教授指出中国一方面要利用好最近在华外资出口转内销的新现象，另一方面面对撤离的外资，我们可以以此为契机加强和提升国内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最后，罗教授也提到了中国正在从加强进口和推动一带一路的方式上助力经济的转型和质量改善。
张明海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张明海老师提出，国家和上海的十四五规划中都专辟一章讲数字经济的，数字经济在未来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非常突出，需要关注。十四五规划中，数字经济已从之前比较集中在技术和经济的单一层面，提升到了经济整体和社会治理的综合层面。上海作为数字经济发展在全国处于引领的城市，在电信产业、软件信息业、工业互联网、数字化治理等方面都有较强的实力和优势，但在新的发展形势下，仍然在企业活力、创新能力等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在产业数字化跨境数字贸易仍缺少必要的保障和共识。
陈钊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常务副主任
陈钊教授从政策激励的角度分析了如何提高我国的创新发展能力。陈教授的研究发现中国的研发投入中大概20%并没有真正的用于创新。当把这些虚假的部分扣除后，一方面中国的研发投入增长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夸张，另一方面可以看到我国真正在做研发的企业，其研发投入回报处于国际正常水平。因而，提升创新能力的关键是如何将研发投入用于创新能力突出的高新技术企业，并提高监管的能力。
刘志阔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
刘志阔副教授从企业集团化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当前的企业出现了明显的集团化特征，而且在未来这种趋势会更加明显，这便需要我国在当前加强开放和扩大内需的背景下，保证好市场的公平进入和有效的退出机制。而在过去几年，我国国企由行业式的扩张向资本式扩张转变，扩张速度不降反升，有可能导致寡头形成后经济动态效率损失，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埋下隐患。
奚锡灿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奚锡灿助理教授围绕十四五规划的新提法展开了讨论。首先，十四五规划肯定了提升未来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性，具体的要求便是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要快于GDP的增长。然而，GDP的增长一方面取决于劳动生产率，一方面取决于总就业。因而，劳动生产率快于GDP增长的目标在未来可能会引发总就业的下滑，这是需要警惕和思考的。其次，相较十三五提高就业比重的提法，十四五更改为了稳定制造业比重。这一方面反映了疫情期间我国制造业的强大和在全球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对制造业比重下降过快的担忧。然而，我国的情况并非制造业比例低，而是服务业的水平严重偏低，后者又会进一步造成消费过低的问题。制造业比重高和制造业强国并非等同的概念，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往往是制造业比重越低，该行业的整体实力才会越强。
李婷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李婷助理教授指出目前基层医院没有较好质量的医生是基层医疗发展缓慢的关键。这一方面是由经济激励导致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基层医生的培训不到位，以及基层医生的晋升激励不足。基层医疗机构发展缓慢导致大量居民转移到价格相对更高的三级医院就诊，这种转移结构的变化是我国医疗支出费用上升的重要原因。此外，门诊保障力度的不足也会通过门诊治疗转住院治疗的现象推高医疗支出，因此在未来需要重视门诊医保的覆盖力度和相关的机制设计。
王之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
王之副教授从城市发展的角度分享了对未来中国发展的看法。目前我国城市化呈现了两个特点，一是城市化率相较发达国家较低，另一个是大城市的比例偏低。十四五规划中指出要将城镇化率从当前的60%提高到65%，这便意味着在未来的5-15年内，将有超过9亿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内。那么，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便是如何将如此庞大的人口分配到三百多个城市里。尤其是在2035远景规划中提到了要推动大城市的人口增长，因此在未来如何解决大城市房价过高，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不足的问题便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当前利用数字经济发展城市和解决城市病也许是一个可行的方式。
张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张军主任在最后的总结中指出中国过往40年的经济发展和政府的规划密不可分，而且我们越来越相信政府是可以来规划发展经济的。但是，经济学告诉我们在要素自由流动和产权明晰的情况下，要素是可以定价和进行市场交易的，发展也就不会存在不充分的问题。现在大家比较关心南北差异的问题，而南北差距的扩大正是在提醒我们像东北这样的地区，恰恰是受到了政府过多的管制导致了经济发展的落后和市场发展的不充分。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关键就在于要让要素能够真正地流动起来。这又要求要素能够有明晰的产权和界定，以及充分的保护。
本次沙龙在热烈的氛围中迎来尾声，最后张晏副主任代表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特别感谢了倪德明校友学术发展基金对RICE-CCES沙龙活动的资助。
撰稿：申 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