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桂飘香的季节，复旦园迎来了中国经济学界的一次盛会，由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办的“走向新的政治经济学”研讨会于10月18日到19日在复旦大学隆重举行，来自国内外的老一辈及知名中青年经济学家、法学家和特邀嘉宾五十余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18日上午，研讨会的开幕式在复旦大学校党委副书记燕爽的欢迎辞中拉开了帷幕。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理事长蒋学模教授首先以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老科研和教学工作者的身份回顾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及其兴衰的历史原因，认为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重新兴起是具有客观必然性的，是实践的要求和时代的呼唤，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却是需要变革和创新，所以时代也在呼唤一个要解决一系列的新问题的新的政治经济学的诞生，但是这些问题复杂而艰巨，学术上还存在分歧，所以他衷心的希望这次研讨会能为来自海内外的知名学者探讨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并取得丰硕的成果。最后，学术研讨会在中心主任史正富博士的欢迎辞中正式开始。
为期两天的会议非常成功，在内容上具有三个鲜明的特色：
在规范问题方面，各位教授达成了一致的共识：时代发展到今天，已经和正在中国所发生着的巨大经济变革呼唤新的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对于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指导思想、如何弃旧纳新、如何借鉴等重要问题上，他们几乎达成了完全一致的看法：南开大学的谷书堂教授认为我们需要一部《中国转型经济学》来研究中国转型中的各种重大经济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吴易风教授的报告使我们认识到毛泽东同志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重要论述对于如何写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复旦大学的资深教授蒋学模先生论述了新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思想、研究对象、方法、数学方法的地位和作用、如何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等重要问题；中央党校的王珏教授：认为新政治经济学应该是对新社会的产生、演变和发展的规律的解释，但不能把全部理论都纳入到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孟捷教授在分析资本主义资本积累问题中引入技术创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张宇教授、南开大学的周冰和高峰教授、苏州大学商学院的万解秋教授、江汉大学的余元洲教授、上海实业集团的副董事长陈伟恕教授、江西师范大学的李建德教授等都对这些问题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另外，南开大学的周立群教授、复旦大学张薰华教授、厦门大学的李文溥教授也表达了对于如何搞好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的观点。
会议的第二个鲜明特点表现为越来越多的中国的学者在对中国转型期的重大现实问题进行着的敏锐观察和实证研究。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的樊纲教授则强调平等与公平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他认为经济学应该做的是寻找一种在给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下“社会紧张程度与激励不足程度所造成的效率损失边际均等”；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张曙光教授对政府征地拆迁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法经济学分析，认为需要引起我们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使用权是不是一个独立的产权”，上海社科院的周振华教授对张曙光这一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中国社科院的张宇燕教授从美洲大陆的金银导致了西方世界的兴起以及中国在明清时代的衰落的历史视角说明了外生的冲击往往是制度变迁的关键；北京大学的朱苏力教授以法学家的视角用中国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复仇的故事解释国家起源而加深了我们对到制度变迁的理解；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姚洋对中国体制变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通过对中国的高积累和大力吸引FDI并存的事实观察出了中国金融体制所暴露出的弱点，并把这种弱点归结于法律体系的无效率；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在目前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资本市场的市场化；Mary Washington学院的刘昶教授通过对中国清代以来的农村税收变革分析了农村税收的政治经济学；浙江大学的史晋川教授通过对温州地区一系列经济现象从历史演变的视角给出了关于“多边机制”的经济学解释；其他还包括复旦大学陆德明教授对于非公共选择问题的研究、南京大学的洪银兴教授对中国目前的市场秩序混乱的分析、武汉大学的邹薇教授对中国地区发展的不均衡的研究等；
第三个特点体现在他们在思考如何建立新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同时，也清醒地看到了西方经济学中所存在的众多缺陷以及在建立新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时应该批判地吸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汪丁丁教授提出“大范围制度变迁”的重要概念的并对其进行“规范化处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立中国新政治经济学的可能依据和三个结论：中国的新政治经济学需要在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框架中增加“意义”和“行为”这两个维度、演化博弈理论更适合于理解大范围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行为与意义、中国的新政治经济学有必要把静态分析框架内的新政治经济学拓展为包括演化理论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陈平教授认为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来只能用来解释工业社会以前的农业社会，但是用来解释工业社会劳动分工的发展和经济波动只能是一个神话；他以中国最近二十多年的经济发展为例，认为这是一个“谜”，因为按照标准的西方经济理论，由于人口压力、资源稀缺、教育落后等原因，中国是最不可能发生经济起飞的国家，但是中国却存在着乡镇企业的发展、中国逐步成为世界工厂的事实、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从未有过的积极性的、以及与科尔奈的理论相违背的“双轨制”和“软约束”的现实；他检讨了西方的经济模式，并在严格的实证检验的基础之上全面地、前瞻性地挑战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例如他发现了“经济混沌”、成功地分离出经济信号与噪音、解决分离短期与长期行为的经济哥白尼问题、确认ＨＰ滤波器在分析持续宏观经济波动的中心作用、发现股市和宏观经济指数的色混沌、发现卢卡斯的微观基础和理性预期模型违背了大数定律等，并主张用“全球的视角、历史的眼光、跨学科的方法”进行研究，在经济学理论上我们可以在“适度竞争”、“共生演化”、“社区行为”、“社会动物”、“保护创新”等许多方面进行创新。而茅于轼教授则强调了均衡价格的重要性，阐述了他对一般均衡理论的制度含义的见解，表现出了老一辈经济学家的高尚风格和素养；南开大学的柳欣教授认为：由罗宾逊在1953年所提出的总量生产函数问题引发了著名的剑桥资本争论，其结论是，新古典理论只能在单一产品模型中成立，而不能适用于异质品模型，即新古典理论对于现实的异质品模型的解释或其以总量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学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然而，这一逻辑矛盾并没有被澄清，乃至以总量生产函数为基础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依然统治着经济分析。他的宏观模型证明：以生产函数为基础的新古典理论只能应用于相对价格的解释，而不能应用于任何异质品的总量、现实中以货币量值加总的所有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是由社会关系或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所决定的。美国MIT的崔之元博士认为发展新政治经济学，要对西方的制度经济学采取批判的态度，还要搞清楚中国的特点到底是什么；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博士则以其敏锐的眼光和洞察力，发现当代中国的制度演化形成了众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要素，以及当代中国经济制度创新在企业制度、财富的社会结构以及政府角色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世界史意义，认为中国正在进行着的划时代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完全可以成为中国经济学原创性发展的源泉，具有独特意义的当代中国经济变革所包含的历史原创性必然催生具有思想原创性的经济学说；复旦大学法学院的张乃根教授通过许多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切入点都在法理学上而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是在长期没有健全的法律体系下进行的事实，提醒我们在讨论新的政治经济学时应该对这一特点加以关注；另外，伦敦大学的卢荻教授回答了传统的比较经济学所无法回答的问题“全球化对于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的逻辑要求是同一化还是多元化”，复旦大学的韦森教授对近年来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进行了评价并对制度的产生及其在市场中的作用给出了博弈论的解释，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盛洪教授对走向新的政治经济学的谈了自己的观点，安徽大学的荣兆梓教授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适用的，北京师范大学的史培军教授提出“管理地球、实现地球健康从而实现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也应该成为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会议中的几个点评非常精彩，张曙光教授认为从解释中国的实践出发提出问题对于走向新的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建立新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是可能的，但是应该先研究问题后建立理论体系而不是相反；茅于轼先生的提问发人深思：中国人并不笨，但是为什么对世界的科技进步没有巨大的贡献？他认为原因在于缺乏学术和思想自由，而时代已经到了要改变这个状态的时候了；张军教授最后总结说，经过两天的讨论，一种实证的政治经济学似乎正在形成，而这正是新政治经济学所要追求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