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24日下午1:30，伦敦大学卢荻教授以《中国经济变革前瞻 ——“新常态”，还是“黄金时代模式”？》为题，在经济学院710会议室，就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形势做了一场精彩演讲。
卢荻教授首先对当前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提出质疑，认为“新常态”的论断缺乏现实性，在此基础上制定的决策导向对于消除金融-债务风险和维持长期经济增长的合理性令人生疑。
卢荻教授对建立在“新常态”概念之上的决策导向进行归纳，指出“新常态”的第一个论题是：中国经济的金融-债务风险，根源不在于经济金融化和投机化，而是生产性部门本身的增长动力衰减。但是，在卢荻教授看来，这种看法并不符合中国现实。以工业作为生产性部门的代表，自上世纪末以来的十多年间利润率其实是趋于上升的，并没有呈现工业利润率严重下降的趋势。当前的金融泡沫和风险，是源于金融部门本身的缺陷，不是源于生产性部门的衰退，前者甚至还透过经济金融化趋势对生产性部门产生负面影响。
卢荻教授指出，“新常态”的第二个论题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衰减，其首要根源是“人口红利”的渐趋消失。卢荻教授认为，这种看法同样也不符合事实。中国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是劳动生产率快速提升而非劳动力增长，而劳动生产率提升主要归因于技术进步，而非人口因素。
卢荻教授认为，投资快速增长和投资率的节节上升是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资本深化的经济增长不仅促成了快速的劳动生产率提升，而且还促成了社会消费水平的快速提升。卢荻教授认为，相对于劳动密集增长路径而言，资本深化增长路径对于消费增长并非不利，反而是有利。资本深化和劳动生产率提升，使得实际工资水平出现大幅度攀升。自19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其实呈现出一个良好局面：产出和生产率、消费和投资、就业和工资，同时快速增长，而且都是前所未有的快速。这种局面与“新常态”的判断可说是大相径庭。
卢荻教授指出，中国当前这种生产率和工资、投资和消费同时快速增长，恰恰是1950-1970年代先进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的关键是一系列结构-体制条件促进了投资增长。在中国，促进投资增长的关键体制因素，是国家在经济决策中的主导地位。国家财政投向基础设施、银行、科技领域等，而其中国有企业占有特殊位置。今天的国有企业绝大多数是资本密集、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国企在经济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从1998年开始强劲回升，并从2006年起超过了之前的最高水平。世界五百强的中国企业中，绝大多数都是国有企业。这种情况显然有悖于与“新常态”相关的第三个论题，即所谓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拖累了整体生产性部门。
综合上述理由，卢荻教授认为，自19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走向“黄金时代模式”的趋势，而不是所谓的“新常态”。
在此基础上，卢荻教授进一步指出，对中国经济形势的误判造成了一系列的严重后果，促成经济的金融化和投机化，以至于形成泡沫和系统风险。金融化、投机化的集中表现是房地产泡沫。如果消化债务风险的措施以及相应的政策建立在“新常态”概念之上，那对应的调整政策就将在根本上削弱中国经济走向“黄金时代模式”的可能性。将投机泡沫归咎于生产部门的发展衰减，让政策导向偏于压缩生产性投资、削减工资增长等等，这些都是与走向“黄金时代模式”背道而驰。
张军教授对当前中国发展模式接近“黄金时代模式”的观点有所保留，认为在过去20年中，中国工业化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产业集群以及与全球产业链的对接，往往是那些能够较好地对接全球产业链的企业顺利发展起来了，而这些企业当中多数是并不是大型国企，而是那些中小型企业，这与卢荻教授所言的“黄金时代模式”有所差距。另外，张军教授还对中国经济数据问题作了简要评述。
（撰稿人：陈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