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23日，第10期RICE-CCES公共政策讲座“Overview of China’s Electric Power Sector”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805会议室顺利举行。美国著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匹兹堡大学Thomas G. Rawski教授在会上报告了他关于中国电力部门的最新研究成果，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主持了会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陈诗一教授等数十位来自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的专家学者及来自周边高校的学子参与了讨论。
张 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在讲座开始,张军教授回顾了自己与Rawski教授的学术交往经历。他提到恰好在五年前，即2011年5月，Rawski教授应邀访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并在汇丰讲堂主讲“长期视角下的中国经济变革”。张军教授认为，Rawski教授对于中国经济，特别是中国国有部门的研究成果显著，并已经深刻影响了中国高层的有关决策。张军教授了解到，Rawski教授最近几年致力于研究中国的电力部门，去年Rawski教授连续访问了中国的多座电厂，并与电力部门的监管端、运营端，以及研究端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交流。张军相信Rawski教授对于中国电力部门的研究成果将会对有关领域的改革起到提纲挈领的重要作用。
Thomas G. Rawski 匹兹堡大学教授
Rawski教授开门见山地指出，首先，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的有效表现是电能需求的增长。其次，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日益依赖电能的有效匹配，而电力匹配的地理失衡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威胁。但是现在，中国发电企业的相对低利润则表明体制中存在大规模的无效率问题。由此，一套精简且高效的电力系统才真正具备为中国的企业与家庭提供低廉能源的能力，而这应当成为中国重要的政策目标。
中国电力部门面临严峻的金融隐患，改革势在必行。Rawski教授认为，发电企业的金融压力来自于四个方面。首先，发电企业面临环境问题的压力。再者，在中国，容易间断的风能和太阳能电力实际上推升了电网运营商和后备电力企业（以煤电为主）的成本压力。第三，旨在减少高峰期电力需求的管理手段，很可能进一步减少发电企业发电时间。最后，中国央行的升息计划，如果贯彻执行，很可能会抬高借款利率，由此导致成本增加，这对于负债累累的发电企业将会是沉重一击。
因此，电力体制改革是中国的最优选择。Rawski教授认为中国应充分调动各类资源，围绕电力生产和配送问题，努力创造一个高效且低成本的体制，如此才真正与中国在电力部门已经取得的诸多成就和技术进步相得益彰。
金 煜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
最后，在讨论环节，关于中美电力系统比较，金煜教授提问认为，中美两国所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也许很难比较这两个国家电力行业的盈利率。对此，Rawski教授认为，其一，现盈利率指标上的中美比较表现出了相同模式。进一步，由于销售利润率装置成本没有关系，而这一指标却同样显示出中国的电力行业盈利率过低，所以Rawski教授认为发展中国家新投资的装置成本高不能解释这种低盈利率。
王永钦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绿庭新兴金融业态研究中心主任
关于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效果，王永钦教授提问，中国政府对于对GDP的管理是否也是一种宏观调控手段，目的在于来协调市场的预期，这可能有点像美联储的预期管理？Rawski教授认为，中国政府实际上对GDP进行了管理，这会通过影响市场的预期而影响经济发展；不过，这也会造成信号的紊乱和资源的误配。
关于中国的制度成本，Rawski教授在报告中指出，与美国相比，中国电力企业拥有更多的经理人。Rawski教授解释认为，一种情况是，这些经理人在努力工作，且工作的内容是与各种制度扭曲进行讨价还价，这证实了中国制度环境的复杂性，经理人的相对数量实际上可以作为中国制度成本的指标。石烁补充认为存在第二种情况，即“闲散”经理人实际上却具有丰富的社会资源支持，电力企业通过雇佣这些“闲散”员工，实际上获得了其背后的社会资源；这样的“闲散”，与1978年之前公有制企业因缺乏有效激励而导致的偷懒是不同的。
（撰稿人：石烁 唐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