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讲座第17期】耕地保护考核的意义和限度

  • 发布时间:2017年11月03日浏览次数:

2017年11月2日,第17期RICE-CCES公共政策讲座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805会议室成功举行。本次讲座由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RICE)和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CCES)联合举办。来自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府管理系的田传浩副教授做了题为“耕地保护考核的意义和限度”的主旨演讲。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章元教授,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伟林教授,以及复旦大学绿庭新兴金融业太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王永钦教授做精彩点评。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章奇副教授主持,来自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以及其他单位的老师和同学共同参与了本次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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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传浩副教授提出了两个假说,并用统计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

假说一:耕地考核权重的增加,耕地保护考核指标的完成应该更好。

许多省市在2006年之后,将耕地保护纳入了政府官员的目标考核中,这些省市的耕地保护理应做得更好。田传浩副教授以2006年后将耕地保护纳入考核指标的省市为实验组,没有纳入考核指标的省市为控制组,进行了数据收集和检验,但实证检验的结果却显示假说一不成立。即在多任务干部考核下,由于经济增长与耕地保护的冲突,总体而言,首先实施耕地保护考核的城市与其他城市相比,耕地面积并没有相对上升,甚至在2008年还下降了,并且在耕地保护纳入考核后,耕地保护绩效相对较差的城市,其经济绩效明显优于耕地保护绩效相对较好的城市。

假说二:晋升激励更强的官员,会优先完成权重更大的考核指标。

一般而言,官员晋升激励越强,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就会越好,但耕地保护相对较差。田传浩副教授将54岁作为官员晋升意愿的临界点,设置官员晋升激励的虚拟变量,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验证了假说二的正确性,即政治激励更弱的领导干部(大于54岁的领导干部)在耕地保护方面做的更好,可能的解释是因为他们不再需要通过做强GDP来获取晋升。

田传浩副教授的研究的政策含义在于:对于政府官员的提拔来说,“搞好经济”的能力比“搞好耕地保护”的能力更为重要,为晋升而努力的官员会在指标间进行权衡。此外,多任务考核并不是提升干部工作激励的关键。更关键的是,提升公共服务供给在干部晋升中的重要性,改进公共服务供给考核的科学性,增加耕地保护考核成绩的应用,可以有效改善地方政府激励结构。

在随后的点评环节中,章元教授、周伟林教授以及王永钦教授对于田传浩副教授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提出了相应问题和意见。章元教授对于官员晋升激励拐点的设定为什么是54岁以及耕地保护的具体实施方法和责任归属提出了更进一步的思考

周伟林教授充分肯定了田传浩副教授这项研究成果的公共政策价值,并提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于耕地保护存在的宏观总量控制与地方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同取向。

王永钦教授提出改进DID方法进行实证研究,以使研究结论更具说服力。田传浩副教授针对这些问题和建议,作了详细的回答和解释。

在场的师生也积极提问并展开讨论,并表示在本次讲座中获益匪浅。对于耕地保护以及政府官员的考核、激励制度都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撰稿:叶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