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12日晚，第18期RICE-CCES沙龙系列讲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化解过剩产能”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205报告厅隆重举行。
鞠高升 助理教授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本次沙龙由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RICE）和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CCES）联合举办。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中组部“青年拔尖人才”陈斌开教授做主旨演讲。绿庭新兴金融业态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王永钦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葛劲峰助理教授做点评发言，会议由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鞠高升助理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伟林教授，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经济系主任张晖明教授，以及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章奇副教授参与了讨论。
一、 陈斌开：化解过剩产能需要公平市场环境
陈斌开 教授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中组部“青年拔尖人才”
当前，产能过剩问题令中国在全球市场上进行着“奇怪的交易”。陈教授指出，特别是对于钢铁、煤炭、有色金属等部分商品，中国真实产能占世界需求非常大的一部分；虽然生产这些商品占用大量资源，把污染留在中国，同时廉价产品出口国外，但是中国企业却遭到反倾销，国际上也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为理清其中机制，陈教授及团队调研政府与企业，并结合微观数据，从四个方面展开探讨。
1. 无论是从短期看，还是参考国际经验，去产能都是结构转型的必然要求。中国宏观通缩压力下，煤炭、钢铁、有色金属、非金属矿（含矿石采选）等行业2015年PPI平均下降10.4%，构成了总体PPI近一半跌幅。同时，这些行业的利润也出现了大幅下降，以及亏损面大幅抬升的情况。另外，从英美日德韩等国长期经验看，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制造业增加值比重下降是规律，但是相较而言，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仍然偏高，因此，去产能也符合经济结构转型的趋势。
2. 非公平“市场”去产能阻碍较大。在正常的市场机制下，产能过剩时就会有企业陆续退出，产能因此有所下降，市场恢复均衡。而在中国，为什么中国企业退出困难？首先，国有企业即便亏损也要肩负保就业的社会责任，因此退出困难，但政府持续“输血”会诱发道德风险。第二，在非公有企业中，大型企业往往也是地方经济增长贡献大户，因此同样退出困难。第三，中小民营企业通过降低环保成本，构成了新的利润空间，因此不愿退出。总之，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无论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在其中各有优势，各取所需，产能过剩与企业退出不构成必然联系，可见如此“市场”去产能有较大阻碍。
3. 政府去产能有效果，但会诱发政策风险。第一，地方政府为完成“去产能”任务，往往基于以易操作性和对本地经济影响更小为导向，而更少考虑效率因素，从而无法真正淘汰低效率企业，甚至阻碍产业转型升级。第二，财政奖补资金可能导致逆向选择，诱使低效企业延迟退出。第三，在去产能任务一刀切的情况下，部分地方政府为完成任务，不得不强令在环保、质量、安全等方面都达标的企业退出市场，这将造成巨大的资产损失。
4. 去产能政策应以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核心。首先，大力推动政策性负担剥离，以化解产能过剩为契机推动国有企业改革，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推动国有企业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型。第二，以化解产能过剩为契机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去产能”行业GDP减速不纳入考核指标。以化解产能过剩为契机推动环保、安全、质量立法，提高相关部门执法能力，对地方政府主要官员和环保等部门进行双向问责制度。
二、 王永钦：应充分利用资源，将资产转化为资本
王永钦 教授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绿庭新兴金融业态研究中心主任
在点评环节，王永钦教授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认为，中国的市场制度并不健全，特别是地方政府倾向保护国企。考虑到中国式分权以及地方政府的资源竞争，可以说，如果地方政府在GDP竞争中失利，则其所辖的各种企业都可能成为僵尸企业，这会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而中国地方政府控制土地的制度和地方政府的影子银行活动造成的软预算约束问题使得地方政府有资源来支持低效率的企业和过剩产能。这需要改变地方政府的职能和改变财政和金融体系中的软预算约束。
中国已经从基于投资的增长阶段逐渐过渡到基于创新的发展阶段， 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将增长函数中的资本(K)和人力资本（A）做大。在做大资本方面，（农村）土地是沉睡的资产，因此需要土地改革将土地资本化，激发经济活力。中国的僵尸企业愈演愈烈，使得大量的资源浪费在城市部门，而在农村部门，特别是农村的土地的产权没有明确界定，更无法交易，因而农民没有资产收入，这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也造成内需不足和产能过剩）。推进土地改革，明确土地产权，可以将城市过剩投资吸引到农村；广大农民有了资本，就更可能去创业，激发的增长潜能。在增加A方面，需要加强教育，尤其是农村地地区的教育，以迎接基于创新的发展阶段。
三、 葛劲峰：服务业产能不足更值得警惕
葛劲峰 助理教授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
葛劲峰助理教授从政府财政约束和产业结构的角度认为，首先，对中国而言，产能过剩不是新鲜事，但今天的问题与债务风险和金融风险紧密联系。需要看到，2008年金融危机后“四万亿”刺激政策的出台，使得政府冲破了预算硬约束，地方可以用土地抵押，引入金融资源，用来维持低效率的企业或者基础设施。而清偿时，这些项目没有充足的现金流，政府就只能用税来换给金融部门。因此，重建中国金融和地方政府财政约束之间的秩序，至关重要。第二，中国服务业产能不足，发展滞后，更值得警惕。中国制造业大，服务业小。特别是以教育和医疗为代表的公共品，以及研发和物流等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服务产品，都是供给不足。在钢铁、煤炭等行业去产能的同时，服务业改革与增产能也应当尽早提上日程。
四、 张晖明：应注意产能过剩的累进过程
张晖明 教授 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经济系主任
张晖明教授从政府职能，特别是产能过剩累进过程的角度认为，首先，产能过剩的问题再次出现，说明政府配置资源的治理结构没能有效改变。
第二，讨论产能过剩问题要注意其累进过程。实际上，在传统产业领域，比如钢铁、煤炭这类行业，是国企占位在先，构成了产能的主体，随后民企涌入，引发了过剩。这个过程的背后，一是地方政府追求GDP增长而采取鼓励态度，二是这类行业有不当定价和超额利润，后来企业仍有利可图。在新兴产业领域，比如太阳能、风能新能源产业部门，是民营企业占位在先，以江西新余赛维LDK和无锡尚德为代表。2008全球金融危机后，与4万亿扩大内需措施相关，由政府主导的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大量涌入而出现过剩。两类过剩累积形成都与投资体制有关，与软预算约束体制相关。
第三，当前去产能是治标，而治本还是要全面深化改革，理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际上，行政命令去产能，却是越减越多。这说明当务之急是全面深化改革，理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特别是让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才能达到治本的目的。
五、 章奇：去产能和产权保护要一致
章 奇 副教授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章奇副教授首先分析了历次去产能的背景，与今天相比，1998年前后的去产能显得轻松，这得益于当时的内外部环境。但即使是当时，去产能和企业产权保护之间的矛盾就已经开始显现。这种矛盾在当前去产能运动显得尤为突出。2017年9月末，中央刚刚发文提出保护企业家精神，保护产权，但依靠行政命令一刀切去产能，这不可避免地会对企业产权安全造成很大的影响，甚至是非常负面的影响。如何兼顾两者，这是一个需要仔细斟酌的问题。不要在这个问题上面发出矛盾和错误的信号。另外，当前去产能是中央政府强势推动的，地方政府执行激励并不充足，同时去产能后，价格上涨是否就意味着企业恢复了活力，是否就提高了效率，还存在疑问。从这个角度讲，中央政府在去产能政策上的最终目标还需要进一步澄清。
六、 互动环节
在互动环节，观众与陈教授关于去产能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政府职能定位等话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关于长期影响，陈教授回应认为，去产能政策是一系列政策总和，对未来的影响，他的研究难以给出明确答案。结合调研走访获得的反馈，陈教授认为，目前地方执行去产能政策，面临巨大的困境。从长期的角度，中国的增长潜力仍是巨大的，但激发经济活力，需要让资源有效配置起来。
关于去产能与政府职能的关系，陈教授认为，在产能过剩问题中，政府越位和缺位并存。关键还在于没有形成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这应当是未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着力点。
撰稿人：石 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