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16日，第16期RICE-CCES公共政策讲座“Can middle income economies find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th in the context of the growing dominance of service industries?”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714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讲座由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RICE）和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CCES）联合举办。南非国家规划委员会经济学家Miriam Altman博士报告了她关于中等收入经济体在服务业崛起背景下如何走出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最新研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做了精彩点评，部分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也一同参与了讨论。会议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李丹副教授主持。
01 南非：中等收入、增长缓慢与高失业率
Altman博士提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主要挑战集中表现为“增长引擎”部门和实际新增就业并不匹配：实际上，新增就业出现在增速缓慢的服务业上；同时，技术进步让“增长引擎”部门的资本装备率迅速提升，也抑制了该部门就业的增长。Altman博士以南非为例，认为南非与中国同为中等收入经济体，但是由于经济体量的差异，南非面临的挑战跟中国不完全相同。特别是，南非工业主要集中在原材料矿产出口，面临资源的诅咒；同时，并且当前失业率高达25%。
02 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产业转型、就业扶持及减贫
Altman博士先从数据上展示中等收入经济体劳动力收入的两极化，即高收入和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份额在增长而中等收入人群的份额在下降。同时展示的还有大量国家劳动力收入份额占国民经济总量比重在下降。Altman博士进而提出中等收入经济体实现全民共享繁荣的关键困难在于能否同时实现提升价值链、实现劳动力跨部门跨区域转移和实现真实工资持续均匀上升。而在产业发展过程中，数据表明制造业的劳动雇佣占比在下降，新增就业与刺激增长的鸿沟也越来越大。中等收入经济体迈入下一阶段的关键因素是全要素生产率(TPF)，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高收入，但同时也会减少经济增长中劳动的份额。
03 “鲍莫尔成本病”与产业政策
“鲍莫尔成本病”(Baumol cost disease)起因于生产率增长缓慢部门（如服务业理发等）。服务业部门实际工资增长并非依据该部门增长率反而是参考全社会全要素增长率来增长。Altman博士用中国1980-2004数据展示了鲍莫尔成本病。随着工业生产部门的雇佣量持续下降，大量新增就业岗位集中在生产率增长缓慢的服务业，两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差异扩大，鲍莫尔成本病使得服务业对经济增长驱动不足也更加严重，这将会侵害长期可持续发展路径。Altman博士进一步认为，金融化已经成为了资源诅咒新形式，同时基于信息、通信和技术(ICT)的数字化对就业的影响也值得深思。
产业政策、收入分配不平等以及如何增进联系新增就业和生产率高部门都需要重新考虑。Altman博士建议，在微观和宏观上都需要特别审慎的政策考虑以应对“鲍莫尔成本病”，重点刺激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以实现“使用劳动的生产率进步”。
04 讨论
李丹认为，Altman博士可能低估了服务业在收入分配上的作用。现代服务业创造大量就业，由此新增劳动力可以获得体面的收入，避免贫困。Altman博士认为，即便如此，服务业的低增速仍然是值得中等收入经济体警惕的问题。
石烁认为，Altman博士强调中等收入经济体对经济增长实施积极的干预政策，但似乎忽视了市场的力量。Altman博士认为，市场带来的增长对一定阶段的经济体是有意义的，但是对于中等收入经济体而言，如果放任目前的状态，则在市场法则的支配下，高增长部门将迅速转移到其它经济体，这使得中等收入经济体错失增长的机会；关键在于及时实施有效政策，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就业与增长的协调。
撰稿人：刘晓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