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税改，影响全球。2017年12月14日晚，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RICE）联手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CCES）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801会议室共同主办第21期RICE-CCES沙龙，主题为：“美国税改的影响有多大？”
本期沙龙邀请了学界和业界的四位专家主讲。包括上海财经大学公共财政研究院副院长范子英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田素华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系主任金煜副教授以及德勤中国税务及商务咨询合伙人蒋琳琦先生。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点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晖明教授、封进教授、周伟林教授参加了讨论。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晏副教授主持。沙龙现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
一、
范子英：中美税制差异—兼谈对特朗普减税的理解
范子英教授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财政研究院副院长
范子英教授从中美税制差异的角度分析了特朗普减税对中国的影响。第一，范教授批评了“中国企业税负过重论”。他认为，该观点往往以世界银行相关报告为依据。但世行报告将社保费用完全视为中国企业税赋的做法是不对的，同时也没有考虑增值税，因此该报告不足为凭。第二，虽然中国近年宏观税负占GDP比重有所下降，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在世界范围也属于中间水平，但是中国税收的70%是间接税，而总税收收入中的90%来自于企业。这可能是企业界感到“税负之痛”的根源。第三，从税种结构上讲，中国税收的70%是流转税，对企业部门的主要就是增值税。增值税对企业盈利不敏感，但对于产品价格过于敏感，这会恶化企业在行业间以及价值链各部分上的收入分配。第四，中国的税务征管是弹性的，约一半的企业不交所得税，而一旦中央实施减税，地方政府会加强征管力度抵消减税作用，很可能出现“税减了，费增了”的状况。第五，企业所得税并不占美国税收的关键部分，因此降低企业所得税对美国财政收入影响有限，但是中国税收中企业部门贡献最大，对此减税应当十分慎重。最后，范教授认为，面对特朗普减税，中国的核心对策是提高中国税制的国际竞争力。在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财税改革方向上，中国应采取结构性减税的策略，实现“增减挂钩”，并且对个人所得税和房产税进行妥善调整，加强税务征管。
二、
蒋琳琦：解析美国税改要点与影响
蒋琳琦
中国税务及商务咨询合伙人
蒋琳琦先生着重解读了美国税改的要点与影响。他认为，美国税改有三大看点：一看企业所得税，可能采用21%的税率并取消替代性最低税，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吸引力。资本支出费用化将促进美国企业加快投资，而对利息费用列支的限制则引导企业融资行为和资金走向。二看国际税收，从全球征税向属地征税偏转（如参股免税）。这将改变全球税收版图和美资的投资布局，促进美国海外资金回归。对境外知识产权的所得调整征税，可能促使美资的知识产权转回本土。而保护税基的可能举措（如征收消费税以及CFC规则）将使跨国公司全球投资与供应链布局相应调整。三看美国的最大税种的个人所得税：简化、降低税率，同时取消和调整抵扣项目，并对遗产税进行调整，这对中产阶层的综合影响有待细节明了后评估，但对国际人才派遣与流动以及薪酬激励体系会产生多重影响。降低遗产税对高净值人群移民美国产生激励作用。对于美国税改的综合影响，蒋琳琦认为，从美国中小企业的状况看对之会有较大激励效果。由于美国GDP增长强劲，CPI回到健康区间，劳动力市场接近充分就业，对于其赤字和财政可持续性应该不会到目前舆论担心的程度。对中国则是“近忧尚可，重视远虑”。在华美资的企业所得税有效税负仍有优势。从美资企业全球经济数据来推测，压力更大的可能是爱尔兰和荷兰等国。从跨国公司全球布局和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看，外加中国外汇管制现状，短期对中国的冲击有限。但美国税改势必引发全球竞争加剧。中国应从开放经济条件下大国经济的视角出发，既要避免将国家竞争力与税制的竞争看成囚徒的困境，更要把握好资本流动背景下外汇管制尺度，立足长远优化整体税制和改善税收环境，营造更友好的营商环境，持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来释放制度性利好以保持长期的国际竞争力。
三、
金煜：货币科学、财政炼金术和税收巫毒术
金煜副教授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系主任
金煜副教授从宏观和金融的角度分析了特朗普减税。他将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减税计划比作没有科学根据的巫毒术，并提出了他对于这次减税的质疑：通过减税，资本和投资是否会回流美国，就业是否会增加，企业、制造业是否会复兴，以及美国是否会出现财政和贸易两方面的赤字。金煜指出，在美国经济正逐步回到正轨的过程中，此时推出财政刺激政策的乘数效应是有限的，因此对美国经济的正面作用不强。他还以美国历史上里根政府的减税政策和日本因此遭遇的经济泡沫破裂作为类比，指出了美国减税对于其他国家的潜在风险。此外，针对中国的政策应对，他认为政府应增加税收基础，完善税收结构和管理，放松货币政策，增加对私人企业的流动性，同时对金融部门进行更加严格、审慎的监管。
四、
田素华：特朗普减税的均衡约束与全球影响
田素华教授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田素华教授分析了特朗普减税的均衡约束与全球影响。田教授首先从劳动要素供给约束的角度，指出美国目前的就业情况已接近充分就业水平，并且面临通货膨胀压力，因此，减税不一定能够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其次，美国必须考虑减税与最优税率之间的平衡，财政开支的平衡，与货币政策的平衡，与市场机制的平衡以及政治包容的平衡，减税很可能打破这“五大平衡”，导致政府对经济的失控。此后，田教授也指出了减税政策的积极面，其中包括减税降低企业成本所带来的产业技术革命，减税能够吸引企业和高端劳动要素进入美国等。至于美国减税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田教授认为有以下几点：美国供给能力扩大后的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美元升值和全球经济秩序变革受到阻滞。最后，田教授建议中国应加强资本流动管理，增强中国经济的全球区位优势，并且大力发展美国以外的市场。
五、
张军：理解美国税改的经济史维度
张军教授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专题报告结束后，张军教授做深入点评，他指出应从经济史维度出发理解美国税改的动机、前景与影响。第一，从长期看，特朗普减税对美国经济有复杂影响。减税是共和党的政策传统，但是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减税，原因是为了解决当时的“滞涨”问题。然而，当前美国经济正处于复苏阶段，劳动力接近充分就业。此时减税很可能导致美国联邦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并抬高实际利率，加大通胀压力。第二，从短期看，减税会促进资本、高技术人才和知识产权回流美国，这意味着美国本土将形成生产要素数量增加、种类丰富的新局面，这对美国经济必然带来复杂的影响。第三，从全球看，美国减税会改变全球资本配置格局。特别对于新兴市场，它们往往严重依赖某些特定发达国家的资本，减税会导致美国资本从这些国家流出。第四，全球资本重新配置对中国影响有限。因为中国仍然采取资本管制措施，所以实际上全球资本流动对中国不会造成严重冲击。第五，中国税制与当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高度相关，应慎重考虑税制结构转型。早期工业化阶段，亚洲代表性经济体以间接税为主，提高了要素配置效率，激发了经济增长潜力。中国的增值税与分税制充分调动了基层政府招商引资的积极性，而且有助于实现国有土地的有效使用。另外，中国出台房产税也面临“双重征税”的质疑，需解决法律障碍。因此，短时间内转变中国间接税制并非易事，也并非必要的。最后，张军教授强调，减税并非吸引资本的唯一手段，中国应贯彻新发展理念，切实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积极协调供给侧与需求侧以实现两者平衡，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大力建设包括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内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从而全面增强经济活力、抗风险能力以及资本吸引力。
六、
讨论
张晖明教授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在讨论阶段，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晖明教授认为，第一，从大视野看，减税只是特朗普政策组合的一个手段。第二，目前来看，减税将鼓励资本、人才和知识产权回归美国，促使美国本土形成较完整的产业链。第三，对中国近期影响有限。但是考虑到人民币波动与中国外汇储备的可调动程度，长期影响不可小觑。
在场专家与观众还就经济学的发展现状、中国模式等话题进行了探讨。
撰稿人：石烁、叶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