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4日，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CCES）“资源错配”专题讨论会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成功举办，本次研讨会由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CCES）主办。来自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杜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以及复旦大学的七位学者针对中国资源错配问题报告了最新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关注的领域涉及经济增长、空间经济、环境经济以及城市经济等。研讨会上午由CCES朱智豪教授，下午场由CCES奚锡灿助理教授主持，众多来自复旦大学、法国克莱蒙-费朗一大、西澳大利亚大学以及上海各知名高校的专家学者及学生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一、 王平：生产灵活性、错配与全要素生产率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王平教授的题目是“Production Flexibility,Misallocation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经济学文献将各类生产要素在微观层面的互动程度定义为生产灵活性，而管理学文献将其定义为灵活制造系统（FMS）。研究的主要问题是，生产灵活性（灵活制造系统）在解释配置效率的宏观结果方面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王教授认为“灵活性”是理解现代化生产活动的全新切入点。王教授力图通过模型将高水平制造灵活性与企业生产前的设计能力联系起来，他认为高水平灵活性使得企业能够利用生产要素的互动关系，从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王教授的核心结论是，一切种类的扭曲和摩擦都不利于改善分行业（以及加总）全要素生产率（TFP），即使不考虑边际产出分配条件，这一结论也仍然成立。据此，他指出，资源错配损害行业绩效的一个重要渠道正是完全被忽略的技术摩擦或扭曲。灵活性对于解释技术扭曲作陪效应至关重要。由此，研究的政策含义是，首先，直接要素补贴往往作为抗衡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最优政策工具，但技术错配的重要性可能对直接要素补贴的效果提出了深刻质疑；其次，针对具体企业灵活生产的补贴应当列入政策选择之中。
二、 奚锡灿：中国的错配、农场规模与农药化肥使用
复旦大学奚锡灿博士的题目是“Too Much of a Good Thing: Misallocation,Farm Size and Agricultural Chemical Use in China”。奚博士发现，与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对农药化肥的使用力度非常大，以全球9%的耕地承受了全球30%的农药化肥。农药化肥的过度使用给中国造成了严重污染，中国政府提出2020年以前不再实用更多的农药化肥。中国过度使用农药化肥的经济学解释是什么？他的研究力图从农场规模小来回答这一问题。奚博士构建了一个简单的两部门模型，并假设工人有不同的农业能力，同时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造成了错配。奚老师使用中国农村家庭面板调查（CRHPS 2015）数据来校准模型参数，并且测度了政策扭曲对于农药化肥使用的作用。研究发现，首先，从定量角度看，农场规模小是农药化肥过度使用的重要原因；其次，政策扭曲导致产出减少和农药化肥过度使用；最后，在发展中国家，补贴并不是解决农业生产率问题的终极手段。
三、 陆铭：在规模经济下的空间错配
上海交通大学陆铭教授的题目是“Spatial Misallocation under ScaleEconomy: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Using Land Quota as Place-based Policy inChina”。陆铭教授关注的问题是中国内陆省份与沿海省份的TFP收敛现象是否意味着资源错配的缓和？考虑到中国对土地在省际间和区域间进行指标分配，陆教授认为在规模经济的条件下，区域间TFP的收敛并不必然表明资源错配缓和了。陆教授与合作者对规模经济条件下的空间错配构造了模型。结论表明，首先，中国东部-内陆省份间TFP的收敛与空间错配有关，即资源被配置到TFP较低的省份；其次，在土地供应份额受限的省份，产出增速也在下降；最后，在中国东部，土地供应少并且土地价格高的情况损害了总产出，并增加了工资成本，进而减少了TFP，从结果上制造了TFP收敛的现象。
四、 徐熠：降税与企业研发
美国杜克大学徐熠教授的题目是“Notching R&D Investment with CorporateIncome Tax Cuts in China”。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研发是增长的引擎，因此政府往往使用税收激励来补贴私人部门的研发活动。徐教授的研究希望定量分析税收激励是否增加了研发投资；并且，企业对研发投资的重视程度如何，换句话说就是研发活动对生产效率和盈利性的作用是怎样的；另外，研究希望探索研发活动的社会回报问题。研究以中国政府针对高科技企业实施的InnoCom税收激励项目为案例，为税收激励对研发投资、利润和其他管理支出费用化的影响提供了思考的框架。研究数据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6—2007，二是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库2008—2011，三是InnoCom计划企业名录2008—2014。研究发现，即使考虑到其他管理支出费用化问题，InnoCom项目对企业层面的生产效率和盈利能力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结论认为，一旦区分真实的研发与管理支出的费用化，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回报就显著提高，这充分肯定了中国研发投入的有效性，也同时提醒学者，在同类研究中，需要特别注意管理支出费用化对结论的误导。
五、 陈超然：经理人、金融摩擦与错配之间的合约摩擦
新加坡国立大学陈超然博士的题目是“Contracting Frictions with Managers,Financial Frictions, and Misallocation”。现有文献认为，国家间收入和TFP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可以由错配来解释。以此为动机，陈博士希望研究一种特殊的错配形式，即企业家与经理人之间的弱合约效力，也称经理人摩擦。陈博士构建了针对经理人摩擦的模型，并将测算了摩擦程度。研究利用了IPUMS-International数据。结论表明，在低收入国家，经理人摩擦非常严重；在合约效力较弱时，企业会减少经理人层级并向经理人支付更高的效率工资；研究为“经理人摩擦造成TFP严重损失”的观点提供了证据。
六、 张庆华：中国的福利成本与再配置
北京大学张庆华副教授的题目是“Welfare Costs and Reallocations: FactorMarkets and the Urban Administrative Hierarchy in China”。在过去25年，随着经济迅猛增长，中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也日渐严重。在研究中，张教授考察了两点，一是要素市场改革，二是对城市管理层级偏误的剔除；张教授特别关注二者对福利不平等、空间不平等以及中国县级层面人口分布的潜在影响。研究数据有三部分，一是2010年跨省移民数据，二是2006—2007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三是2005—2013年中国区域经济年鉴。初步分析表明，中国收入不平等的原因，一是要素市场对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的错配；二是城市行政层级的管理结构出现了偏误。
七、 唐为：中国的行政壁垒与互际管辖权错配
复旦大学唐为博士的题目是“Administrative Barriers andInter-Jurisdictional Misallocation in China”。在现有文献中，Hsieh and Klenow（2009）使用资本、劳动的边际产出离散度作为错配的代理变量。唐博士指出，H-K方法存在局限，没有考虑大国内部距离和文化差异的重要性。唐博士的研究深入考察了行政壁垒在资源跨区域配置中的作用，力图探究我国行政区之间错配的范围和原因。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07，唐博士的研究证实了行政壁垒对行政区之间错配错配的作用。据此，唐博士指出，中国的城市化政策应注重促进要素跨行政区的自由流动，并减少行政壁垒。
在会议汇报过程中，参会师生积极提问并进行讨论，现场气氛热烈，与会者表示受益良多。
撰稿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 石烁
